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公开与被动公开关系探析

从普遍认为的加大主动公开可以降低依申请公开数量这一命题出发,论证了该命题在特定条件下是成立的,即加大应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和经常被申请政府信息的主动公开对降低依申请公开数量是有帮助的;而加大节选式的主动公开以及忽视主动公开质方面的提升并不会降低依申请公开数量。为此,提出应遵从可到达、可找到、相关性、可理解性、免费、更新及时性六大原则提升主动公开信息的质量,从而真正减轻政府部门依申请公开数量。     

巡警实施身份证盘查的实践与思考

巡警依法实施身份证盘查是新形势下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需要;是加强城市管理的需要;是提高处警质量的需要。文章分析了制约巡警实施身份证盘查的因素,并提出了解决思路。     

美国盘查制度研究

盘查是针对不确定的人或车辆进行的拦截、盘问与检查。美国盘查制度采取双重立法模式,一是制定《联邦统一逮捕法》,赋予警察在合理怀疑时的盘查启动权;二是通过大量判例,形成特里规则、一目了然规则、立即可控制规则、较少隐私权期待规则、综合考量规则和最小侵害规则等盘查附带搜查的具体规则。为了约束警察的自由裁量权,将警察的盘查行为视为犯罪侦查前阶段行为,引入司法权加以规制。     

我国警察盘查的法律属性和完善路径

盘查作为一项日常的警务工作内容,对于震慑违法犯罪分子、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警察盘查属于即时强制的一种法律措施,既可以适用于行政执法程序,也可以适用于刑事侦查程序。警察在盘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公民人身、财产权利加以限制。因此,盘查启动时应避免不确定性标准的干扰、兼顾盘查效果和公民权利的有机统一、及时引入救济程序等方面完善我国警察盘查制度,从而保持警察执法效率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平衡。     

浅析我国盘查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盘查是盘问、检查的简称。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国通过立法不断规制盘查权,迄今为止盘查制度基本成型。但是全面发展地看,现行盘查制度在对于警察维护公共秩序给予了充分保障的同时,仍存在盘查启动的实体条件不尽合理和盘查界度缺乏系统规制等问题。     

由“被动”到“主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角色转换

人民群众需要理论,理论更需要人民群众.但是“理论掌握群众”并不是理论“化大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化大众”是一种主观“灌输”,人民群众只是理论灌输进程中的被动接受者,是被“化”的对象.而“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是现实的个体的人,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众者,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主体.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从以往简单的理论“灌输”回归到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世界,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作为大众化主体历史出场者的地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民生需要,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人民群众基于内心自觉自愿的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我国警察盘查制度的立法完善

警察盘查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限制与影响,需将其合理地限定在保障公共利益所必需的适度范围之内。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当场盘查和继续盘问的条件及程序规定较为粗疏,还存在证明标准不明确、重要盘查类型未予列举,盘查救济途径不通畅等问题。由于权力行使界限不明,盘查权缺乏法律依据,进而造成人权保障缺乏防护。而完善盘查法制不仅使警察盘查权行使具有正当性,能够和谐警民关系,并能有效制约权力,保障权利和自由。     

实现由“被动城镇化”向“主动城镇化”转型——湖北整体推进城镇化的典型调查

城镇化具有集聚和扩散效应,是扩大有效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一些地方政府追求短期政绩,缺乏长远规划,不惜侵害群众利益,人为造城、土地城镇化、死城鬼城、强制征地、强拆房屋等乱象频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既是湖北统筹城乡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中国语境下盘查权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近期各地公安机关开展的"扫黄打非"在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也暴露出警察执法规范层面的缺失。由于不同程度地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在批判浪潮中备受质疑,而警察盘查权就处在这风口浪尖上。盘查权的概念、特性及其法治效能决定了盘查权这一职能设计的合理性,然而,执法方式的异化却又引发了盘查权的职能缺失。在中国当下的法治语境下探析盘查权错位行使的症结所在,对症下药,限定盘查权的裁量行使范围是规范盘查权运行的必然选择。     

论警察盘查权的法律控制

盘查权是警察权的一项主要内容，它在发现、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以及查缉犯罪嫌疑人、消除治安危害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盘查权的行使又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密切相关，行使不当便有可能侵害到公民的合法权益。本文拟从警察盘查权的涵义、性质出发，针对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警察行使盘查权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要从理论基础和具体制度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制约．从而在行使盘查权的过程中实现警察盘查权与公民基本权利的“两权平衡”。     

论我国警察盘查中的类属性思维

盘查是基层警察最基本的公安业务,在具体实践中为了提高盘查效率和准确性,盘查警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使用类属性思维。由于以往研究者更多从个体的、经验的层面总结优秀警察的盘查经验,对心理学知识关注较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盘查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本文从心理学角度对盘查技术进行总结和提升,希望能从理论角度丰富盘查技术的研究,从操作角度促进盘查实战方面的推广。     

变被动为主动 变主动为乐意—文化部机关后勤工作剪影

近年来,文化部机关服务局坚持以“提高服务质量、提高管理能力、提高运转效率、降低运行成本”为指导思想,以“被动服务转向主动服务、主动服务转向乐意服务”为服务理念,加快实行管办分离,积极推动“干后勤”向“管后勤”转变,抓住落实后勤服务保障和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两条主线,改革创新,锐意进取,服务质量、保障能力、管理水平稳步提升,机关后勤工作再上新台阶。     

法治视野下我国警察盘查制度之检讨与完善

《人民警察法》首次从法律层面设定了警察盘查制度。从当下盘查实践来看,我国警察盘查制度还存在诸多突出问题。为更加有效地规范、控制警察盘查权,完善警察盘查制度,我国应当尽快修订《人民警察法》,在此基础上适时启动《盘查法》的制定,并努力从盘查权的法律性质、行使盘查权的基本原则、盘查权的启动标准、盘查的范围与深度、盘查的时限、启动继续盘问的证据条件、继续盘问的程序、盘查的司法监督与救济等环节完善我国的警察盘查制度。     

从显性到隐性:论我国盘查制度的功能

我国盘查制度除了具有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的显性功能外,还具有信息收集和秩序整治的隐性功能。盘查的隐性驱逐功能是以预警式盘查、震慑式盘查和骚扰式盘查三种方式实现的。应正视其隐性功能对我国盘查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对策。     

警察行使盘查权的法律控制

警察行使盘查权直接牵涉宪法规定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住宅权等公民基本权利。依循法治原则,我国当前盘查权的行使存在着制度缺失和行为失范两个方面的问题。盘查权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必须克服两个难点:一是行政强制与刑事侦查行为的界分,二是行使盘查权核心法律要件"合理怀疑"的相对确定化。改进和完善警察行使盘查权的路径在于:立法的精细化;告知理由、听取意见、搜查令、检察监督等程序规制的具体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等多元化法律救济途径的构建。     

民警携犬现场盘查嫌疑人的技战术研究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法治意识迅速提高,民警现场执法环境也日趋发生变化。使用警犬作为在现场盘查执法过程中辅助执法的重要手段,在预防和打击犯罪方面被广泛应用。根据公安部提出"警犬按警用装备配发"的思路,将警犬作为装备按照50:1的比例进行分配,充分利用警犬强力震慑、灵活凶猛、大胆机动的独特功能,可提高防范和打击犯罪的作用,有效维护社会治安环境。本文从技战术的角度,探讨警犬在辅助民警现场盘查时,通过站位、吠叫等配合形式展现出震慑力,可以提高警犬辅助民警现场盘查时的执法效益,规范现场盘查时使用警犬的方法。     

佛罗里达诉J.L.案——美国警察即时强制盘查的典型案例

警察实施盘查行为是警察权的主要内容之一,它在发现、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以及查缉犯罪嫌疑人、消除治安危害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盘查权的行使又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密切相关,行使不当便有可能侵害到公民的合法权益。佛罗里达案(Florida v.J.L.,529 U.S.266)发生在2000年,距特里案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作为人权保护先驱的美国,自然也不能抛弃对人权的基本保护。应该看到,对公权力扩大(美国警察权力)的实际认可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侵及至少是一部分人的基本权益,但这也仍然只在一定限度内被容忍。从这一角度来看,人权保护并没有被弃之不顾,在佛罗里达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一个匿名的举报不足以作为警察搜查他人的合法依据,本案也认定了警方滥用权力,不达执法启动标准而实施的强制盘查行为是不正当的。     

备案审查的主动与被动

正备案审查的主动审查和被动审查问题,2000年制定立法法的时候确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方式,强调被动审查而非主动审查;但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强调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有权进行主动审查。2015年中央办公厅出台工作指导性文件明确提出人大常委会要"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有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如安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观照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看，人类对自然观的选择是从被动选择到主动选择。实践证明，人类对自然观的被动选择导致了很多消极的结果，不能够真正反映人与自然的合理关系。现实呼唤人类主动选择和构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和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