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执政党社会沟通机制的内涵及其基本功能

对于执政党来说,要实现长期执政,就必须建立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保持自身的生机和活力。执政党的社会沟通机制是由沟通主体、沟通渠道、沟通信息、沟通协商四大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它是执政党和民众之间平等协商、双向互动的过程。这样的社会沟通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它可以增强执政党的社会应变能力,提高执政党的科学决策能力,拓展执政党政治社会化的能力,提高执政党社会利益整合的能力,提高执政党的社会控制能力,强化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浅析利益分化与政党的社会整合

党对社会的有效整合是党执政的重要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群体多元化、复杂化会对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形成一定的挑战,需要优化我国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探讨当代利益群体多元化与优化我国政党制度整合功能的逻辑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外政党与国家治理能力专题研究

<正>【主持人语】政党具有民众利益集合和表达的功能。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正是通过这一职能,达到治理国家和引领社会发展的目的。在信息和网络高度发达、人们交往方式和工作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社会力量及非政府组织参政意识普遍增强的条件下,如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当前各国执政党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本栏目三篇文章从各国政党一般做法、一批新兴国家的治理实践及一国执政党     

嵌入式治理：社会网络中的执政党领导力及其实现

执政党在转型社会的影响力不仅与其规模、人数、掌握的资源有关，也和政党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和其他组织的关系模式相关。较好的社会网络地位和有效的沟通方式，有利于以较低成本实现政党目标。已有材料表明，我国执政党运用其自身或社会精英掌握的组织资源，通过渗透、动员、宣传等方式对社会群体施加影响力，进而将社会纳入有序化的政治参与过程。在此过程中执政党不断提高其内部领导力、平台领导力和文化领导力，并进行对三种领导力进行多层叠加，进而提高其执政能力。     

在转型社会中提高党的社会整合能力

社会转型导致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增多、社会对立显性化等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执政党社会整合能力的提高。社会转型使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党的自身状况,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对执政党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执政党加快自身转型的努力也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转型,形成了社会转型与政党转型的良性互动。在转型社会中,我们党需要开启新思维,从组织形态等各个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整合的需要,适应社会转型的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现代国家治理中三个重要部分的价值与目标论要

实现现代国家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政党的治理现代化,而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其中的三个重要部分。科学分析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与目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执政党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目的是建设现代治理型政党;政府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问题,目的是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社会组织和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目的是构建现代治理型社会。     

和谐社会与当代中国执政党功能的优化

执政党功能的有效发挥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竞作为执政党,应扩大政党的社会基础,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政党中来;应推进政党改革;应加强政党民主建设;应建立恰当的利益沟通和表达机制等,有效发挥政党功能,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执政党的组织嵌入：政党权威重塑的社会视角

在政治主体和社会组织主体"双引擎"的推动下,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生产有着国家理性化和权利意识张扬这双重价值追求,面临着能动社会的生产和公民社会的生产这双重任务.正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社会组织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这种快速发展也对政党的社会性、政治性、行为方式和政党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在新时期,政党权威重塑必须考虑执政党的组织嵌入及其有效性问题:执政党组织嵌入是政党组织控制和减弱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举措;这种组织嵌入不仅要扩大党组织在社会领域的覆盖面,还要保证嵌入组织的有效运转,从而在执政党与社会组织间形成一种"共振效应".     

多党合作制与社会的整合

一个国家社会整合的能力 ,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执政党的领导能力及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考察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否具备高度的社会整合功能 ,需要从五个方面来衡量。多党合作制具备了与这些功能需求相适应的结构 ,从根本上提供了社会整合的条件。多党合作制必须面对新的形势 ,进一步加以完善。     

社会成长的中国语境及其逻辑

在一般的逻辑中,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为社会成长创造了必要的空间,但在中国特定语境下,社会成长自有特殊的历史、政治和法治的逻辑。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执政目标,始终坚持对党、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从政治上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与执政党的双重角色,导致政党、国家、社会三方有效互动明显不足,制约了独立的社会成长。从法治上看,坚持党的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目标的提出,为构建法治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保证。我国的执政党、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理想模式应该是,执政党在领导、建构社会成长的同时,将法治意识融入政党与社会,使社会成长有更大的政治空间,也使党的领导和执政有更大的社会空间和法治内涵。     

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执政党的组织嵌入

改革开放以来，在体制的松动、政治系统的推动以及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的冲动的合力下，社会的生产在渐行推进，社会组织也得到了较快发展。这种发展态势对执政党及其权威的拓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与影响。为了应对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执政党必须将其组织网络延伸至社会领域，并且要考虑嵌入组织的有效性运转问题。本文拟从社会的生产及其所引发的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的发展对执政党及其权威所产生的冲击与影响以及执政党的组织嵌入的有效性问题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政党组织社会:中国式社会治理创新之道

对中国式社会治理创新的准确把握,不仅需要历史视野的观照,而且需要放在一种宏观体制背景中加以把握。通过政党组织社会的理论框架来理解中国式社会治理创新之道,其逻辑起点是中国共产党是一种通过有效组织社会取得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使命型政党。这种使命型政党以有效组织社会为根本依靠力量,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都极为重视对社会和自身的组织建设。之所以存在当代中国式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命题,是社会转型因素对执政党构成了系统性压力,要求政党变革新的机制和方式更好地组织社会,以适应市场化转型之后的执政环境和治理任务。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党的社会沟通能力提升——以新媒体时代为中心的讨论

党的社会沟通能力主要是指党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领导作用,通过恰当的政策、方针的实施,实现与社会体系中的个人、群体及阶层进行利益协商以凝练社会共识并达成社会整合的能力与水平。提升党的社会沟通能力是强化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领导地位的前提,是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时代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的社会沟通能力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民众利益诉求的无序表达,二是媒介生态转变冲击党的组织架构,三是执政党文化转型的发展要求,四是新媒体传播的市场规律冲击党的传统媒体运作方式。因此,需要从尊重新媒体发展规律、坚持党管新媒体的原则、提升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等方面提升党的社会沟通能力。     

政党治理视域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建构与创新路径

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对党内制度权威的确立与巩固、对党内政治生活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高度权威且法治化的政党制度是政党治理的政治基础,庞大且有力的社会组织为政党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执政党将执政为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具体内容成为政党治理的价值基础。能够满足人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的需求,树立执政党的权威,并在人民心中建立一个良好的执政党的形象则是政党治理的内在规律。因此,必须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框架,开创全面从严治党的创新路径,通过健全和创新全方位反腐倡廉的体制机制、创新党内民主权利保障机制建设、创新执政党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机制等举措来完善执政党的制度建设,重塑政党制度的权威,从而达到进一步加强执政党权威的目的。     

执政党与社会视域下的政治困境与建构

党建科学化和社会管理创新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两个重要政治课题。政党和社会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定性与演进的逻辑。当前情况下,执政党组织的科层化管理和利益的诉求功能,以及社会基础性秩序和多元化形态,是党和社会面临的两个最为显著的政治难题。执政党不仅有自身建设的任务,也要承担起对社会的纠偏和矫正的责任。     

公民社会与执政党建设的现代化

在中国,暂时还相当孱弱的公民社会正不动声色却倔强地充实力量并扩张活动空间,政治国家一统天下的格局已被打破,国家、社会、市场分离的格局正在形成。正确应对公民社会兴起给党的建设带来的挑战是一个十分严肃且紧迫的政治课题。党必须未雨绸缪,着眼于公民社会的要求,推动执政党的自身转型与转型的社会达成良性互动,在二者良性互动中实现执政党建设现代化。     

个体化社会背景下的执政党认同

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个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也正步入个体化社会的进程。个体化社会造就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呈现出许多新的显著特征。在新的环境下,影响执政党认同的因素表现出多样化,执政党认同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分析和认识个体化社会新环境下的新特点和新规律,理解和把握个体化社会对执政党认同的影响,有助于世界各国执政党共同正视风险和挑战,共同提升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     

社会危机与政党转型——基于法治的视角

目前中国存在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这是不争的事实.执政党如何认识危机以及如何面对危机实现自我转型,已成为中国解决社会危机的关键.文章以法治为视角提出:中国共产党由传统威权型政党向现代法理型政党转变是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必由之路.     

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发展困境与前景——一基于政党社会基础研究视角

本文从对政党政治生命力的思考出发，分析了政党与社会互动过程中面临的来自社会的三大挑战：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社会组织形式的挑战、民众动员方式的挑战。得出结论，政党政治的社会基础已经大大弱化，但由于政党与政府保持的紧密联系呈加强趋势，政党政治短期内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政党治理的现代化难题: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转型分析

政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信息化时代的外部生态深度变迁引发政党治理模式"是否转型"与"怎样转型",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转型需要重视"信息化与政党转型间的适应关系","均衡政党治理对象大众化与政党权威间关系","政党组织内的沟通‘赤字’与权利政治之间的错位"等三大难题。集"领导"、"执政"、"服务"责任和功能于一身,中国共产党重塑政党软实力通过"收缩"组织权力边界与"调适"组织属性,实现政党内部结构、功能与程序的适应性变迁。但是,政党治理现代化趋势下,政党角色变迁的适应、政党规模与成员的吸纳、政党代表职能的自律等难题,促使执政党软实力转型,面临"合法性困境导致的转型风险"与"权利困境诱发的参与风险"。化解这些风险需要适应政党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从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两方面进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