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认知参照点理论的“Adj＋N”结构阐释机制研究

“Adj ＋N”复合结构是一种很常见但又很难解释的语言现象.产生困难的原因在于在这类复合结构中,形容词和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非常复杂且变幻无常,很难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阐释.国内外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探究其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排列次序等问题,从认知角度对其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的参照点模式为理论框架,对“Adj ＋N”结构的认知机制进行了探讨.认知参照点模式也适应于阐释“N＋N”结构和所有格结构等其它复合结构.     

也谈汉语的副名结构

副名结构(程度副词+名词)作为目前汉语中流行的一种语言现象,已经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专家学者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其产生的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程度副词修饰名词是有条件限制的。一般来说,那些表示程度高的副词和具有性状义的名词比较容易进入该结构,词语之间的组合从根本上说是词义之间的组合。副名结构以其简洁、生动、幽默、含蓄等独特的语用价值赢得了人们的青睐,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语言动态发展的必然。     

副词“大不了”及其词汇化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2005),现代汉语中词汇化了的“大不了”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作为副词,表示“至多也不过”;二是作为形容词,表示“了不得”.副词“大不了”可表示对极度消极结果的估计和对极高程度量级事例的凸显,且前者的主观性程度更高.跨层非短语结构“大不了”经过重新分析成为形容词“大不了”,再在足量准则的作用下经过语用推理的固化形成副词“大不了”.     

认知思维博弈及其场域演绎研究

人类竞争的法则正从“信息主导”走向“知识立法”进而“认知为王”,“适应性效率”最大化是认知进化与对抗的根本标准。人类精神的谱系由“心理—信念—理性—理论”构成,人类认知的进化区分“单智能体”与“多智能体”体现出本质类似而方法不同的特殊规律。以战争为例,敌我双方的认知对抗战法带有更为复杂的博弈特点。     

疑问代词“什么”在现代汉语感叹句中的否定用法

疑问代词“什么”在现代汉语感叹句中的否定用法有两种:一是用反问句形式表示否定意义,具体格式有“V/A+什么”、“V+什么+P”、“X+什么+X”;二是“什么+P(名词)”、“什么+VP”句式表否定意义.研究表明,感叹句中“什么”用来表示否定意义的不是否定句,而是通过一些特定的肯定式结构来表示否定的意义.这种用法是“什么”在感叹句中的主要用法之一.感叹句中反问句形式的大量出现也表明“什么”由最初的表疑问向感叹转移的轨迹.     

现代汉语程度副词研究的回顾、问题与展望

我国现代汉语程度副词本体研究主要经历了初始期、拓展期、细化期几个阶段,各阶段的研究各有侧重、各有特点;程度副词习得研究主要集中在偏误分析、个案研究和近义词辨析三个方面.进行程度副词习得研究,应注意开拓领域,更新方法.     

浅谈人类认知结构——先天认知结构与后天认知结构之我见

通过对先天认知结构存在的客观性及其基本特征的论证,肯定人类具有先天认知结构的观点,并论证了这种先天认知结构的唯物性.由此,展开对人类认知结构的深入探讨.在分析先天认知结构与后天认知结构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概括出人类无限的认知能力源于两种认知结构的结合,并论及二者在认识中的作用.     

中国公民血液捐赠的风险认知及其文化根源

阻碍中国公众血液捐赠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健康风险认知,即担心献血会“伤身”和“染病”.这种对献血的风险认知是传统血液文化、历史供血制度延续的结果.一方面,中医的血液学说成为人们解释献血伤身的理论基础,而民间的用血实践强化了血液的生命观和社会性、增添了人们对血液的敬畏；另一方面,义务献血制度由于背离了献血的自愿性和无偿性,不仅没有使公众改变传统的文化认知,反而强化了对献血“无偿”和“健康”的怀疑,而20世纪90年代中原地区不规范的血浆买卖所导致的艾滋病、乙肝等疾病的传播,更让人们“谈血色变”.传统的血液文化与既往供血制度成为人们献血健康忧虑的根源.     

认知模式的差异对“上”“下”二词使用的影响

“上”“下”二词在现代汉语中的不对称使用格局和具体用法的差异可以从认知模式的角度来解释。认知模式的差异在“上”“下”二词中体现为认知角度和认知维度的差异,“接触与离析”,“二维”与“三维”使得二词在认知难度上形成差异,“上”的认知难度低于“下”,故使用情况强于“下”。     

英汉名+名结构互译中体现的认知属性

英汉名+名结构在语言运用中相当普遍.由于其结构精炼,语义凝练,因而给人们的理解和运用产生了一定困难.通过对这种结构的英汉互译,明确了困难产生的原因,即人们一般根据其语言线性排列进行理解和运用.针对这一弊端,本文从英汉语对这种结构的互译过程中在各自的目的语中形成的各种语言形式,并结合认知规律,探索了这种结构形式下潜藏的认知规律,即范畴层次性、认知隐喻性、背景目标认知序列性、路径图式的意象性.通过英汉跨文化互译对这种结构进行了非穷尽性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摆脱其形式的束缚,捕捉其语义的脉搏,因而在跨文化的语境下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这种语言组合形式.     

歧义结构解析

歧义结构又称同形结构 ,“同形”和“歧义”是其内核。具体说 ,同形之“形”者 ,指仅认可文字形式 ,不考虑其语音形式 ;同形之“同”者 ,需辨析伪同形、准同形和真同形的几种情形 ,认可真同形 ;歧义之“义”者 ,要求是真实的认知意义 ;歧义之“歧”者 ,指一个歧义结构能分离出几个离散的、独立的确指意义 ,且须区别语言的模糊性和笼统性。由此界定歧义结构之概念 ,即包含多个认知意义的书面形式的真同形结构     

“实则”的词汇化

古代“实+则”是在句子线性序列上位置相邻的两个词,后演变为现代汉语副词,这一跨结构词的形成当不晚于唐,成熟于宋.“实则”的主观化与词汇化历程是同步完成的,当说话人采用“A,实则B”结构来表现说话人的主观性时,“实则”的词汇化也就得以完成.“实则”的词汇化有形式上与语义上的标志,判断“实则”是否成词,必须将语义与形式相结合,综合考虑,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实则”词汇化的动因和机制有构式基础、“主观化”的推动作用、语义基础和语音基础.     

“观察渗透理论”的认知解析

围绕“观察渗透理论”引发的争论,直接关系到科学理论的客观性以及科学研究的意义。从认知研究的视角出发解析这一论题,避免了形而上的争论,回归自然化的认识过程。认知视角下,科学观察不仅仅是大脑的静态知觉,还是渗透主体背景理论的认知过程。认知系统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唤醒系统的自调节作用也避免了观察过程中的非客观性和主观任意性。而同时,认知视角下的观点同样有其局限性。     

名词化、汉译英拼音表达与文化软实力彰显

名词化是表达经验与概念的一种有效手段,具有信息包装、认知图式等特点,其使用具有理据.民族文化汉译英拼音表达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名词化特征.拼音表达可表达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途径.拼音表达可体现汉译英语篇的意识形态,有助于彰显中国文化软实力,但在使用时应注意其优缺点.     

社交媒体时代下“千禧一代”政治认知的中美比较

社交媒体时代下多元化的新闻消费模式常被视为培养知识渊博的年轻一代的理想选择。然而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政治认知的类型学分析及其政治影响,对媒介因素如何影响年轻一代的政治认知关注较少,且缺乏跨国比较研究。本文利用2020年中美网民调查数据,将政治认知分为“错误认知”“无知”“正确认知”三种类型,并对社交媒体与政治认知的因果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微博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并不能误导新闻消费者,但二者能够对年轻一代的无知状态产生影响。相较于美国的社交媒体,中国的微博能够起到积极的知识传播作用,减少人们的无知程度。此外,对于不使用传统媒体的中国年轻人而言,使用微博进行新闻消费能够减少其错误认知。这对社交媒体时代下如何提高“千禧一代”的政治认知能力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社会政策认知、行动逻辑与生存策略——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在当前我国逐步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的背景下,对政策直接客体——农民工的社会政策认知与行为选择的研究尤为重要。本文基于长沙市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对不同推广程度和执行程度的社会政策的认知状况不尽相同,在各种基本情况上呈现一定的差异性,总体认知水平较低,且对社会政策的合法性缺乏清晰的认识;农民工的社会政策认知能力、对社会政策的关注程度及社会政策认知渠道影响和制约了其对社会政策内容及效果的认知程度;农民工对不同类型社会政策的认知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行为方式,且其行为选择表现出有限理性和模糊理性的逻辑;农民工在不同类型社会政策背景下的生存策略呈现出明显的特点与趋向。     

认知诗学：认知科学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认知诗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而这两个学科则构成当今认知科学的主要内容。认知诗学基于一系列与认知有关的语言结构与语言运用理论，试图把这些理论模型应用于文学文本的研究，以找到能把文学研究与语言和心智研究接通的方法。认知诗学虽然能为具体文本的分析和阐释提供新方法，但认知诗学的主要目的却在于：用于语言研究的认知框架如何可以用于建立语言理论与文学理论之间更密切的相互关系，从而把文学话语放在更宽的意义生产过程之中来考量。     

名词化与英译汉中的词类转换

本文从英语名词化角度对英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现象进行了分析.以Halliday语法隐喻理论为依据,分析英语名词化现象,阐述了名词化结构是动作的“隐喻式”体现,其内在机制是动作再现.通过分析描述名词化结构汉译过程中动作再现的不同情况,尝试总结名—动转换的规律,揭示出升级翻译会引发词类转换.     

“意识形态悬浮”问题的现代性归因与消解北大核心SSCI

“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之重器,但目前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对意识形态认知的碎片化、对意识形态价值认同的淡漠化、对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方面的简单化等“意识形态悬浮”的问题。意识形态悬浮和“现代性”这一时代的精神状况有关,现代性之下的“庸常大众”并不倾向于对意识形态知识的整体认知,现代性之下的“异化思潮”阻却了对意识形态的绝对认信和践行,现代性的“技术”则助长了规训式的或放纵式的宣传教育方式。由于我们不能克服现代性这一时代境况,因此就必须在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之内,在受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开展关于意识形态知识的“模块化叙事”与“具象化表达”,以点带面地促进对意识形态知识的认知;要对社会之中的各种思潮进行诊断,兼具“包容性态度”与“坚定性立场”,通过意识形态基于自信的包容和适当严格的治理方式促成自愿认信和集体行动;更要利用现代技术,兼顾“高效多元”的宣教渠道和“以人为本”的宣教立场,让意识形态深入人心。     

美军对阿富汗认知域作战行动研究

认知域作战是美军发动的阿富汗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阿富汗战争也是美军践行“认知域”这一作战概念的试验场。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军的力量编成与作战行动大多使用“心理作战”概念,且与“信息作战”概念有所交叉和混同。在认知域作战上,美军仍是采用散播传单这种最传统的方式来影响阿富汗民众,通过高空广播、海外电台和盒装电台广播三种方式传播信息,通过与受众面对面沟通来直接影响关键少数,并操作虚拟网络用户在社交平台上与塔利班展开舆论战。美军的战略目标在战争进程的不同阶段有所侧重：在发动战争之初,是通过向当地民众灌输“反恐战争”认知来增强其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在全面进驻阿富汗后,是利诱当地民众提供基地组织及塔利班的相关信息,并试图摧毁残余武装分子的抵抗意志;在占领后期,是营造美国对阿富汗民众的“友善”氛围,并呼吁阿富汗民众支持亲美的“民主”政权。美军发动阿富汗战争以失败而告终,也意味着其认知域作战未能取得预期成效。美军在与塔利班的认知域作战攻防中并不占据优势,其预期成效在一定程度上被“对冲”了。美军对阿富汗实施认知域作战的有效受众偏少,且其发布的信息主题难以引起当地民众的情感共鸣。透视美军对阿富汗认知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