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作权争议调解办法

台湾著作权争议调解办法刘泽华我国《著作权法》第４８条和４９条规定：“著作权纠纷可以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调解达成协议后一方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著作权合同纠纷可以调解……”但是《著作权法》在这里只原则性地规定著作权争议可以调解，而对著作权争...     

著作权民刑保护之间的法域冲突及其化解

著作权民刑保护的对象是著作权的法定专有权及其法益。《著作权法》与《刑法》对专有出版权的保护以及对“冒名”的规制是在法定专有权之外提供保护;《刑法》在“复制发行”“作品类型”“规避技术措施”等三个方面脱离《著作权法》规定侵犯著作权罪;对《刑法》上“复制发行”的解释背离《著作权法》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应通过《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罪采空白罪状的立法模式以及删除《著作权法》有关保护专有出版权与“冒名”的规定两个方面化解著作权民刑保护之间的法域冲突。     

对我国技术保护措施立法的反思——以文泰刻绘软件著作权案一审判决为例

通过对司法实践中一起著作权侵权纠纷案的评析,论证了我国著作权法在规制技术保护措施方面的体系混乱:对破解技术保护措施行为的定性不准确,亦未规定技术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滥用技术保护措施的后果.建议我国著作权法将来修法时对这些缺陷予以补正.     

改革与新思维——网站知识产权问题的解决方案（上）

一网站（网页）的著作权法律保护网络上的信息不仅包括被“上载”的原有作品，而且包括“网络原创作品”（小说、散文、诗歌、动画等）。不论是“上载”的还是“原创”的，只要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的条件，作者的著作权都应受到保护。法律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并不因作品的载体而不同，因此并无所谓“纸上著作权”和“网上著作权”的区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著作权法》规定的各类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在网络环境下无法归于《著作权法》列举的…     

版权犯罪中“复制发行”概念的厘定与解读——以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为对象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对“复制发行”行为方式及定义的扩大解释,造成《刑法》条文之间的重合及与《著作权法》的背离,破坏了《刑法》的内外融贯性。刑法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自主决定对何种行为进行规制,但应尊重《著作权法》对行为定义的规定,同时避免自身条文被架空。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澄清了“复制发行”的相关争议,实现了向《著作权法》的回归。针对《刑法》因其滞后性而不能及时修正的问题,应继续沿用通过司法解释扩张相关术语的方式,但应在刑事立法中规定概括性术语或兜底性条款等作为缓冲地带并严格限制对其的任意扩张。     

著作权犯罪刑事立法的困境与出路

97年《刑法》中关于著作权犯罪的规定来源于1991年实施的我国首部《著作权法》。而该《著作权法》为适应传播技术的发展及著作权保护国际化的需要于2001年做了修改,并增设了刑事责任条款。但《刑法》并未随之修改,导致《刑法》与现行《著作权法》在"发行"等专业术语、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种类、侵害著作权的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冲突与不一致,无法适应打击侵犯著作权的实际需要。因此,应修改《刑法》中著作权犯罪的内容或改变附属刑法的依附地位,将著作权犯罪有关内容包括刑事责任、刑罚适用等直接规定于《著作权法》中,以适应著作权保护制度不断变化的需要。     

论台湾新"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的规范

台湾１９６４年“著作权法”修正案第１条第１款曾规定 ,编辑教科书节选他人著作 ,经注明原著作的出处 ,不以侵害他人著作权论处。台湾法院判决也曾特别指出 ,依照著作权法的真正目的 ,为方便使用人利用他人享有著作权之著作 ,避免著作人的权利滥用 ,而妨碍社会公共利益和文化的发展 ,著作权法特别规定在一些情况下 ,可以利用他人著作而无须事先征得著作人的同意或授权 ,但这些规定都不明确。１９８５年修正的“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但是只对图书馆、各种考试、盲人点字、学生研究以及节选节录等情形有所规定 ,仍嫌不足…     

网络时代著作权法与合同法的冲突与协调

当前的网络技术使信息利用突破了传统的著作权交易模式,为实现对信息性权利的保护,权利人开始运用许可合同来取代著作权法的功能。但是,"私人造法"的兴起并不意味着著作权法的消亡,著作权法在实现公共利益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可以借鉴民法中任意性条款与强制性条款的划分,以是否涉及市场利益为标准,将著作权法中的权利限制条款分为"消除市场失灵"之限制条款与"促进基本自由"之限制条款,以此界定合同法与著作权法的效力位阶。从具体立法上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应网络时代的信息交易问题:一是构建交易平台;二是完善交易规则。     

《侵权责任法》"互联网专条"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责任的影响

《侵权责任法》第36条作为“互联网专条”,其第1款是无过错责任条款,第2款和第3款是过错责任条款.如果第3款中的“知道”包括“应知”,应将其含义解释为“因过失而不知”.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犯著作权,著作权法上的“避风港”规则可以作为免除损害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承担停止侵权等其他形式的民事法律责任按《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处理.为此,有必要将著作权法上的“避风港”规则提升为著作权法的规定并加以完善.     

论异形转换是否构成复制——以“平面到立体”为视角

1991年的旧著作权法规定：“按照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进行施工、生产工业品，不属于本法所称的复制。”而2001修正后的新著作权法则删除了此规定，从新法条文的表面文义看，复制是否扩展到“平面到立体”，并不十分明确，因而引发较大的争议。以两则案例为切入点，就上述问题从法律条文、海外经验、法理等方面进行论证分析，由此得出：对于“平面到立体”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视具体的著作权客体而定，可把著作分为两大类，一为美术作品，如绘画、书法、照片等；二为图形作品，如电路图、产品设计图纸等科技或工程设计图。在进行立体转换时，前者可认定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而后者则不构成。     

Protecting the Public Policy Rationale of Copyright: Reconsidering Copyright Misuse

Copyright misuse protects a defendant's use of copyrighted material when the plaintiff has claimed a right in his work beyond the scope of copyright law and when such a claim is contrary to public policy. Historically, a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courts have been reluctant to find in favor of defendants who claim copyright misuse and have interpreted the doctrine narrowly on the basis of antitrust considerations. However, more recent decisions and a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suggest a greater role for copyright misuse. This article argues for such an expanded role and proposes a new section of copyright law titled "Limitations on Infringement: Copyright Misuse."     

Preserving the Copyright Balance: Statutory and Constitutional Preemption of Contract-Based Claims

Some copyright owners in the digital age have turned from copyright to contract law to protect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employing licensing agreements that override fair use and other public interest safeguards. State laws or common law claims that conflict with general copyright policy may be preempted through application of Section 301 of the Copyright Act or through general Supremacy Clause preemp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ole of preemption in protecting the public interest against attempts to circumvent the copyright law through such means. After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pyright and contract law,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case law regarding statutory preemption and Supremacy Clause preemption of contract-based claims. It concludes that application of Section 301 preemption is not sufficient to protect longstanding principles in copyright law that are at risk from the increased use of contracts to displace default copyright rules. The article calls for the courts to return to Supremacy Clause preemption to prevent the degradation of important public interest safeguards in the copyright law.     

中美实用艺术品著作权保护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实用艺术品著作权保护的路径

实用艺术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实质上是如何确立著作权保护范围及标准的问题。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并未将实用艺术品作为受保护客体,但也并未将其排除在著作权保护范围之外。而美国在实用艺术品的著作权保护上于立法层面是非常清晰的,在《1976年版权法》中已明确将其列为受保护客体,美国法院的诸多判例也影响了实用艺术品著作权保护研究的方向。本文梳理了中美两国实用艺术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的历史沿革及现状,总结归纳了两国具有代表性的判例,以求通过对比提炼出两国著作权法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美国的相关立法及其司法裁判经验对于我国实用艺术品的著作权保护具备重要借鉴价值。     

论著作权制度中的利益博弈与利益平衡

目前,我国已经着手对著作权法进行第二次修改。在考虑我国著作权法的修改问题时,如何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思考其中的利益博弈并寻求合作均衡,不但符合博弈各方的利益,对于达到修改著作权法的目的、实现整个社会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事业的繁荣亦具有直接作用。这种利益博弈和利益平衡的辨析正是研究著作权法、探讨其中具体的保护性规定和限制性规定的魅力所在。具体到著作权法修改中的利益博弈和利益平衡来看,应在客观分析利益博弈现实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利益博弈方的理性需求,将著作权制度中的权、责、利进一步明晰化,实现科学的利益分配和均衡,尽可能地避免利益博弈所带来的不必要的成本消耗。     

德国法律对艺术伪造行为的规制——兼与我国相关法律的比较

对艺术伪造的理解在德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艺术伪造包括艺术模仿、艺术篡改和艺术诈骗.狭义的艺术伪造则与广义的艺术伪造中的艺术诈骗是一致的,都与被署名人的作品无关.不过,从德国法律适用的角度看,艺术伪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被署名人作品无关的艺术伪造；另一类则是与被署名人作品有关的艺术伪造.对前者的认定不是依据德国著作权法,而是依据其他法律；对后者的认定则是依据德国著作权法,同时德国刑法有关规定对此亦可适用.与我国法相比,德国著作权法更强调以作品存在为前提来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另外,对与被署名人作品有关的艺术伪造的规制,德国法律严于我国.     

夹缝中的法律移植与传统创造——《大清著作权律》述评

作为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更多是外力催化而非自然生长的结果,因而深深烙上了那个动荡时代的印迹,其作为政治工具的诸多缺陷也非常明显。尽管如此,它还是打开了一扇窗口,使中国人开始慢慢了解和接受著作权观念,并成为中国著作权法发展的规范源流。《大清著作权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既是移植法律的过程,也是创造传统的过程。     

《著作权法》修改:关键条款的解读与分析(下)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将视听作品分为"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及其他视听作品",并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著作权归属规则,但两类视听作品分类标准不明,且对其他视听作品采用约定优先的著作权归属规则,不利于此类视听作品的许可与传播。当一名合作作者无正当理由反对对合作作品的特定利用时,其他合作作者不能发放专有许可,这可能给合作创作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的出版带来负面影响。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将电台、电视台和报刊通讯社员工的职务作品定为特殊职务作品,可能产生其员工离职后无法获得出版其职务作品文集所须授权的问题。新增的有关职务表演的规定合理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将"演出单位"作为"表演者"的问题。对传播录音制品获酬权的规定并不是法定许可,因为《著作权法》并没有为录音制作者规定除信息网络传播权之外的传播权专有权利。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的一大亮点是将广播组织的转播权以技术中立的方式拓展至网络环境。有关用作者的署名推定权利存在的规定,被诉侵权人应证明其使用涉案作品已获许可的规定,以及法院有权没收和销毁侵权复制品的规定,均直接来源于《中美经济贸易协定》,其中有些仅具有形式意义。修改后的《著作权法》为摄影作品享受新的保护期(作者有生之年加50年)所设定的条件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不一致,可能需要再次修改。     

深层链接法律规制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所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重大的经济或实际重要性的作品利用方式，原则上都应当保留给作者。中国著作权法“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为应对技术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制度空间。深层链接对著作权人具有重要商业利益，应属于著作权人专有权的涵盖范围；相比于适用兜底条款，采取扩张解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方式更优。借鉴国际版权法学界早期应对固定服务卫星传播的规制方案，并结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的文本与外交会议文件，可提炼出“间接提供理论”，以合理平衡著作权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著作权法的发展

内忧外患情况下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被辛亥革命后成立的民国政府长期"暂时适用",后依其制定了《北洋政府著作权法》。这说明民族存亡催生了中国的著作权立法,受西方思想影响,国家已从倾力于文化控制转而开始注意"民生",保护"民权"。著作权法的发展为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但也暴露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保护探究

2020年《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后,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并未停止对体育赛事直播画面作品属性问题的争论.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作品属性认定问题会影响到体育赛事节目的保护模式和路径选择.虽然体育赛事本身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但这并不影响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作品属性构成.2021年6月1日以后,对于符合作品构成要件的体育赛事节目可以认定为视听作品.对于不符合作品构成要件的体育赛事节目可以考虑用《著作权法》(2020)最新修订的广播组织权予以保护.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体育赛事节目的保护,是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之前的权宜之计,反不正当竞争扩展保护的限度应该是明确的,不能无限度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扩展保护适用于所有的知识产权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