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能动司法的伦理思考

法官能动司法,使判决在符合形式公正的基础上,充分合理地运用自由栽量权,使判决合情合理,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但这也给了法官作恶的可能,因此要通过以恶制恶和以善制恶相结合的方式给法官以制约,防止法官恣意,以更进一步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     

法官的司法伦理基础探析

司法制度设计本身及司法运行实践表明中国法官地位不高 ,这与法官本应具备的极高社会威望相悖。而出现司法不公时 ,公众往往对法官进行道德先究 ,法官整体的司法伦理匮乏又使公众道德先究的结果更加不利于司法公信力。因此要想使中国法官也具有西方法官神坛的地位 ,司法伦理可谓之基础。司法伦理具有底位、中位和高位三个层面 ,它要求法官具备良好的司法伦理道德素养并使之制度化 ,从而构建一个规范、养育及运用它的理性环境。     

智慧司法的伦理风险及其应对

智慧司法是中国式现代化、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目的是在以更具技术理性的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手段助力实现类案类判的同时,保障个案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与社会治理效能,构建法官职业共同体,促进司法现代化。但是,智慧司法的技术局限性与现有制度的强约束力,易导致其在个案裁判中丢失伦理要素,从而引发法官与公众的司法公正观之间隙处于异化状态的伦理风险,折损司法公信力,产生技术应用悖论。因此,必须以法治机制严格控制智慧司法中的伦理风险。应当明确司法人民性的基本立场,确立数字时代中法官的主体地位与司法的社会效能原则,优化数据库运行模式,增加数据库中的非正式法源,明晰适用法外论证的具体情形,保障法官自由裁量权与智慧司法的场域化适用,修正智慧司法机制中法官司法的程序与方法。     

大数据时代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与司法审查——以美国法律实践为例

算法自动化决策为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可能因其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称而对某些群体造成歧视。实践中,算法歧视主要表现为偏见代理的算法歧视、特征选择的算法歧视和大数据杀熟三种基本形态。为了消除算法歧视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规制措施。从规制的空间维度来看,这些措施包括原则性规制和特定性规制方式;从规制的时间维度来看,包括事后性规制和预防性规制;从规制的主体角度来看,包括自律性规制和他律性规制方式。在司法审查层面,不同待遇审查和差异性影响审查是两种基本模式。强调平衡“数字鸿沟”,抑制算法权力,并在此基础上,确保国家权力的运用能够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是大数据时代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与司法审查的基本共识。     

正义的追寻——以法官的司法职业伦理为基点

正义是法的追求也是法律职业者的伦理要求,本文主要从法官应具备的职业品格角度探求正义的光辉,通过大量名人名言和充满哲思的小故事,揭示了法官的良知和禁忌,再现了司法职业者的道德光辉,也为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功能性理解司法伦理：实用司法伦理主义

司法伦理是法官司法行为不可或缺的价值准则或规范。职责型的司法伦理以完成份内责任为天职,并通过司法行为与后果相连,是一种理性的司法伦理规范。德行型司法伦理则是以未来为指向的,结果如何不在考虑范畴之列。二者关系并不完全对立,都被深层结构所推动,并且在一些领域还存在联系。司法伦理的功能指向应当是现实的社会需求,应当根据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司法发展程度选择所需求的司法伦理以及功能,因此,以责任或义务为内容、以规范或规则为形式的职责型司法伦理至关重要。     

司法调解中的法官修辞及其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

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时期,司法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作为言辞说服艺术的调解,离不开修辞技巧的使用。法官在司法调解中合理使用各种修辞方法,既能够有效说服当事人顺利接受调解结果,又能够有效执行法院的社会治理功能,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但法官掌握调解和修辞技巧的能力,只是影响纠纷能否有效解决的一方面因素,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法官运用修辞调解纠纷的主观姿态。当务之急是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提升法官人格,确保每个法官都能秉承善意运用修辞调解纠纷,才能真正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司法过程中的语言歧视以及应对之道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随着法律的发展,从习惯法发展到制定法,再到今日的法律法典化,语言成为法律最重要载体。法律语言作为一种高级语言,虽然具有一系列优势,但另一方面却对社会底层造成很大歧视,在具体司法过程也有明显体现。本文从司法过程中的语言运用着手研究,讨论其过程中的语言歧视,从而寻找的应对之道,进而实现最终的实质正义。     

司法诚信:诉讼语境中的行为规制

司法诚信的提出在于在制度层面上有针对性地弥补这一机制缺陷,法官应对自己作出的错误裁判负有诚信说明义务,不能说明的,可推定为不诚信或以其不具备常态下法官基本专业技能而被降级、免职。特别是在当前司法环境下这种威慑力是必要的,社会正义不能容忍有损于人民和国家利益的不良行为(公共产品)持续存在而不负代价,故有好法还必须有称职的法官,法的预设性目标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试论社会主义法治背景下司法伦理建设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正在努力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即依法治国。虽然我国法律体系正趋于完善,对于司法人员的选拔和任命也越来越严格化、制度化、系统化,但是司法人员徇私舞弊、有违公正、司法伦理道德缺失的现象仍有存在,甚至持增长趋势,因此,加强司法伦理建设具有很大的必要性。本文从司法伦理问题作为切入点,分析当前社会背景下司法伦理的现状,提出加强司法伦理建设的路径以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度正义视角下的司法自由裁量权

司法正义应从制度正义的内在视角进行分析,而制度正义一方面来自于立法设定,另一方面不能脱离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行。法律判断与司法判断在本质上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在既定法条件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行必须以制度正义为基础进行思考。     

试谈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近年来,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司法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传媒监督因其居于舆论的主导地位而成为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对遏制司法腐败、维护社会正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缺乏对传媒监督的制约机制,传媒监督对司法公正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正确处理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分析传媒监督存在的误区及原因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监督机制十分必要。     

程序正义如何才能实现--佘祥林案的个案分析及其启示

佘祥林案存在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司法活动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即程序的非正义性.要实现程序正义,有赖于司法主体摒弃"有罪推定"的传统思维定势,坚持"无罪推定"的司性理性;有赖于司法者坚持司法自治原则,排除外力干扰,依法独立办案;同时也有赖于司法者坚持法律至上性,依法保障诉权的实现.这三个问题也是限制当前中国司法秩序建设的关键性因素.一个良好的司法秩序只能靠法治,有法律规制的程序正义才是司法秩序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司法中的伦理解释及其限度——以美国宪法为分析样本

司法中的伦理解释本质上是一种立基于正当性的价值论解释方法，它要求解释者在法律文本语义的最大化范围内，选择和适用最合乎法的制度伦理的含义。伦理解释具有基础性、历史性、体系性和开放性等基本特征，这些特征都是由它所要表达的法的制度伦理赋予并在具体解释方法中展开与呈现的。伦理解释具有局限性：一方面，对法的制度伦理的辨识往往非常复杂，具有不确定性，这就会导致依托制度伦理来解释法律的客观性、正当性发生危机；另一方面，即或已经明确了法的制度伦理，但对它的维系与坚持也具有相当的难度，特别是当法官的个人正义观与法的制度伦理发生冲突时，难度更大，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使法律的伦理解释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论司法人性化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与协调

司法人性化是现代司法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它的正确实施有利于人权保护和司法公正价值目标的实现,但是司法人性化的泛化必然对司法的公正性提出挑战。司法人性化与司法公正的对立是相对的,二者存在统一的基础。加强人性化的立法、坚守法律的底线、培养司法者的人格素质以及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协调司法人性化与司法公正冲突的有效途径。     

论司法公正与我国法院体制改革

法院应当在社会关系中具有独立性和中立性,这是体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和条件。对照联合国关于法院为司法公正的应当具有独立性的通常标准,可以查找出我国法院在体制方面存在一些不足,我国法院体制在实现司法公正方面应当进行改革。     

实现司法公平正义面临的新形势新课题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体现出来的公平正义;司法公正是相对的;司法实现公平正义面临新的形势、新的问题、新的要求和新的课题;实践公平正义必须做好社会理论的、法律制度的和司法人才的准备.     

论自首制度及其正义根据

本文介绍了代表封建法律最高成就的唐律对自首的认定、分类、甄别和处罚,分析了我国现行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自首的规定,从追求社会的公正与平等,促进司法效率等问题入手,论述了自首制度符合社会正义。     

正义感、移情与司法裁判

司法裁判并非是一项纯粹理性的事业,属于情感范畴的正义感构成了法官裁判的重要视角,在裁判工作中发挥着认知和指引的关键性作用.从情感理论上来说,正义感的形成主要赖于移情这一情感现象,而移情的展开需以无偏私性和信息充分为必要条件,这样才可能导向正义的个案裁判.不过,正义感的运用并非不受理性的约束,它只是为裁判提供了一种行动计划和倾向,法官仍然要诉诸于以合法性思维为框架的法律理性论证.因此,司法裁判的作出最终依赖于正义感与法律理性论证之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