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责令退赔后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的类型分析与处理规则

刑事诉讼责令退赔制度是保护被害人财产权益的重要途径,也是刑民交叉司法实践中长期备受关注、迄今仍需深人研讨的重要议题之一。然而,因刑事审判及执行的特殊性,被害人往往很难通过执行被告人财产得到赔偿,只能转而提起民事诉讼寻求救济,这时候通常面临很多问题。     

刑事责令退赔关联债务的裁判路径

民事审判实践中,如何处理与刑事责令退赔相关联的案件,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由于对“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存在不同理解,与刑事责令退赔相关联的民事案件自立案阶段,就可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刑事责令退赔关联民事案件的处理,无论从法理、规则还是技术上都有进一步深入研讨的必要。     

论被害人请求履行合同权利与责令退赔措施的协调

刑事判决主文责令退赔时,意味着法院对合同不再继续履行予以表态。刑事判决主文中的责令退赔将对后续的民事案件产生既判力,消灭被害人在后续的民事诉讼中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权利,导致被害人二次受害。因此,对于被害人存在合同履行利益的案件,应允许被害人在民事诉讼中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和在刑事诉讼中接受退赔进行选择。如果被害人不选择在刑事诉讼中接受退赔而选择继续履行合同时,刑事判决不应在判决主文中责令被告人退赔。     

辨析“没收”、“追缴”与“责令退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处分条例》）以及《监察机关没收追缴和责令退赔财物办法》（以下简称《退赔财物办法》）的有关规定,＂没收＂、＂追缴＂和＂责令     

债权行使与财产罪

对于以不当手段主张债权的行为,有财产罪肯定说、财产罪否定说和折中说的对立。应该认为,这种行为侵犯了财产罪的法益。至于该类行为是否在财产罪领域违法、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则取决于行为是否脱离了社会相当性及其程度,即行为是否成立财产罪的关键取决于行为是否从社会相当性中逸脱。     

论“以刑制罪”思维的教义反思与司法适用——以“温岭虐童案”的执法思路为切入点

传统的罪刑关系理论均强调“由罪而刑”,然而由于法定刑本身固有的特点,这一思路在一些疑难案件中无法贯彻.为解决这一问题,司法实践中有人提出了“以刑制罪”的思路以弥补“由罪而刑”思路的不足,然而“以刑制罪”具有天然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要慎重使用,同时法官要对沿袭这一思路所选择的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正确的刑法解释.     

财产罪法益中所有权说与占有说之对抗与选择

财产罪法益究竟采所有权说还是占有说,可能会对特定案件的定罪量刑产生重大影响。立足于我国刑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对侵犯财产罪法益进行体系性思考,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编辑的指导性案例进行研究可以得出结论,财产罪法益仍应坚持所有权说,以非法手段取回他人占有下的自己财物,如果没有借此索赔等后续行为,不应构成相关的侵犯财产罪。通过对所有权与占有权的关系类型和冲突类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所有权和占有权的冲突问题对于立法、司法和理论有着重大影响,值得进行整体的体系性反思。     

涉罪外来人员帮教基地的理论与实践——以浙江省宁波市涉罪外来人员帮教基地为例

涉罪外来人员审前羁押率高、取保候审困难,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针对涉罪外来人员适用有罪不捕面临担保不能的困境,宁波市检察机关坚持能动司法,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会同有关单位创建了涉罪外来人员帮教基地,将社会力量与司法资源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以宁波市涉罪外来人员帮教基地为蓝本,分析当前该基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若干建议,希望能对完善涉罪外来人员帮教工作有所帮助.     

财产罪占有之立场:缓和的事实性占有概念

现有的财产罪占有概念几乎都是一种混合的概念,事实性和规范性是它的两端。事实性占有概念要求事实判断是占有的首要判断和基础判断,受物的性质、形态等实质影响,支配并不总是显性可见的。规范性判断在揭示隐性的支配事实和假象性支配时,对占有判断具有选择性的补充作用,这使事实性占有概念趋于缓和化。事实性占有概念中的规范性内涵已扩展到社会学层面和刑事政策层面。规范性占有概念在借助规范性要素扩张占有范围的同时,掏空了占有的实体,造成了占有的过度观念化问题,也造成了对实际的占有问题进行解释时事实性和规范性的冲突,这大大削弱了它的解释力和生命力。     

对盗窃等侵犯财产罪案件应否给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被告人的财产。据此只要遭受物质的损失,被害人均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也是为了节约诉讼成本和资源,减轻当事人的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特点及我国涉东盟民商事关系法律的价值取向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和建立,我国与东盟之间将在投资和各项贸易方面密切合作,这势必会产生大量的民商事法律关系.而如何处理和对待我国涉东盟的民商事法律关系,这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急需探讨的问题.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我国与他国的第一个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加之东盟自由贸易区自身特点十分突出,所以,我国在处理涉东盟民商事法律关系时应有独到的价值取向.     

财产申报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一、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现状。1995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对中国官员的收入实行申报。根据规定，所有的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的县（处）以上（含县处级）领导干部，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都必须申报自己的收入。     

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的关系

对严重的盗伐林木案件在必要时应适用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以盗窃罪论处;对不符合盗伐林木罪数量条件但达到盗窃罪数额标准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罪;对于盗伐枯死林木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罪;盗伐林木的行为能够转化为抢劫罪。     

海事行政违法涉罪案件移送的困境与出路

海上交通安全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要求,然而我国海事刑事审判权一直游离于海事法院之外,海事执法①实务中有案不送、有案难送、以罚代刑积弊已久.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对于实体法问题,明确界定海事违法涉罪案件的追诉标准,通过提高海上责任事故类犯罪财产损失立案标准等举措来修改相关罪名的罪刑配置,完善海上犯罪的入罪标准;对于程序法问题,通过建立海事专门性的证据制度和程序规则,加强海事涉罪案件的司法监督,完善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     

我国减刑、假释关系之反思与重构

在我国,减刑与假释并存且相互独立。减刑、假释各有利弊,但利弊归属不同。减刑利于执行机关维持监管秩序,却不利于犯罪人重返社会;假释利于犯罪人重返社会,却不利于执行机关维持监管秩序,且使执行机关和裁判机关时刻面临责任追究的风险。这导致减刑排挤假释,假释基本被搁置不用。保留并分别完善减刑、假释,废除减刑、完善假释,或者将减刑、假释合二为一等改革建议皆不能将减刑、假释紧密结合,同样存在不同缺陷。减刑、假释经过一百多年的演进发展,已经形成当前四种主要关系模式,即并和模式、结合模式、分立模式、单一模式。四种模式之间的差别在于四个关键问题,对这些关键问题的回答和选择是重构我国减刑、假释关系的基本前提。     

盗窃罪保护法益的理论嬗变与司法抉择——新修正的所有权说之提倡

关于财产罪保护法益究竟采取所有权说还是占有说,在德日刑法以及我国刑法理论之中均存在较大争议。就一般情形而言,无论采取所有权说或者占有说,对案件的定性并不存在分歧,但是在特定案件中对定罪量刑具有实质性影响。立足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司法解释的立场,对盗窃罪保护法益应当提倡新修正的所有权说。对于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所有权人擅自处置被公权力机关依法扣押、查封的财物,擅自取回处于他人合法占有之下的财物以及以非法手段侵害他人占有的违禁品、赃物的案件,在新修正的所有权说指导下均能得出妥当且统一的结论。     

民刑交叉视域下“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之司法应对

经济案件中民事不法与刑事犯罪常常交织。对此,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对基于“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发现的经济犯罪嫌疑的处理方式,但并未对“同一法律关系”情形的处置方式作出回应。因此,需明确刑民法律关系的判断后置于同一法律关系认定的逻辑顺序,在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指引下摆脱刑事诉讼优先的窠臼,同时允许当事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并在司法技术层面相应改革创新。     

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之关系新探

从用我国刑法立法中的交叉竞合关系、刑法解释中的行为对象理论和刑事司法中的罪名转换规则等视角,可以探究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从立法到司法、从静态到动态的辩证关系。在刑法第293条所规定的随意殴打他人的范围内,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之间存在交叉关系,应在行为对象理论的基础上,揭示出所谓犯罪对象的特定与否并不妨碍两罪成立交叉竞合的事实。针对特定的故意伤害案,司法机关适用罪名转换规则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符合刑法基本原则和理论,并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