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象征符号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研究——以桂北歌陂村为例

宗族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对我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颇深。祠堂、族谱、牌坊、祖坟以及墓碑作为宗族的重要象征符号,是宗族记忆和宗族文化得以传承和认同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广西全州歌陂村宗族象征符号所展开的一系列保护活动不但加强了对本宗族的认同感,而且对当地的新农村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宗族象征符号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研究——以桂北歌陂村为例

宗族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对我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颇深.祠堂、族谱、牌坊、祖坟以及墓碑作为宗族的重要象征符号,是宗族记忆和宗族文化得以传承和认同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广西全州歌陂村宗族象征符号所展开的一系列保护活动不但加强了对本宗族的认同感,而且对当地的新农村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重温宋以来的乡村组织重建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宋以来,由于地权出现高度分散和高度流转之势,市场经济冲击的社会呈现高度流动、高度分化之态,乡村组织的重建便成为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仁人志士从设族田、建祠堂、修族谱、树宗族权威等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并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陈家祠:百年祠堂,近代书院

岭南自古以来是移民目的地。先民们自中原而来,播迁各地。他们为了敬祖溯源,往往筹集重金,聘请能工巧匠,修建自己的宗族祠堂。并对其精心装饰,石雕、砖雕、木雕、壁画应有尽有;聘请名人书写对联诗文,悬挂于祠堂内,以此向世人展示自己家族的文化渊源和实力。岭南祠堂有两类。其一用来祭祀祖先,它们是普通的姓氏家祠,祠堂大门上有写着“X氏宗祠”等字样的匾额。其二用来祭祀当地贤人。     

王氏大姓修族谱

族谱是一种记录氏族迁徙、发展的事迹和宗族人物的世系、传记的记录。一部完整的族谱，一般分为：谱名、谱序、凡例、姓氏源流、世系考、世系表、人物传记、宗族祠堂、坟茔、族规族训、恩荣录、像赞、艺文、纂修人名、领谱字号等。从族谱中，可以全面了解一个宗族的迁徙、发展过程，了解宗族人物的事迹，掌握整个宗族发展的历史，确定当地的社会、历史、文化、民族、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内容。     

宗族祠堂的当代文化价值

<正>华夏民族源远流长、繁盛不衰的宗族祠堂,具有丰富而多元的社会功能及现实价值。二十多年前,有学者就提出"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村落家族文化的何种态度,对村落家族文化如何应变"(王沪宁著《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客观认识和准     

当代宗族更新与基层社会的文化治理——以浙江省为例

宗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体,当代宗族的复兴显示了传统宗族文化潜在的顽强生命力。浙江省当代宗族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复兴,成为重建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其所包含的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模式,也对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代宗族需要加强现代性的更新,在避免与行政力量合而为一、克服狭隘的宗族本位观念的前提下,造就新伦理,构建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并把现代文化元素注入到宗族文化之中,才能切实地发挥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的作用,为乡村社会重建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动力。     

宗族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宗族秩序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宗族秩序是中国传统典型的政治结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传统与现代“冲突”而形成的僵化性的文化格局使人们对具有与传统文化特征和命运相似的宗族文化也陷入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模式。但是,无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理论上有多大区别,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建立,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社会中的某些因素,现代性实际上是从传统中发展起来。本文拟从全新的视角,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工具剖析宗族秩序存在的合理性,挖掘宗族文化与现代化本质相契合的有效因素,引导其成为现代化的动力。     

甘肃凉州达氏宗族的文化实践：“边汉社会”的又一类型及概念再思——兼与石峰教授讨论

甘肃凉州达氏宗族的祖先是畏兀儿人，明初来自哈密。他们于明代中后期到清代初年在军事领域里取得了成功，并将这种成功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兼象征资本投入到宗族建设中，使得宗族制度及其实践延伸到河西走廊，在那里创造了中心地区汉人移民边疆之外又一类型的＂边汉社会”。宗族制度是汉人社会的一套符号表征系统，它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意味着被汉化的可能。达氏世系群通过军功与宗族建设，参与了帝国的边疆变成华夏或中华的历史叙事和过程。客观而言，宗族制度及其实践是军事之外的一个配套工程。宗族制度是汉人社会的核心特征，是判断边汉社会存在与否的关键。但作为一种文化，它又可以超越种族而生存和发展。     

关于祠堂文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思考——以从化市祠堂为例

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祠堂文化是中国三大传统文化之一,在全国建设农家书屋的浪潮下,从化市充分利用祠堂的优势,走出了祠堂变身为文化室或农家书屋的新路子,使祠堂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新的光彩。但如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其价值,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新课题。     

宗法文化：静悄悄的归来？

一个十分普通的云南的小山村,却给了笔者一种让人不能不作深刻思忖的启示。已经是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了,这个山村也力图跟上时代,要开发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旅游业。而发展旅游业的资源依靠是什么呢?当我进了村子,方知道就是早先一直藏头藏尾而在这些年里终于日渐回归的宗法文化。村里,有百年以上保留完好的宗族建筑,有传承完整的宗族历史谱系,有历史上进行宗法活动的宗族祠堂,甚至有几十年前留下来的宗族祭祀歌     

农村党组织如何应对和解决宗族活动问题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近年来,一些地方农村宗族活动兴起,宗族内部制定并执行各自的族规。宗族之间为山场土地等争议发生纠纷乃至械斗；有的宗族为执掌乡、村党政权力或明或暗地力举“自己人”进乡村党政领导班子；有的对干部进行打击报复,树立宗族权势,等等,涉及农村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问题。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农村党支部应该如何应对和解决宗族活动问题,很值得思考。     

从乡村宗族到城市宗族——当代宗族研究的新进展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成宗族形态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迁。从时间维度上看,宗族的类型可分为传统宗族和现代宗族;从空间纬度上看,宗族又可分为乡村宗族和城市宗族。考察和研究不同形态宗族的变化发展历程,可认识和把握它们在特定的时空下是如何完成转型的,及其对一方山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为此,学界有必要加强对各种形态宗族的研究,尤其是城市宗族的研究。     

从权争到辅治:宗族与国家权力关系史之千年嬗变

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为以统治部族为中央、臣服部族为地方的"酋邦式"部落国家,地方部族实行完全的自治,宗族尚未正式形成。西周的全面分封制实现了统治部族对被征服部族的武装殖民,统治部族的贵族宗族组织及其自治制度基本形成,被征服部族原则上不再被允许保有其宗族组织。战国及秦朝,贵族组织及其自治制度暂时被废除。汉代在短暂地恢复了皇族、王族与军功贵族的自治之后,又很快将其废除,开始扶持官僚宗族与文化宗族。魏晋南北朝,士族作为文化贵族的最高形态,其自治权达到鼎盛后开始转衰;官僚宗族的自治权亦通过家庙制度开始崛起。唐代士族的法定自治权被取消,官僚宗族通过家庙制与荫族制进一步发展。晚唐、五代时期的战乱毁灭了士族的族谱乃至肉体,官僚宗族的世系也被完全破坏,宗族自治势力对国家上层政治的威胁被最后解除。宋代开始将原仅适用于贵族、官僚的宗族自治制度下移至普通平民,终于在明代形成了在县政府控制之下,由宗族自治辅助国家官治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维权与宗族“复兴”——以赣中竹溪村建新祠为例

通过对竹溪村的个案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目前在我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宗族复兴现象,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情形有所不同,即不是行政力量从乡村的撤退和村民选举制度的实行等原因所致,而是基层政府对乡村控制仍然过严,村委会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村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参与程度不够而导致宗族的“复兴”。这种复兴只是表面现象,掩盖的是村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实质,即在宗族文化与现代文化共同作用下,村庄中的非权力精英如何借助宗族并通过宗族活动达到自己目的的政治参与模式。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宗族、乡绅与社仓

在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社仓的建设和运营中,宗族组织通过将社仓设置在各姓祠堂内、参与社谷的发放、还仓等来实现对社仓的渗透。而地方乡绅通过捐输社谷、担任社长等方式成为社仓的实际掌控者,并成为来自民间的监督者。地方官府对宗族、乡绅介入社仓持既依赖又限制的态度,这是造成清中后叶长江中游地区社仓衰败的原因之一。     

不良文化与农民团伙犯罪

农民犯罪对城乡治安的影响日益严重 ,其原因是 :不良文化包括落后的地缘文化、封建的宗族宗教文化 ,以及封建行帮帮会文化的影响作用。为抑制不良文化对社会成员的影响 ,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加大对农民团伙犯罪的整治力度 ,遏制和减少农民进城团伙犯罪的行为 ,重视对城郊结合部农民的管理。     

明清时期孔氏南宗宗族文化述评

明清时期,孔氏南宗族人继承南渡以来的优秀传统,谨守祖训,承传礼仪,不断完善宗族规制,形成了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宗族文化.南宗族学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时衢州儒学的发展方向,在与社会现实结合中推动了儒家在衢州地区的发展.南宗士人的诗文佳作蕴含深厚的人文内涵和具有崇高的人格风范.孔氏南宗凭借其独特的宗族文化,与当地望族一道,身体力行,对促进当地和谐稳定、推动好学尚理之风、静化民风民俗、丰富精神世界,都起到了示范辐射作用.     

试析宗族现象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嬗变——从龚自珍《农宗》谈起

龚自珍的《农宗》认为，宗法家族能够达到“天下大治”。宗族现象在现代中国社会遭受几次冲击，近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复兴”。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以宗族现象为典型代表的乡土社会明与现代工业明交织和并存。作为传统典型代表的宗族现象，在现代化过程中应作为中国特色而存在。     

弘扬“乡贤文化” 让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

乡贤文化是中国人宗族意识与乡土意识的集中体现,自古以来,就极大地维护了我国社会稳定。在农村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尚待提升的情况下,可以大力发展乡贤文化,树立乡贤形象,使乡贤起到足够的带头与推动性作用,引导农村地区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