行政执法风险的内涵重塑

当前,对行政执法风险的理解偏向于关注行政执法行为的违法性。行政执法风险内涵之界定需回溯到风险概念的生成之时,并透析风险概念的拓展与流变。行政执法风险意指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预期的造成人员死亡、受伤、遭受侮辱、财务损失、被投诉、引发诉讼、酿成群体事件等不利后果。行政执法风险的明晰,对行政执法研究领域的拓展、行政执法效果的自我省视与提升、行政执法裁量权的自我缩限、行政执法方式转化的自我要求都有重要的作用。     

行政执法风险控制研究——从边防检查行政执法中延伸

对国家政法各机关而言,风险的判断、预警、防控及化解是一个大课题。行政执法必须走向程式化、精细化和社会化。关注公安边检行政执法风险,不仅是对边检执法人员的行动逻辑、边检执法相对人的心理动态进行解读,更是预防和及时解决执法冲突的新思路和新起点。找到行政执法风险解决机制,行政执法风险解决策略最佳模式,不让小风险演变成大风险,个别风险演变成整体风险,局部风险演变成区域性风险。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 加强基层行政执法监督

行政执法监督一般是指行政系统内部依法实施的自我监督,是行政监督的重要内容。行政执法机构和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应该树立执政为民的观念,正确运用手中的行政执法权力,保持对行政执法过程的有效监督,切实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牢记“两个务必”,加强业务学习,努力提升政府行政执法水平和行政执法监督能力。     

有错必纠与行政行为的不可变更力

在行政执法实践中,经常有行政机关以自我纠错为由,对多年前做出的行政行为予以撤销。这对行政机关而言,是履行自我监督的职责;但对行政相对人而言,撤销早已生效的行政行为,会对其现有的生活秩序造成影响。在理论上,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与行政行为的不可变更力理论更是一对矛盾。     

试论行政裁量权自我拘束的途径

在行政裁量权的控制模式上,继立法控制模式、司法控制模式之后,行政控制模式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在全国各地也陆续进行裁量权的行政自我控制的探索。行政裁量权的自我拘束途径主要包括制定行政裁量基准,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强化行政内部监督,提升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强化伦理拘束等。     

柔性化行政执法: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制度解析与完善

传统行政执法方式与"服务型行政"要求有不少相悖之处,柔性化行政执法方式的制度尝试背后有平衡论、协商民主、替代性纠纷解决等理论支撑。在解析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制度的基础上,其制度完善可以从明确启动程序、放宽适用前提、增加协商主体、拓展协商范围以及执行和解救济等方面进行完善。     

行政法视野下的诱惑调查及其法律规制

行政诱惑调查活动广泛存在于公安、工商、城管等行政执法领域,但是立法上对此几无规定,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引发了一些混乱和质疑。应该对行政诱惑调查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属性,及其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自洽性和法理正当性进行分析,指出行政诱惑调查存在的问题和风险,提出法律规制建议。     

综合行政执法的理论界定

综合行政执法相对于分散执法而言，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产物。它是通过依法建立新的执法主体或依法授权一个原有行政机关并购相关行政执法权，实现行政执法权综合行使的一种新型行政执法体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和执法方式，综合行政执法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具有合法性和创新性，广泛性和综合性，独立性和长效性等特征。因此，界定其内涵和特征，并清晰区别与之相关概念，对我们深入研究综合行政执法，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和实践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图景与理论分析

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面临的十分紧迫的任务,文章全面回顾了这些年来我国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走过的历程,深入分析了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概念、特点、取得的实效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行政执法责任制若干问题研究

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法律制度,一经推行即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和一个崭新的课题,行政执法责任制在理论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学术界、理论界对此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但对行政执法责任制还缺乏深入细致和广泛系统的研究,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因此,在理论上对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相关问题进行必要的梳理和研究,对各地近年来的实际做法进行认真总结和归纳,对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对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概念、特征、理论基础、主要内容等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梳理后,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完善措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食药安全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实践与思考

为确保食药行政执法机关严格规范执法,检察机关通过对食药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项立案监督、运用检察建议进一步拓展监督范围、初步建立促进监督开展的若干工作机制等方式,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然存在着监督范围和手段有局限、监督规则不明确不具体、信息知情权保障不足、长效化的工作机制缺失等问题。为此,需要拓展监督范围,增强监督手段;明确监督地位,规范监督规程;整合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完善信息平台建设,夯实监督基础。     

试析康德的"先验自我"概念

"先验自我"概念是康德对近代西方哲学尤其是笛卡尔"我思"概念进行反思而得到的纯粹概念。康德通过对"经验自我"与"先验自我"的区分以及对灵魂实体的批判和对"我思"概念的纯化,将其界定为一个自行构造功能的逻辑主体,从而顺利完成了对"经验自我"以及经验世界的建构。但是"先验自我"在试图解决近代哲学矛盾的同时却陷入了新的困境。     

行政审判与社会管理创新——以公安行政诉讼为视角

我国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是规范、监督公安行政执法的主要途径,为妥善解决公安行政争议,增进当事人与公安机关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使之促进公安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以公安行政诉讼为视角,深入分析人民法院行政审判中发现公安行政执法案件存在的问题,树立能动司法,积极拓展审判职能,延伸司法服务的理念,提出实现行政审判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最佳途径。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研究述评

党的二十大报告创新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命题后,学界对此展开理论研究,形成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现有研究具有鲜明政策导向、宏大战略视野、自主理论品格、关注制度体系化主题、多学科共同研究等特征,主要内容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建设重要论述研究、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生成机理研究、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概念界定研究、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发展历史研究、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完善路径研究等。现有研究虽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基础性认识亟待统一、学理化阐释有待加强、研究主题需进一步拓展、整体性分析有待提升等方面的问题,未来必须注重用学术讲政治,把形塑概念共识置于首位,突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史研究,秉持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自觉,构建中国自主的自我革命制度知识体系。     

中国后扶贫时代中的返贫风险控制策略——基于风险源分析与人力资源开发视角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重要任务。巩固扶贫成果的关键在于防止返贫,而防止返贫的关键在于控制返贫风险。基于新中国农村扶贫的实践与政策分析,当前中国存在救济型扶贫、保障型扶贫、易地搬迁型扶贫、开发型扶贫和参与型扶贫五种扶贫模式,可以分析比较出不同扶贫模式下返贫的直接风险源和根本风险源。借助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与方法,可以从自我开发、培训开发、岗位开发、干部开发、组织开发等方面实现风险控制,为地方政府与领导干部防止返贫风险与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有效参考。     

试论行政执法中诱惑调查的有限适用

行政诱惑调查作为一种特别的调查手段,在学术界引来不菲的讨论和质疑。文中试图通过对行政诱惑调查与钓鱼执法的概念辨析和对行政诱惑调查的价值分析与选择来构建行政执法中诱惑调查有限适用的基本设想。     

关于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问题的几点思考

应对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隐患,必须消除体制漏洞,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及深度,加强对企业和生产者的管理,同时,学校、家长应正确引导孩子加强食品安全方面的自我保护意识,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困境与路径探索——基于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试点经验的分析

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简称"两法衔接"),强化对行政执法活动的外部监督,对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存在立法规定不完善、缺乏牵头责任主体、专业知识垄断等困境。为解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的问题,应从立法层面、工作机制和技术层面进行完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沿革综述与制度展望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通过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沿革进行回顾，通过对检察院职能的梳理提出回到“两法”衔接本身解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检察院职能问题，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进行反思—重构理论基础，采取有限的刑事优先原则、加强程序设计、优化证据转化、完善立法及其他程序，最后对各领域出现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地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会议联席制度和数据平台建设、典型案例库建设以及公安机关先行介入问题提出分析和展望。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修改决定的“快速办理”理解与适用分析

从行政执法习惯的角度来看,越是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就越具有适用的优先性,新颁布的《公安部关于修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决定》就偏重于较为具体、可操作性强的行政执法实施规定,尤其是新增"快速办理"的性质定位和适用范围,符合当前基层公安工作的实际需要,将会对公安机关行政执法办案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对"快速办理"相关条款的适用过程中,亟须解决好简化取证形式所面临的诉讼风险以及未明确简化审核审批内容等问题,才能更好地达到快速办理机制设立的目的,从而进一步规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程序,切实提高办案质量与执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