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商业秘密保护中的公共利益抗辩规则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英国和美国,限制商业秘密权利行使的公共利益抗辩规则是通过判例逐渐发展起来的.基于自身立法与司法体制的不同,在英美两国实践的公共利益抗辩事由有所区别.英国通过成文法规定了较为具体的抗辩事由,美国则主要通过判例和特殊领域的单行法加以体现.两国在公共利益具体内容以及利益平衡方面累积的丰富实践经验,可供我国借鉴.公共利益应包括披露犯罪或侵权、欺诈公众的行为,保护公共健康和安全以及保障国家安全等事项.即便依据公共利益抗辩规则可以披露有关信息,也应对信息披露对象与时间进行限制,使用保密信息的应给予相应补偿.     

侵权责任抗辩事由初探

侵权是日常生活中的最为常见的行为之一,当侵权发生之后,责任的承担问题就成为了需要集中精力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落实到责任,才能使受害者的权利得到切实的保护。抗辩事由是被告对原告诉讼请求的对抗,是侵权责任承担当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有完善了抗辩事由,才能使侵权的责任制度更加完备。本文从抗辩事由的概念、地位、类型和立法建议这几个方面对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物业管理合同履行中不当抗辩行为的限制

在物业管理纠纷发生时，物业管理企业经常以停水断电或拒绝提供其他涉及业主重大利益的物业服务威胁业主，业主也动辄以拒绝缴纳或长期拖欠物业费对抗物业管理企业，这些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损害社区公共利益，属于滥用抗辩权的不当抗辩行为。应当从立法和司法角度对这些不当抗辩行为进行限制，在我国现有立法没有相应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应援用诚实信用、公共利益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对不当抗辩行为进行限制。在限制不当抗辩行为时，应当允许当事人对无损他人利益的抗辩方式进行约定，也不能否定当事人行使正当的履行抗辩权。     

中、英名誉权侵权特殊抗辩事由评价、比较与中国法的完善——兼评英国《诽谤法案2013》对名誉权侵权特殊抗辩事由的改革

名誉权侵权特殊抗辩事由实质上发挥划定言论自由和名誉权保护边界的作用。英国《诽谤法案2013》基本完成了名誉权侵权特殊抗辩事由的法典化,形成了包括"真实"、"诚实意见"、"公共利益事务的负责任发布"、"科学或学术期刊上同行评价陈述"以及更为完善的特权抗辩在内的分工明确、体系完整、设计科学的抗辩事由体系。中国法通过司法解释,事实上确立了"事实基本真实"、"公正评论"、"权威消息来源"三个抗辩事由,但与英国法比较,在立法模式、体系化程度和具体抗辩事由设计上存在明显不足。建议未来中国法在借鉴英国法的基础上,通过完善《侵权责任法》,确立包括"事实基本真实"、"诚实意见"、"基于公共利益的负责任发布"、"权威消息来源"和"正当学术批评"的具体特殊抗辩事由体系。     

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标准

《行政诉讼法》自1989年实施以来，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所采用的程序违法审查标准可以归纳为设立该程序规则目的标准等五类。这些标准之下，法院在维护客观法律秩序与保护相对人权益之间充满了困惑与纠结。程序违法审查标准不一的根源在于行政诉讼宏观构造的缺陷。新《行政诉讼法》将“轻微+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作为撤销程序违法行政行为的标准。该标准的确立，在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点，具有进步意义。但该标准并未考虑到授益性行政行为的面相，疏忽了原告请求法院履行行政职责和请求确认行政机关授予行政许可超期违法的情形，为新《行政诉讼法》对程序违法审查标准的确立留下了遗憾。对行政程序违法的审查，除了“轻微+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之外，还应考虑“程序违法行为是否有利于相对人”标准。如果违反法定程序的授益性行政行为产生了有利于原告的后果，且该法律后果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那么法院不应作出不利于原告的判决。     

侵权违法阻却事由论纲

违法阻却事由与抗辩事由、免责事由系不同的概念,我国侵权法应在承认违法性独立地位的基础上,赋予违法阻却事由以独立意义。应该在坚持“结果不法说”的违法性理论前提下,对侵害他人权益行为进行有限的违法性推定,将属于合法权利行使的部分从传统违法阻却事由中剥离出去。要深刻把握违法性与可责性在传统构成要件理论中的不同价值及内在逻辑顺序,以“结果不法说”为基点,将违法阻却事由适用于全部侵权行为,明确虽具违法性但不具可贵性加害行为的定性,并以此为契机,确立“侵权行为”在现代侵权法中的核心地位。     

完善我国侵权责任抗辩事由

民法对侵权责任抗辩事由的规定,存在抗辩事由的种类不全、抗辩事由规定存在矛盾现象、抗辩事由的内容规定不合理的现象。本文指出应该在立法上完善我国的侵权责任抗辩事由。     

论侵权法上抗辩事由的内涵

传统规范结构理论在解释侵权法上抗辨事由的内涵时遭遇到了困难,而通过对构成要件的性质以及抗辩事由与法效果之间关系的重新论证,可以将抗辩事由定义为评价妨碍事实的抽象总结,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对抗辩事由的外延的确定,而且也有助于侵权法领域的证明责任之明晰。     

共犯的限制从属性说之坚持 ——以共犯违法相对性的扩张为视角

承认共犯违法的相对性对要素从属性中限制从属性说的通说地位形成了挑战。限制从属性说贯彻了共犯论“违法是连带的，责任是个别的”这一基本命题，但是在正犯具有违法阻却事由，共犯不具有违法阻却事由或者共犯具有违法阻却事由，正犯不具有违法阻却事由的实际问题解决上存在困境。站在规范论的立场上，共犯违法的本质是对其自身行为规范的违反，由于行为规范中也包括了结果的内容，因此，共犯违法的相对性包括人的违法与物的违法两方面内容。共犯的违法性是由自身要素决定的固有违法与起到消极限制作用的正犯违法共同构成的，在此意义上，限制从属性说仍然应当得到坚持。     

德国法上就业歧视的抗辩事由——兼论对我国的启示

就业歧视中的抗辩事由表现为资方对劳方进行不同等对待的合理性因素.德国《一般平等待遇法》对抗辩事由特征与合理性审查方法的规定,一方面遵循了欧盟平等就业指令中的要求,另一方面契合了德国已有的法教义学内容.具体表现为在私人自治原则的基础上限制私权、集中指向雇主抗辩事由以及坚持共性概括与个别歧视类型特殊处理,分别在立法价值取向、目标导向和立法与法律解释技术的层面上体现了奉行欧陆传统的德国在平等就业权保障立法和司法上的最新动向,其中的有益成分值得我国借鉴.     

环境侵权救济之民事诉讼原告资格探究

环境侵权结果须借助自然环境这一中间介质方能发生,而环境的公共性、使用的非排他性等特征决定了受损权利具有公益与私益的双重特征,这也使得提起民事诉讼救济的原告主体有私益性原告与公益性原告的区分,其诉讼请求、诉讼标的、诉讼事由、诉讼利益归属等各有不同,而上述两类原告所提之诉同属民事救济的两种渠道、两个诉讼,可以合并或单独审理。     

婚生否认之诉原告资格的立法完善和规范适用

对于婚生否认之诉的原告,目前我国法采取了明确列举的方式,所规定的原告范围较窄。当其他可能的原告起诉时,法院或严格适用法律规范,或扩大原告范围,产生了矛盾裁判。立法应当对能够成立诉权并启动司法审判的适格原告作出周全选择和判断。基于身份权的专属性及国家意欲保护的权利和价值,亲子关系的主体,即父母、子女均有婚生否认之诉原告资格;生父仅在婚生亲子关系不利于子女最佳利益或损害公共利益时,才附条件地具有婚生否认之诉原告资格;父死亡后的继承人因无专属身份关系以及身份公益优位于财产私益的法理,不具有婚生否认之诉原告资格。在立法作出周全选择后,司法实践应当准确把握婚生否认之诉属于形成之诉的本质及立法的文义和目的,遵循形成之诉原告的法定性和封闭性,不得扩大原告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之违法性判断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需以行为人之行为具有违法性为要件。对于违法性之判断,除应考虑被害人所受损害之程度外,加害人行为对于加害人自己及社会上一般大众的效益,亦应一并予以考虑。因而违法性之判断,在纠正正义与功利主义之间,如何取舍,成为环境污染责任的重要议题。     

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

诉的利益是诉讼法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指当事人在其利益受到不利影响时,寻求司法救济的必要性。诉的利益理论不仅应在防止原告滥用诉权、避免被告无端应诉和避免司法资源浪费方面发挥消极作用;更应当在权利生成方面发挥其积极作用。诉的利益的认定标准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利益衡量问题。诉的利益的范围直接影响法院的主管范围、原告资格以及诉讼类型等诸多问题。     

民事权益受损者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考辨

民事权益受损者本应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救济,一旦其请求行政机关介入查处违法行为或解决民事纠纷时往往会引发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本文采实质诉权说认为,民事权益受损者起诉权的认定应以公法请求权为基础,故需以保护规范理论为工具探寻公法规范中是否包含保护私人利益的指向,而非简单以侵权行为影响论或行政行为影响论判断受害者的行政诉讼原...     

法庭警察权研究

法庭警察权乃法院为维护法庭秩序及审判的威严所享有的采取秩序措施及施加秩序罚的权力。法庭警察权有妨害预防作用、妨害排除作用与妨害制裁作用三种基本形态。基于法庭秩序维护的实效性与法庭警察权实施基础的客观实在性,法庭警察权依附于裁判权,由担当裁判权的法院行使。法庭警察权以功能意义上的法庭为其实施的时空范围,以妨害法庭秩序及审判威严的行为及状态为规制对象。对于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实施何种作用形态的法庭警察权取决于法院的合目的性裁量,应受比例原则的规制。法庭警察权在我国由三大诉讼法分别规范,不仅未能科学地体认法庭警察权的性质,也未能正确地廓清法庭警察权应有的实施边界,加剧了司法实务中法庭警察权制度适用之乱象,亟待统一立法构建。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探讨——从现实和法理的角度考察

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违法案件,迫切需要有一个适格主体代表国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理论不是静止不变的,检察机关代表公益的特性,使其可以成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国外早已开展。我国亦应明确:检察机关对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可以原告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未经许可创作的演绎作品之著作权辨析

未经许可创作的演绎作品因其特殊性而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相对于原作品而言,未发表的未经许可创作的演绎作品是合法作品,公开使用的未经许可创作的演绎作品却是侵权作品。而相对于侵犯演绎作品的第三人而言,无论未发表还是公开使用的未经许可创作的演绎作品均因其凝聚了演绎人的智力劳动而具有合法性,应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     

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认定——以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的适用为中心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确立了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构成"三要件",即网络散布谣言的客观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危害后果和主观故意。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秉持"秩序至上主义"的逻辑,存在对违法构成"三要件"的背离,在部分案件中对网络谣言和公共秩序的扩大解释构成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过度限制。面向未来,法院可通过对上述违法构成要件的合宪性解释,合理平衡公共秩序与言论自由价值的冲突。在客观行为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区分"公共言论"与"私人言论",涉及"公共言论"的网络谣言以"捏造或者歪曲事实"作为认定标准,涉及"私人言论"的网络谣言可扩大解释为包括"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危害后果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将"公共秩序"解释为以"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为核心内容的现实公共场所秩序,并引入比例原则的审查。在主观故意的司法认定方面,对于涉及公共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采用"实质恶意"原则,即只有在行为人明知其将做出虚假言论或者对于信息的真假辨认存在严重的过错时,才能认定其为"故意";对于涉及私人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参照刑法上"故意"的认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