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流行病条约谈判中的主要法律问题及其应对

新冠疫情大流行病引发了全球卫生治理赤字的反思,通过国际法加强各国合作迫在眉睫。虽然目前已经有PHEIC制度应对大流行病等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但制度不足以应对全球性大流行,WHO及其成员国希望重新缔结一项大流行病条约。目前该条约正在谈判过程中,谈判组面临着大流行病条约与《国际卫生条例》关系的处理、缔约模式的确定、大流行病界定权的归属及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等法律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应该区分大流行病条约和《国际卫生条例》的职能,采用软硬兼备的缔约模式,建立公开透明的大流行病确定机制,改革WHO的机构职能,建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双边投资条约与发展中国家——兼论中国应对之策

双边投资条约遍及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比重最大。发达国家通过双边投资条约努力推广其投资自由化理念,强调发达国家海外投资保护政策,推行高标准的投资保护政策;发展中国家假定通过双边投资条约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而接受发达国家的投资策略并积极主动参与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从而导致国际投资法制向发达国家预定轨道行进,发展中国家主权、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摆脱此两难局面,发展中国家应谨慎从事双边投资条约的谈判与签订之工作,制定本国的双边投资条约范本,重构发展中国家集体力量,割断有利于发达国家投资策略的习惯国际法的形成,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与投资带来真实利益。     

中国知识产权法律与国际条约的关系

知识产权的保护各国都订有法律加以规范,但各国给予的保护只在本国境内有效,而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客体,即发明、商标、作品等是无形的,很容易依附于各种载体而流往国外,因此也还需要在国外获得保护。为了便利本国国民在外国获得对其发明、商标、作品等的保护,一些国际条约先后签订,规定参加条约的国家互相给予其他缔约国国民以本国国民的待遇。我国已经加入了部分条约,也兼顾了本国法律与国际条约的衔接,但从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法律现状看,两者间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我国的这些法律与国际条约的关系予以探讨,达到二者间的平衡与完善十分必要。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问题研究——管理创新、“法律绿灯”与地方先行立法

如何依法妥善解决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创新需要突破法律法规的问题,遵循法治路径,积极寻求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支持。这种进路具有可行性。在特定区域内暂时调整实施法律法规,是平衡特定区域改革创新需要和全国范围法制统一的稳妥举措。在特殊区域内暂时调整实施法律法规,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补充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对于作为排头兵和先行者的上海来说,实际上承担了为国家立法打基础做贡献的重任,所以,根据国家的战略部署和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开放实践需求,借鉴国际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和一些国家自由贸易园区成功经验,谋划好、设计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具有重要意义。     

核心国际人权条约缔约国报告制度:困境与出路

缔约国报告制度深陷低效困境却盛行于九大核心国际人权条约,这是由国际法生成机制、利益集团博弈、国际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和制度的路径依赖等因素决定的。条约机构的改革、统一和加强进程已初见成效,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更多参与报告程序也增强了其实效,但很难触及其体制根源和文化根源。报告制度属发展型制度因而具有光明的前景,未来它仍将沿着循序渐进的改革路径前行,其命运取决于制度供需状况和制度博弈,其根本出路在于继续提高报告制度的实效、提升其人权法理学功能和尝试打造多样化的报告准则。     

百年变局下涉外法治中“涉外”的法理解读

“涉外”通常指“具有外国因素的现象或行为”,过去主要指涉及外国因素的民商事活动且重点指“引进来”,即外国民商事主体在华投资或进行其他民商事活动等。涉外法治中的“涉外”不仅指上述含义,还包括“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或公民在他国或地区进行民商事活动所涉及的国外因素;此外,在民商事活动外,它还涉及有关公法活动如参与国际规则谈判及反恐、反腐败中的合作以及为相关国家提供法律服务等内容,即一般意义上的对外关系法之内容。涉外法治概念的提出及其“涉外”含义的扩充主要是应对百年变局下某些霸权国家过度扩张其国内法的域外效力、滥用“长臂管辖”以及采取单边制裁等而进行的法治斗争,后者对他国主权带来伤害,对国际法治造成阻碍和扭曲。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以“涉外法治”这一嫁接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桥梁,既能维护本国国家、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又能匡扶国际正义,为国际法治的推进和完善做出积极贡献。因此,准确解读“涉外法治”中“涉外”意义十分重大。     

银行危机处理与市场退出法律机制的比较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寻求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及处理金融危机的措施应是金融监管当局实施监管的重要内容。本文着重从银行业出发,通过对世界各国立法与实践的实证分析,提出我国架构金融危机处理和市场退出机制的设想,以期对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完善有所裨益。     

国际礼法观:清代中国的朝贡与条约

朝贡与条约并不是平行无关也不是绝然对立,其背后是中华天下礼秩序与欧洲国际法秩序两种国际秩序之间在整个清代中国从接触碰撞到互动博弈,再到渗透兼容的漫长过程。清代中国最初在传统朝贡之外曾与俄国缔结的平等条约并未对中华天下礼秩序造成实质性影响;道咸年间因战败与列强加速缔结了各类不平等的条约、同光时期“有约国”逐步取代“朝贡国”,致使中国丧失“华夷”话语,中华天下礼秩序土崩瓦解。然而,中华天下礼秩序的道义精神却消融于欧洲国际法秩序的强力扩张中,在清末中国形成了义力并举的国际礼法观,进而催生了不平等条约概念,推动了国际法秩序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完善。     

道德诚信与法律诚信的法理解读

诚实信用原则被誉为统帅整个民法领域的“帝王条款,”有利于保护与均衡民事主体的合法利益与社会利益,由此形成法益之平衡格局,并基于此推动商品经济的良性、健康、有序的运行。而这样一个目的价值的实现是诚信原则那复杂交织的道德属性与法律属性在博弈与契合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能动司法功能对社会经济关系作用的结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变革

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不适应性和不公平性凸显,变革迫在眉睫。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变革主张具有片面性,不能有效解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不适应性问题,也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客观揭示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确立了“共同繁荣”的发展目标,明确了解决发展难题的基本途径和法律原则,指明了实现共同繁荣的途径。它冲破了发达国家学者的传统窠臼,成为人类解决发展问题的重要思想源泉;其中的目标设置和原则确立,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可以成为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变革的指导性思想。“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显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威力。依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变革前景可期。     

法院解释条约的原理与中国机制的构建

条约是公认的国际法,许多国家在司法实践中都将条约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适用依据。但在我国,宪法并未规定条约在其中的地位,条约主要是立法转化适用而不是吸纳适用,其也不是行政诉讼案件的适用和参照依据。因此,有必要构建法院解释条约的机制,明确法院解释条约发生的条件,同时建立参照条约的个案解释方法,法院在个案审理中可以直接以非人权条约为适用依据来裁判案件,援引人权条约或者参照条约进行论证和说明理由。     

新中国国际法学70年:历程、贡献与发展方向

新中国国际法学7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初步形成、萎缩萧条、恢复发展和积极有为四个阶段。70年来新中国国际法学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与继承、和平解决争端、"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对现代国际法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新中国国际法学存在对中国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系统总结有待加强、对国际立法和国际司法活动参与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为中国对外政策或外交实践提供前瞻性支撑的理论尚显不足、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国际法论著尚不多见等问题。在中国国际法学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国际法的解释和适用问题将更加受重视,国际法的理论创新将进一步加强,增强国际法发展的中国话语权将成为中国国际法学者日益重要的使命。     

BBNJ国际协定中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去留探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中国因应之策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协定的立法进程已进入关键阶段。其中,关于BBNJ国际协定的一般原则或方法条款中是否包含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这一问题,各方代表立场不同,再次成为谈判焦点之一。从全球海洋治理中,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创新以及国家利益视角分析,得出中国应当支持此原则被明确列入BBNJ国际协定一般性条款之中。但是,解构当前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法律内涵与适用,结合现有各方立场,得出此原则最终被明确列入BBNJ国际协定一般原则或方法条款中的实然可能性偏小。基于此,建议中国首先立足争议问题本身,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价值导向引入BBNJ国际协定,增强各方国际合作与责任承担共识,平衡诉求矛盾,推进BBNJ国际协定的出台与生效;其次,通过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国际法内涵,增强该原则在谈判中的国际认同度与采纳度,并通过阐释中国支持性的主张,进一步增强中国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参与并引导全球海洋治理的能力。     

中美双边投资条约谈判中的法律问题与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

在中美双边投资条约谈判过程中,我国面临着准入前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资本自由转移和金融审慎条款、国家安全审查和投资者与东道国争议解决等诸多方面的法律问题。在应对这些焦点问题时,我们既要坚持维护国内经济稳定与安全的立场,又要重视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力图早日与美国就双边投资条约达成共识,促进中美双边投资活动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     

BBNJ国际协定中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去留探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中国因应之策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协定的立法进程已进入关键阶段。其中,关于BBNJ国际协定的一般原则或方法条款中是否包含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这一问题,各方代表立场不同,再次成为谈判焦点之一。从全球海洋治理中,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创新以及国家利益视角分析,得出中国应当支持此原则被明确列入BBNJ国际协定一般性条款之中。但是,解构当前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法律内涵与适用,结合现有各方立场,得出此原则最终被明确列入BBNJ国际协定一般原则或方法条款中的实然可能性偏小。基于此,建议中国首先立足争议问题本身,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价值导向引入BBNJ国际协定,增强各方国际合作与责任承担共识,平衡诉求矛盾,推进BBNJ国际协定的出台与生效;其次,通过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国际法内涵,增强该原则在谈判中的国际认同度与采纳度,并通过阐释中国支持性的主张,进一步增强中国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参与并引导全球海洋治理的能力。     

法律适用中宪法实施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可行性

宪法在普通的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得以实施,是法律适用的应有之义、宪法至上的内在要求.这种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与我国现行体制并不相悖,具有合法性,而且在实践中已有相关探索,在当下中国完全具有可行性.当务之急是积极主动地走进“依宪释法”这扇宪法实施之门,在广泛的法律适用实践中全面适用宪法,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