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执政"的时代内涵

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通向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那么,怎样把握依法执政的时代内涵呢?(一)依法执政即依宪执政。依法执政实质上就是依宪执政,而依宪执政就是通过宪法来设定和规范行政权力,又通过行政权力的运作来维护宪法的     

新形势下依宪治国的实施路径

无论是依法治国亦或依宪治国,无论是依法执政亦或依宪执政,其核心皆是全面实施宪法,在全社会树立宪法权威。在我国,要使依法治国的方略真正落实,就必须维护宪法权威,正确处理宪法与权力的关系;加强宪法实施,完善宪法监督和解释程序;弘扬宪法精神,培育宪法文化和宪法信仰。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依宪执政理论:内在逻辑与实践向度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依宪执政的重要内容，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依宪执政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依宪执政理论，经历了从“依法执政”到“依宪执政”的伟大飞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和创新发展。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依宪执政理论，主要包括主体论、目的论、价值论、依据论、方式论等内容，是一个思想深刻、内涵丰富、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依宪执政理论，彰显出政治性、人民性、实践性和时代性等鲜明特征。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依宪执政理论还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是指引“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向纵深推进的理论指南。     

宪法文本中的“宪法实施”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宪法学界关于宪法实施的内涵众说纷纭,与宪法实施相关的概念很多且相互关系混乱,影响了宪法学的研究,有必要根据宪法文本加以厘清。宪法遵守和宪法执行是我国宪法实施的主要方式,宪法遵守侧重不违宪,宪法执行强调运用宪法来处理具体事情,宪法解释、宪法修改、依宪立法、依宪解释都是宪法执行的形式并各具特色,宪法监督是一种负责违宪审查的特殊的宪法实施方式。     

“合理性执政”的缘起与价值论——作为依法执政补充之“合理性执政”

我们把依法执政的实现形式概括为“合法性执政”与“合理性执政”两个方面的内容，两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合法性执政”是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合理性执政”是依法执政的必要补充与理论完善。鉴于“合法性执政”不足以全面完成依法执政这一时代课题，仅仅“依现有的法律执政”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认为“合理执政”的提出是必要的。“依完善的法律与制度执法”、“依党规、党纪执政”、依宪法与法律的原则精神执政等都是合理执政的重要内容，也是“合理执政”的现实表现与价值体现。“合理执政”是行政合理性原则在依法执政中的转化，“合理执政”体现了“差别对待”与普通民众对党的合理期待等，无疑，“合理执政”将对我国政党法治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宪治国的理论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的高度自觉,它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对其自身任务、使命、地位的深刻思考,是对现代化建设和法治建设面临的问题的正面回应与担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宪法的指引之下,中国人民必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依宪治国的新境界。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宪法的监督保障制度

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新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将我国经济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纳入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轨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现实而又紧迫的任务。这一方面要求我国宪法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效能。这种效能主要表现为:(1)宪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根本法律保障。因为现行宪法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     

一种实现司法能动的进路——以公法案件为例的阐释

传统的思维认为我国司法只能严格依法进行,法官没有司法能动的空间,原因来自于我国成文法传统和宪法选择以及法官素质。这种错误思维对我国现阶段危害颇深,直接影响到我国和谐与宪政的实现。为此,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的司法思维和取向,对宪法和法律作创造性解释,综合运用多种救济手段,谨慎运用“无法的司法”,沟通与释宪机关的对话,适时创造宪法惯例。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关于“依法治国”的精神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了重要布署.小康社会的标准包括法治标准,小康社会的建设过程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推进过程.“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必然是包括“法治小康”在内的“全面小康”的社会.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逻辑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依法治军”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政党”、“法治社会”、“法治军队”一体建设.     

宪法法律中"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重要的公共权力主体。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把“党的领导”这一最重要的政治元素与中国法学理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鉴于此,本文以中国法治实践经验为出发点，在系统梳理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中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范表述的基础上，尝试运用法学中的公共权力概念来阐释“党的领导”，解析“依法领导”的实现方式，以求促进宪法、法律规范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最新要求的进一步有效连接和融合。     

论宪法司法化的法理依据与实践

宪法司法化成为法学界的热点问题,是“齐玉苓案”引起的,本文着重论述了宪法司法化的实质含义、法理依据及其意义,最后提出我国宪法司法化模式。     

《立法法》修订应当明确和理顺立法授权关系

依据"职权法定"原则和"职权宪定"原则的法治精神以及现行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立法权制度,目前在我国依法享有立法职权的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国家机关享有的立法权都不具有法律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宪法和《立法法》享有的国家立法权的某种形式或某种意义上的"授权"。由于现行宪法和《立法法》没有明确其他国家机关享有的立法权的基本法律特性是一种"授权",故在立法权限的划分上出现了自相矛盾的制度设计,并且也没有能够有效解决实践中出现的立法权限相互冲突的问题。因此,可以通过修订《立法法》的方式来进一步理顺立法授权关系,或者是通过修订《立法法》创制与国家立法权相对应的具有独立意义的地方立法权概念,从而围绕着"职权法定"原则来处理不同国家机关在立法上的基本法律关系。     

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限度--对APEC会议期间企业停工限产的法律思考

“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和“治安权”理论为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这种正当性最终体现为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对公民财产权内容的具体规定。作为一项侵益行为，国家需要在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或者行政方式在合理的限度内限制公民财产权。北京市在APEC会议期间要求企业停工限产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对公民财产施加了过重的负担，构成了应付补偿的征收行为。为了实现国家管制和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我国需要完善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制定规范政府决策行为的相关法律规范，逐渐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进一步探索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浅议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正案

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颁布的,虽然经历了三次修正案的修正补充,但在内容上仍然存在着不足。2004年3月,全体人大代表表决高票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本次修正案的两个亮点是:将“三个代表”写入宪法;首次对人权加以规定。另外,本次修宪不仅像前三次修正案那样对经济领域有所修正,还对国家形式及国家机关等多方面加以修改,突出了依宪治国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依宪治国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将保障公民上的基本权利和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等作为依宪治国的深层次内涵,并特别强调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要确保"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然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突破,依宪治国的提出与实践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自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颁布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依宪治国"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对于"依宪治国"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超越立法主义——财产权公法限制的前提和难题

我国现行财产权限制体制过于偏重立法。这种“立法主义模式”具有“实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弊端。要改善这些缺陷有赖于我们在观念、话语和法律技术层面达成若干共识。本文分析了财产权依法限制的观念前提、话语前提和法律技术前提。在此基础上结合实例对目前的“立法主义”财产限制模式的不足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探讨，并着重论述了观念变革对超越“立法主义”，走向财产权依法限制的必要性。     

坚持依宪治国 保障宪法实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近二十年来依法治国的探索，直接上升为中央全会的主题，这是建国65年来从未有过的。而且，全会充分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坚持依宪治国第一次正式写进党的决议。     

宪政制度中司法审查权的制衡作用－从“合众国诉尼克松”案件谈起

美国费城会议在讨论美国第一部现代民主的宪法—— 1787年宪法时 ,立宪者认为 ,宪法不仅仅是一种政制构架 ,其真正意义在于它同时是“宪政”,即将成立的政府都要受到宪法的制约。宪法必须为政府提供手段 ,使之有效运行 ;但同时又必须清楚地划定政府权力 ,以维护个人自由。宪法的至上性是其最重要的品格。而在信守并实践这种宪政 (有限政府、权力分立制衡和保有权力 )的承诺的历史过程中 ,美国人越来越首肯司法审查权的作用。司法审查制度被认为是美国宪政的最独特的贡献。美国宪法并没有明文宣告联邦最高法院拥有解释宪法的权力。自 180 3年…     

宪法司法化散论－－从我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谈起

近来 ,最高人民法院就一起民事案件作出的司法解释引发宪法司法化问题的讨论。宪法司法化起源于美国 ,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宪法司法化的产生并非偶然 ,它有着重要意义。长期以来 ,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此次司法解释为我国实行宪法司法化提供了一个契机。不过 ,在我国法制环境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 ,实行宪法司法化并非一蹴而就 ,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     

宪法框架下司法权监督问题刍议

依法治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为依宪治国,其要求所有活动的评价标准必须统一于宪法,接受宪法监督.司法权作为维系法律生命的重要权能对保障权力运行,实现权利保障和社会公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宪法框架下重新架构司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应树立司法权威观,摈弃司法权力观,完善司法权监督的自律性制约机制;且以宪法为依据完善司法权的外部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