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治理指数构建研究

和谐劳动关系治理指数作为量化劳动关系和谐程度的测量工具，是当前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建设 的重要内容。研究基于新时代构建新型和谐劳动关系的时代特征，结合战略劳动关系管理理论，以文献研究和 实地调研情况为依据，构建了以“合法”为深层根据的基础性和以“合情”“合理”为核心所指的提升性两个 层次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治理指数，并区分了预警型、良好型、和谐型劳动关系治理指数 概念化结果。研究建议，可以在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治理自评自测、不同企业劳动关系治理的分类和比较、企业 劳动关系治理的长期追踪与未来预测等方面运用该指数，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提供参考。     

基于马克思劳动幸福理论的“劳动幸福问卷”设计及其信效度检验

劳动幸福是一种客观状态，对劳动幸福观测维度的测量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提高劳动幸福程度。劳动幸福可以从四个观测维度进行测量，分别是劳动发展维度、劳动解放维度、劳动尊严维度以及劳动基础条件维度。这四个维度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共同促进劳动幸福程度的提高。根据这样的理论建构，研究设计了"劳动幸福问卷”,对来自全国的样本进行了网络在线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劳动幸福四维度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符合本研究的理论建构。这说明“劳动幸福问卷”在总体上是可用的，是一个可靠和可信的研究工具。     

在创新中不断完善社会化维权机制

近年来，昆山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吸引了50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和2万多家私营企业落户昆山，有60多万“新昆山人”加入了昆山的建设行列，使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劳资矛盾加剧，劳动争议呈上升趋势，为了应对日益高发的劳动争议．切实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努力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我们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在创新中不断完善社会化维权机制。     

互动信箱

60岁再就业，可否认定“劳动关系”？ 案例：我于2009年与某学院签订了劳动用工合同，当时已年满60岁。合同约定我专门从事学院花房及园林养护工作，此前，我在另一家企业工作时，企业为我缴纳社会养老保险仅9年。2013年春节过后，该学院决定对60岁以上人员一律解除劳动用工合同。结算工资时，学院以我应聘时就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根本不是法律规定意义上的劳动者，不能适用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为由，拒绝向我支付经济补偿金。请问，我63岁被解聘，能否享受补偿金？     

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的内在意蕴与实践路径

开展劳动教育是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生动实践，在构建“大思政课”背景下 意义重大。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是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新要求，为 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提供了现实指引。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具有深厚的内在意蕴，劳动教育与“大 思政课”共享育人格局、实现内在耦合、具有本质联系。当前，我们仍面临劳动教育教学体系亟须完善、实践 领域有待拓展、保障措施不够充分、育人合力尚未形成等现实困境。因此，要通过善用劳动教育社会大课堂、 搭建劳动教育大资源平台、构建劳动教育大师资体系，提升劳动教育融入“大思政课”的育人实效。     

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概念的逻辑理路与当代意义

劳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斯密揭示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他仅仅视劳动为积累财富的手段,赞美能带来资本增殖的“生产性劳动”而贬低“非生产性劳动”;黑格尔继承了斯密的劳动观,并从哲学高度提出“劳动创造人”的全新命题,但他唯一承认的劳动只是抽象的精神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扬弃了斯密和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把劳动与人的本质...     

落实促裁三方原则 依法履行参与职责

劳动争议仲裁是劳动争议处理的关键环节。《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基本维持“一调一裁两审”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仲裁程序，特别规定对部分案件实行有条件的“一裁终局”，力图将多数劳动争议案件在仲裁阶段予以解决。这无疑极大地提升了仲裁在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的地位。三方原则是劳动争议仲裁的一项重要原则。认真推动落实这一原则，对于工会依法参与仲裁，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论劳动美学的应用与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

劳动美学与劳动关系学属于不同的学科范畴,但二者的内在关系非常密切。将有关“劳动过程”、“劳动者自身”、“劳动产品”美学问题研究的成果融入劳动关系研究之中,对实现和谐劳动关系并进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邯郸3女工有冤无处诉

近日，邯郸市十力律师事务所殷清利律师在代理该市开发区郭花芹等3名女职工劳动争议仲裁案时，遭遇“无处立案”的尴尬局面。在近一个月的反映过程中，邯郸市开发区综合执法局、邯郸市劳动仲裁委和邯郸开发区劳动人事局三个部门均摆出各自理由，回避劳动仲裁立案，三名女工维权陷入“有冤无处诉”的困境。     

江津市开展庆“五一”暨重庆市第四届职工艺术节活动

在“五一”国际劳动即将来临之际，迎来了重庆市总工会成立80周年，4月28日晚，江津市总工会为纪念重庆市总工会成立80周年暨重庆市第四届职工艺术节，在江津人民广场开展了庆“五一”职工文艺汇演。参加演出的有镇（街）、党政机关、卫生、经贸委、文广新局的企事业单位，300余名演员为上万名观众献上了精彩的节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万相兰、市人大副主席吴胜泉、市人大常务副主任黄耀德、市政协副主任付世昌、全国省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许定书等10名代表出席庆祝晚会。     

新名词：劳动用工备案制度

2006年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出“劳社部发[2006]46号”文件，即《关于建立劳动用工备案制度的通知》。《通知》规定，从2007年起，我国境内所有用人单位招用依法形成劳动关系的职工，都应到登记注册地的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劳动用工备案手统到2008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都要建立“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基础”的劳动用工备案制度，基本建立全国劳动用工信息基础数据库。     

吉林柳河：五步调解化纠纷

针对劳动用工制度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劳动用工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吉林柳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劳动仲裁“五步调节法”，打造“阳光仲裁”品牌。     

我们为什么会有“铁饭碗”的幻觉

其实不用尹蔚民声明，我们也应该知道，在市场经济下，劳动用工实行的是自由选择，不应该也不会出现用法律形式规定“铁饭碗”的事情，这本是常识问题。但为什么在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劳资双方乃至社会舆论，都把“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误读为“铁饭碗”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基础性作用、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

劳动教育在“五育”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劳动教育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进入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推动劳动教育,事关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局,事关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局。当前,我国高校劳动教育在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的同时,还存在师资队伍不全、“五育”融合度不高、主体协同不足等问题。基于此,研究建议：劳动教育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指导,进一步深刻认识劳动的内涵及其价值底蕴,把握劳动教育的时代意义;要多元协同构建新时代劳动教育体系;建立贯通“五育”的劳动教育机制;进一步加强劳动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从矛盾到共生：论智能化时代劳动教育资源的科技化向度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颠覆了人类的劳动认知与劳动形式,数字化技术、信息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劳动教育带来巨大冲击,表现为劳动中人类主体性价值被弱化、劳动的教育性被淡化、劳动教育的时空泛在化。究其根本是因为劳动教育资源开发滞后于社会的发展。首先,劳动教育资源认知的滞后导致劳动教育开展的局限性;其次,劳动教育传统资源开发手段使得劳动教育技术落后;最后,劳动教育资源开发的内容处于“象牙塔”中,致使劳动教育与社会脱节。要将智能化时代带来的“危”转化为劳动教育发展的“机”,需聚焦劳动教育资源开发的科技化,更新概念认知、跳出惯性思维,善用大数据等方式促使劳动教育与智能技术和谐共生。     

“一裁终局”遭遇的尴尬

有别于其他民事争议处理程序，劳动争议案件采用“一裁两审”制，申请劳动仲裁是劳动案件诉诸法律解决的必经前置程序。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繁复，耗费时间长，劳动者维权成本高等声音一直以来不绝于耳。     

非劳动收入能缓解中国的劳动力供给紧张吗？

标准劳动供给理论认为非劳动收入的增加会减少劳动供给，但是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对此存在 较多争议。为了应对上述争议，本研究对标准理论进行适当延展，通过考察非劳动收入对边际劳动供给的作用后 发现，非劳动收入虽然具有减少劳动时间的直接作用，但是能通过强化工资率对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而间接增加 劳动时间供给，两者的净效应决定了非劳动收入对劳动供给的真实作用。非劳动收入对劳动供给存在正向作用的 原因在于：非劳动收入会挤占一部分享受性闲暇时间而提高闲暇的价格，从而强化人们减少闲暇时间、增加劳动 供给的“替代效应”。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全国微观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本研究证实了上述观点。非劳动 收入对劳动供给的正向作用为中国应对当前的劳动供给短缺提供了政策新抓手：政府可以在不触及工资制度和假 日制度等刚性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调控非劳动收入的不同种类和形式来激活劳动供给。     

用企业文化的力量引领青年员工队伍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重要讲话中指出：“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近年来，河北白沙烟草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坚持用企业文化引导青年员工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新时代高校劳动育人效果评价、影响因素及提升理路——基于天津市19所高校的调查分析

探究高校劳动育人效果、影响因素,有助于精准把握高校劳动教育方向、提高劳动教育质量。基于天津市19所高校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高校劳动教育依然处在初级阶段;劳动认知是劳动教育的初始动力源,理论教学和专业实践是劳动育人的关键要素,教师学科专业素养和劳动素养影响劳动育人成效,劳动实践基地和劳动教育制度对于劳动育人缺一不可,考核评价是劳动教育实效的保障手段,校园劳动文化对劳动育人效果也有重要影响。研究建议：新阶段劳动育人需要强化个体内驱力、高校自组织力、支持保障力,将“学中干”“干中学”相结合,深化劳动教育认知,加快专业师资培养,推动多元融合性劳动教育,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创建特色劳动主题校园文化。     

浙江构建民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枫桥经验”

如果说“枫桥经验”源自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社会基层治理,那么21世纪以来浙江构建民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成功实践,则是“枫桥经验”在工业化时代的创新与发展,可称为“企业劳动关系版枫桥经验”。浙江的基本做法包括：“大调解”挺在前,就近就地预防和调解劳动人事争议,抓早抓小抓苗头;“综治进民企”,强化“基层治理、源头预防”;“非公党建”,以“双强”（党建强、发展强）促“六好”;工会力促劳动者权益保护与企业发展相协调;以对民营企业家综合评价为载体,引领和促进“两个健康”。“五指攥成一个治理拳头”,形塑了浙江构建民营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枫桥经验”。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强化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对于预防化解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夯实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