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在证据法学中的应用

根据符号学理论，证据作为一个符号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生产机制而非证据事实本身。符号学证据理论认为，人类文化记忆和证实的最基本方式包括“听”（口述证据）、“看”（图像证据和实物证据）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第三状态“写”。符号学更关注不同的证据符号间的关联方式的研究，可称为证据间性研究．即一种证据符号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它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真实关联性，而且取决于它与其他证据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最基本类型就是言、文、象综合运用，我们称之为三重证据法。本文利用符号学三重证据法探讨了一些证据法的基本问题。     

符号学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在证据法学中的应用

根据符号学理论,证据作为一个符号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生产机制而非证据事实本身。符号学证据理论认为,人类文化记忆和证实的最基本方式包括"听"(口述证据)、"看"(图像证据和实物证据)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第三状态"写"。符号学更关注不同的证据符号间的关联方式的研究,可称为证据间性研究,即一种证据符号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它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真实关联性.而且取决于它与其他证据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最基本类型就是言、文、象综合运用,我们称之为三重证据法。本文利用符号学三重证据法探讨了一些证据法的基本问题。     

从“证据学”走向“证据法学”——兼论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

传统的“证据学”理论,不仅无法包含大量现代的证据规则,而且与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也显现出明显的不兼容性,因而应该完成从“证据学”到“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证据法学”作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可以使研究者从法律程序的视角观察、研究证据问题,使证据规则真正成为程序法的一部分。刑事证据法体系由两种证据规则组成:一是有关证据法律资格的规则;二是有关司法证明的规则。只有确立这些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法才能通过规范法庭审判过程,进而对侦查和起诉活动发挥有效的控制和约束作用。刑事证据法不仅可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载量权,避免使作为弱者的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误判发生的可能以及避免司法裁判的拖延。     

刑事证据法的制度转型与研究转向——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线索的分析

20世纪初美国法学界曾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生过激烈论争,证据学家威格莫尔与法律改革家豪尔乃是论争中对立的双方,其论争的历史贡献在于引出了近现代西方证据法(学)发展的两大论题:"证据法应以证明性为中心还是以可采性为中心"与"如何处理证据规则的实现和诉讼程序的构建之间的关系"。确立与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的诸多争论与威格莫尔和豪尔当年的论战存在诸多"历史相似性",故有必要进行关联审视。由于我国证据立法以证明性而非可采性为中心,证据规则的实践运行环境不容乐观,理论研究也因为一直受到证据学进路的统摄而不能获得独立。为摆脱困境,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应当以学科建制的探讨为契机,实现中国证据法的制度转型,即构建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体系,旨在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同时实现证据法学的研究转向,即实现中国的证据学之法学转型、人权法转型及相对于实体法的独立性转型。     

证据、证据法、非法证据排除浅说——评《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论证》

证据的概念、证据法的效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是证据立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也是富有争议的问题.本文针对<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论证>的观点进行了讨论.作者提出,证据是证明的依据,不仅仅是材料,也不一定是事实;中国的证据立法不能只规范在法院的诉讼行为,而且要规范侦查部门和检察部门的取证行为;非法证据排除,特别是毒树之果,不能简单地规定排除或不排除,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现代证据法的兴起

本文对这样一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即现代证据法是从民事诉讼——律师长期以来活跃于这一领域——中发展而来的，直至律师经常性地现身于普通刑事案件的时候，现代证据法才扩展至刑事审判领域。通过运用新近获得的记录民事和刑事审判的报道册子，本文则认为现代对证据的排除性方式最早形成于刑事审判的竞技场（rough—and—tumble arena）．随着那些熟悉刑事实务的律师为其民事委托人的利益而开始对证据采用一种更富攻击性的方式．对证据的排除性方式逐渐从刑事案件扩展至民事案件。     

中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

以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变化为线索,可以将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演变分为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的萌芽、形成和转型三个时期。尽管我国刑事证据法学已经呈现繁荣的学术景象,但是在长期缺乏科学方法论训练以及过于偏好哲学思维方式的情况下,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仍然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之中。有鉴于此,理论界亟待重构刑事证据法学的理论体系。而科学构建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应该在回归刑事证据法本质的基础上,打造纯粹的刑事证据法学。     

现代证据法的兴起

本文对这样一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即现代证据法是从民事诉讼——律师长期以来活跃于这一领域——中发展而来的,直至律师经常性地现身于普通刑事案件的时候,现代证据法才扩展至刑事审判领域。通过运用新近获得的记录民事和刑事审判的报道册子,本文则认为现代对证据的排除性方式最早形成于刑事审判的竞技场(rough-and-tumble arena),随着那些熟悉刑事实务的律师为其民事委托人的利益而开始对证据采用一种更富攻击性的方式,对证据的排除性方式逐渐从刑事案件扩展至民事案件。     

论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威格莫尔证据法思想及其启示

威格莫尔被尊称为“英美证据法学的集大成者”,其证据法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整个英美证据法学.威格莫尔的证据法思想继承了英美证据法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其经由《普通法审判中的英美证据制度专论》向《司法证明科学》的学术转向正在促进着美国证据法学研究的整体知识转型.这对于中国证据学科的建构有着极大启示:我们应该建立“规则”加“规律”的学科研究范式,从而迈向独立的“证据法学”与整合的“证据科学”.     

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使用禁止

本文从批判性的视角概述了德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采纳或者说是关于证据禁止的问题。证据禁止区分为非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和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非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可能是由于公诉中初步侦查时的取证错误导致的。就是否适用非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这一问题,德国司法官会从几个方面加以考虑,例如,犯罪的严重性或者是取证错误的严重性。自主性证据使用禁止是由于侵犯了个人隐私。例如,私人日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The importance of forensic evidence for decisions on criminal guilt

Recent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perceives forensic evidence to be relatively inaccurate and to involve high levels of human judgement.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important the general public finds forensic evidence by comparing decisions on guilt and punishment in criminal cases that involve forensic versus eyewitness testimony evidence and examining whether a CSI effect exists. Specifically, this experimental survey study utilized a 2 (crime type: murder or rape) × 4 (evidence type: DNA, fingerprint, victim eyewitness testimony, or bystander eyewitness testimony) ? 1 (no victim testimony for murder scenario) design, yielding seven vignettes scenarios to which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forensic evidence was associated with more guilty verdicts and higher confidence in a guilty verdict. Forensic evidence did not change the expected sentence length and did not generally affect the ideal sentence length. However, for rape, respondents believed that the defendant should receive a longer sentence when forensic evidence was presented but forensic evidence did not alter likely sentence that respondents expected the defendant to receiv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did not support a CSI effect. Overall,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forensic evidence – particularly DNA – has a stronger influence during the verdict stage than the sentencing stage.     

证据的内涵与依法取证-以行政处罚证据的收集为分析视角

作为法律程序整体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一样,都在证据的作用下发挥其功能。然而,我国研究更多将目光聚焦于诉讼证据,而对行政程序证据缺乏关注。但实际上,行政机关是依法治国的主要执行官,其与公民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国家机关更为密切,所以规范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无疑成为依法治国的重大课题,其中对行政处罚证据的规范尤其如此。从原则上而言,行政处罚证据理应符合证据“三性”,但警察思维与法官思维上的差异使其对证据有其特殊要求,基于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行政处罚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存在减弱和例外情形,因此,对于“毒树之果”以及通过钓鱼执法、秘密调查等方式所得证据并不必然排除,为此,与其让这些实践中早已普遍存在的行为游离于法外,不如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其范围、程序和命令禁止事项。     

试论证据学原理在医学诊断学中应用

法学证据学是运用证据判断规则来认定客观事实存在的一门法学科学。医学诊断学则是找出疾病存在的证据的医学科学。证据学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并对证据进行质证的规则。用在医学诊断学上则是对遵循医学科学原则及医生职业道德、依照诊疗程序,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核证据并落实证据。如存在充分、必要的证据即可确诊;对证据的收集不全将导致漏诊;而对证据的错误判断则引起误诊。医疗纠纷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告诫医务工作者必须重视诊疗过程中的证据。     

民事庭审质证的基本要素研究

民事庭审质证是质证双方在法庭主持下就证据的证明力和可采性进行相互辩驳的诉讼行为,其基本要素包括质证主体、质证客体、质证内容和质证方式四个方面。质证主体应是证据或其形成过程的认识者、质证意思的独立表示者、质证程序的参与者、质证行为的实施者、与质证相关的程序性权利的享有者或程序性义务的承担者,其不但包括当事人,而且包括广义上的证人。质证客体的范围应限于“当事人提出质疑的证据”,过宽或过窄均不利于兼顾司法公正的实现和诉讼效率的提升。质证内容应限于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方面,证据的客观性缺乏质证意义,充分性只有在证据链中才有质证意义。质证方式亦即质证的行为方式,其有别于质证的基础性工作,是质证双方针对证据的证明力及其可采性展开的法庭论辩。     

英国法中司法认定作为证据的可采性分析-兼与美国证据法作比较

司法认定所依据的事实在随后发生的诉讼中有时会成为案件的争点问题,而将司法认定作为证据来证明争议的事实是否具有可采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对这一问题作出规定,不仅需要考虑不同类型诉讼的审判方式、证明标准,还要考虑公正、程序滥用等公共政策。英国普通法实践最先通过Hollington案在这一问题上表明了立场,然而随着质疑的产生以及英国法对公正性日益重视,法律改革委员会和刑事法律修订委员会渐渐抛弃了普通法所确立的Hollington规则,对包括先前定罪在内的司法认定作为证明其所依据的事实之证据是否可采作出了具体细致的规定。在同为英美法系的美国,因普通法实践及政策考量等方面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规定与英国证据法有所不同。     

论法庭证据评估体系的发展

随着法律和科学的发展,人们对部分传统的法庭科学产生了质疑。本文探讨了传统法庭证据检验的弊端和目前国际上法庭科学证据的接纳原则,推出了似然比法庭证据检验评估体系,包括似然比对证据强度的量化方法、检验结论的科学解释方法和法庭识别系统可靠性的评估方法。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学学理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体系完备、博大精深的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中国法学研究从法律主题向法治主题转换,蕴含着系统化的法治学理论,开辟了法治学学科新领域.新时代的法学研究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学学理为依据,加快推进形成科学完备的法治学学科体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