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中TRIPS-plus规则的立法动力分析

在多边体制下连续受挫之后,美国政府和私人集团在重返知识产权保护的双边主义上不谋而合,通过完善的机构设置和明晰的制度安排,以经济力量的施加作为决定性手段,辅之以观念塑造、能力建设援助等各种隐蔽方法,美国FTA中的TRIPS-plus规则得以建立。其中,私人集团的运作起着重要作用,美国贸易伙伴以知识产权保护换取市场准入、关税减让等经济利益和其他非关税利益,也是TRIPS-plus规则在全球扩张的重要因素。     

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文本的体系化构建

我国以往对区域知识产权议题兴趣较低,相关文本仅为笼统的被动象征。但近年来我国在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章中纳入了大量的硬性约束条款乃至超TRIPS条款,标志着新时期随着缔约对象和自身条件的变化,我国的议题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但对照美欧实践,中国文本仍然存在结构编排混乱、重要规定不一、措辞含义不清等问题。为此,我国亟需推动文本的体系化构建,并整合为硬软条款并行、坚持发展导向的稳定范式。此范式应关注国情需求度与可接受性,注重各个协定的制度一致,体现我国知识产权利益进攻点。鉴于自由贸易协定已成为国际经贸立法的最活跃舞台,此项工作有助于我国产生发展中大国的规则示范效应,渐进把握规则主导权。     

“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协定话语建构的中国策

自由贸易协定的话语成效取决于谈判国能否根据本国谈判目标进行规则供给,与冲突规则展开竞争,并使其经贸规则兼备形式上的一致性和实质上的有效性等若干条件。由中国已签署的14项自由贸易协定的话语建构判断,中国具备了一定的规则供给和规则竞争能力,只是现有的经贸规则若应用于"一带一路"建设,则存在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规则供给不足,对正在形成的不利规则主动防御意识不够,合作型条款建构过度而应对贸易投资壁垒有效性欠佳等问题,亟需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加以完善。     

台湾地区对外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法律问题

台湾地区虽为WTO成员方,但其并非以主权国家的身份,而是以单独关税区的身份加入WTO的,不具有完全的缔约权。中国同意台湾地区加入WTO,仅表示其可在WTO管辖范围之内与其他成员方签订条约。自由贸易协定(FTA)并不在WTO管辖范围之内。虽然两岸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但其签订与台湾对外签订FTA之间并无任何关联。凡是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都负有不与台湾建立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的国际法律义务。因此,只有取得中国的授权,台湾地区才能对外签订FTA。     

建立以自由贸易协定机制为支撑的“一带一路”长效合作机制

在全球形势深度变革的情势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命运共同体,体现出经济层面上的国际合作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的努力。“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国际法上的国际协定,因此在现行国际秩序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宜建立以自由贸易协定机制为支撑的“一带一路”长效合作机制。国家层面的自由贸易协定,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法,可为多个议题设定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增加法律的确定性;同时又能借助自由贸易协定的机制创设功能,掌握区域性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并进而影响全球性国际规则的重构,这是全局性的战略考量。     

从“中国之制”看“中国之治”——应急状态下的国家治理思考

“中国之制”源于“中国之治”的实践之中,二者相互依存,共同演进、互为表里。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同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竞争较量更为尖锐复杂,只有不断完善“中国之制”,才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为完成历史赋予的时代使命提供制度支撑,开创“中国之治”的新阶段、新境界。     

关于“本身违法规则”与“合理规则”功能的新思考

本文通过对"本身违法规则"与"合理规则"产生、发展和适用过程的分析,在法学界以往对这两项规则功能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它们是联结反垄断政策目标与制度的桥梁和纽带;认为它们不仅是法律实施阶段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规则,也是在总体上判断有关行为违法性的方法;不仅是判例法传统下解释和实施反垄断制度的规则,对于理解和实施成文反垄断法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国际规则协同与农产品贸易逆差:兼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农业安全

在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基于农业外循环失衡、内外循环失调的典型事实,探讨了国际规则协同对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及农业安全的影响。以中国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家之间产品层面数据开展的实证检验发现,国际规则协同能够显著地促进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改善,农业生产率的调节效应也是存在的。国际规则协同对农产品贸易净值影响存在规则、产品及国别三个维度的异质性。特别是,原产地规则、SPS规则及环境保护规则等三种代表性国际规则并非均能改善农产品贸易逆差。基于此,文章从提高中国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统筹构建区域统一标准适当的规则体系、提升农业生产率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于“零口供”规则的思考

“零口供”规则的提出表明检察机关深刻认识到过分依赖口供所可能带来的恶果。但“零口供”规则有它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它的出台还远谈不上是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我们过去经常犯“惟口供”的毛病,现在又出现了“零口供”的说法。其实两种口供的运用观都是形而上学的表现,因为它并没有涉及到问题的实质——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进行陈述。     

“米兰达规则”的中国命运之检视

”米兰达规则”源于美国“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对美国的执法、司法影响很大；本文对其进行详细的利弊分析，并从程序文化传统、证据制度、高成本、司法实践等方面分析了其在中国可行性不强，当前我国可以借鉴其精神，规定“有限度的沉默权”，但全盘引进该规则，笔者认为为时尚早。     

“米兰达规则”的中国命运之检视

"米兰达规则"源于美国"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对美国的执法、司法影响很大;本文对其进行详细的利弊分析,并从程序文化传统、证据制度、高成本、司法实践等方面分析了其在中国可行性不强,当前我国可以借鉴其精神,规定"有限度的沉默权",但全盘引进该规则,笔者认为为时尚早。     

论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严打”

刑事政策是国家或执政党从宏观角度制定的具有全局意义的抗制犯罪的战略决策。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轻缓型的刑事政策逐渐为“轻轻重重”的复合型刑事政策所取代,“严打”政策在20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国刑事政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作为一种具体刑事政策,我国的“严打”政策应具有目的性、综合性、针对性、层次性等特征。     

中国“入世”研究热中的反思——以规则为研究视角

对中国“入世”问题的研究，法学研究者具有话语优先权，因为WTO的法律属性决定了对其的正确解读只有一种，而这正是长于严谨思维的法学研究者的使命。然而．目前对WTO协定的误读和误解在原则性和技术性层面上同时存在。在原则性层面上，关于WTO的体系、基本原则、“部门法化研究倾向”、论述的行文逻辑等都存在可商榷之处；在技术性层面上，对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反倾销规则、争端解决机制等的理解都难谓尽然准确。因而，对于目前的研究状况作一反思至为必要。     

“兰辛—石井协定”签订的历史事实再认知

1917年5月至11月,威尔逊希望通过与日本率先签订兰辛—石井协定,使中国成为其宣示世界新计划的起点,同时也能消弭战后谈判中可能会出现的日欧勾结来反对美国新世界计划的前景以及尽可能协调战时与日本的关系。威尔逊在制订兰辛—石井协定时,无视中国本身的力量和态度,过高地估计美国对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影响力,并轻信日本对条约的忠诚度,最终使兰辛—石井协定的签约行动落得了非常拙劣的后果。     

“人本”语境下的规则冲突与冲突规则

"人本相同"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普世价值,但事实上的"人本不同"造成了各国民商事法律规定的冲突。"人本"语境下的冲突法应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重视人的发展,以促进全球范围内民商事活动的顺利进行、物质资源的合理配置、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存。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人本"思想为价值导向,多采双边冲突规则,坚持内外法律平行,注重冲突法的实质正义,平等保护内外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国际民商事秩序保驾护航。     

美国有关仲裁员“明显不公”判定规则的新发展

美国联邦仲裁法规定仲裁裁决可因仲裁员明显不公而被撤销,但并未明确明显不公的判定规则。而联邦最高法院在Commonwealth Coatings案中提出的判定规则又受到较多的质疑。目前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在判定仲裁员明显不公时做法不同,理论上可以将其分为表面偏见规则、事实偏见规则以及中间规则三种。近年来,美国判定仲裁员明显不公的规则有了新发展,趋向于采纳中间规则,特别是理性人规则。美国判定仲裁员明显不公时对仲裁员披露义务的强制性要求以及理性人规则的采纳,对我国仲裁法的修订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应当在仲裁法中规定仲裁员的披露义务并以理性人规则判定仲裁员的公正性。     

论保险法中“伞状”因果关系下“原因力”规则的适用

传统保险法运用“近因”理论对一因一果及“链状”因果关系探讨较多,其本质是寻找“有效的和居支配地位的原因”.但实践中往往存在“多项近因”,因果关系呈“伞状”特征.对于“伞状”因果关系下的保险责任问题,借鉴“原因力”规则是一种新的路径.具体适用时需根据原因力大小,将“伞状”因果关系细分为“复合原因”、“并存原因”和“混合原因”,再按照“绝对比例”规则,并与举证责任分配相结合,来解决是否赔付及赔付范围问题.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