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半公正的司法解释--兼与苏力教授对话

对幼女的年龄的明知是奸淫幼女成罪的必要要件 ,此乃刑法关于奸淫幼女的规定的本意。司法解释只有遵循这一本意才具有合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奸淫幼女的批复要求以对幼女的年龄的明知作为奸淫幼女的入罪条件 ,符合立法原意 ,因而具有公正的成分。将奸淫幼女解释为严格责任罪 ,既不符合立法精神 ,也有悖法理。但是 ,最高法院的批复在将对幼女的年龄的明知作为绝对的入罪条件的同时没有将幼女的年龄的不明知作为绝对的出罪条件 ,因而又不是完全公正的。     

法官造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的利益和冲突越来越多元化，法律规范的滞后性和不完整性也越来越明显。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法律的缺失和模糊，由此就产生了本文所要论述的法官造法。本文主要从法官造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论述了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解决案件的重要性，同时也相对应的提出了法官应该怎样去造法。     

奸淫幼女与严格责任——就“高法”司法解释与苏力先生商榷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此次司法解释不无瑕疵 ,但其对奸淫幼女主观过错的强调从根本上来说是正确的 ;我国刑法在保护幼女的问题上确实还存在一些不足 ,但努力的方向不应是严格责任 ,而是应在坚持过错责任的前提下 ,朝着对奸淫幼女实行过错推定的思路去进行 ;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虽然从表面看解决了奸淫幼女罪要求行为人对幼女的年龄必须明知的问题 ,但究竟何为“明知” ,何为“确实不知” ,这仍然需要司法实际工作者结合自己的法律知识、实务经验乃至良知和勇气来作出最后决断     

奸淫幼女构成犯罪应以明知为前提 --为一个司法解释辩护

在严格责任与罪过责任分立的基础上,奸淫幼女构成犯罪必须以明知为前提,这样才能在保护幼女和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之间求得一种法治视野下的平衡.应当摈弃"应当知道"的传统提法,而把奸淫幼女的明知分为确切知道和推定知道两种.从最高法院关于奸淫幼女问题的司法解释出发,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解释体制及其形式应该逐渐由抽象的司法解释过渡到个案性质的司法解释,再进一步过渡到判例制度.     

司法过程中的法官造法

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无论立法者多么富有智慧,都不能使法律涵盖所有应调整的社会关系,并自主地适应社会发展。立法的滞后性、法官填补法律空白的社会事实证成了法官造法的正当性。然而法官造法决不是为所欲为的,而是受多种限制,必须遵守一定的法学方法论。我国对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创造性解释一直持否定态度,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的创造力却不得不存在而且也一直在发挥作用,只是表现方式或有不同。     

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

中国部分法院在知识产权领域利用民法或其它法律的原则条款扩充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破坏了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机制。本文对此类司法活动进行批评,希望重新确立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在中国司法活动中的统治地位。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应该放弃个人本位的自然权学说,坚持社会本位的功利主义思想,坚持知识产权法的独占适用,保证立法政策得到贯彻。     

造法性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研究

民事诉讼司法解释具有造法性,其原因是复杂的,它所带来的利弊是多方面的。改革的方案是,在以修法的方式确立符合当今中国社会的各项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确认最高人民法院有限的程序规则制定权,其性质为授权立法;同时对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程序规则建立备案审查机制,监督司法立法权的行使;禁止地方各级法院的程序规则创制权。     

论法官造法

法是人造的,又不完全是人造的;造法不是一种纯粹的创造活动,而应该是人类在发现法的客观规律和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的"制造".英美法系国家更强调司法者造法的机制;大陆法系国家则更强调立法者造法的功能;但是二者的发展历史却呈现出殊途同归的趋势.在中国历史上,判例法也曾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官造法的功能.     

疑难案件与法官“造法”

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文化发展、语言变迁之间的矛盾;法律的抽象性、普遍性与案件事实的特殊性、具体性之间的矛盾以及立法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这些都是疑难案件产生的原因。但疑难案件产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法律的不确定性。在疑难案件的解决中,法官通过法律解释、法律选择、弥补法律漏洞等方法,实际上起到了造法的作用。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法官造法

本文立足于立法中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 ,分析立法中根深蒂固的缺陷 ,比较和区分两大法系中法官适用法律的不同方法与结局 ,系统阐释司法实践中法官解释和适用法律的几种状况 ,探析法官造法的必然性与限定性     

法官造法的概念辨析

站在不同的法系和法学流派的角度上,学者们对法官造法现象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认识。本文综合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对法官造法的各种界定,以此来对法官造法的概念形成一个基本的轮廓性认知。     

中国司法解释的地位与功能

作者依据法律解释理论结合亲身审判实践 ,将中国司法解释分为法院规范解释和法官裁量解释两种 ,并指出法官裁量解释的重要作用和被忽视的理论原因。此外 ,还就司法解释对立法宗意的确认与深化作了全面论述 ,对中国司法解释的发展与完善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论法官造法

二十世纪以来，两大法系各国，在司法制度上展现出了互相交融，互相渗透、彼此竟合的前景。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严格分权的原则，首先遭到审判实践中公布的司法判例的否定；其次被法院解释权的扩大所否定；最后也为立法所否定，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一条规定：“本制定法统管属于本法任何一条法令的文字和精神之内的所有事务。并在缺乏可适用的法条时，     

浅析我国合同法违约责任归责原则的规定——从严格责任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角度分析

违约责任是合同法律制度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通过的约定在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时应当承担具体的法律责任,从而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加明确。违约责任的本质在于合同的信赖保护,我们应该确定严格责任原则的归责原则。     

法律·司法解释·法官——几点随想

<正> 1.在现代生动复杂的社会中,要求法律能及时、准确、全面地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成为一个富有     

法官职业化的标准化——法官行为调控之说

法官行为的初步保障:法官的资格与遴选(一)法官的任职资格什么样的人才具有任职法官的资格呢?著名学者孙晓楼教授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1)要有法律学问;(2)要有社会常识;(3)要有法律道德。对法官的素质要求,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而这些素质实质上也就是法官形象的内在反映。1.专业造诣作为“法律的宣示者”,法官的首要素质是精通法律,不仅应该熟知法律规范,而且应深谙法律的精神与宗旨。在英国法制史上曾有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司法权抗拒王权的故事,该故事引人瞩目之处不仅在于树立了司法权独立的里程碑,还在于柯克大法官用以劝阻国王詹姆斯…     

浅谈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问题

违约责任是合同法中的核心内容,民事法律的价值取向的变化集中表现在合同法的归责原则的变化。我国《合同法》在充分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以及科学吸取以前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以严格责任为主,以过错责任为辅的二元归责体系,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律师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研究——以法经济学为分析视角

律师在参与信息披露过程中因故意或者过失产生侵权责任.依民法理论,对律师责任的归责原则既有严格责任原则又有过错责任原则.从成本角度看,严格责任会对律师带来较大的职业风险,降低其参与信息披露的积极性,并破坏交易市场的稳定,而过错责任又存在立法成本高、举证困难等障碍;从收益角度看,严格责任能提高律师预防虚假信息积极性,过错责任则会提高第三人预防虚假信息的积极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通常会认为律师预防虚假信息的能力要高于第三人.所以严格责任应成为立法的选择,但是律师预防虚假信息披露的能力又不可能是绝对的.因此对律师的侵权责任进行限制,既能降低律师的责任成本也能为保险机构接受律师的侵权责任创造条件.     

民法典编纂与法官“造法”:罗马法的经验与启示

文本研究了罗马法上裁判官法的发展以及市民法—裁判官法二元体制的形成,以及罗马法通过《永久告示》的编纂和法学家研究的努力,将其整合为一个体系的历史过程.借鉴这一历史经验,在中国民法典编纂中必须对既有的民事领域的司法解释进行全面的整理和汇编,然后整合到未来中国民法典之中去.在民法典编纂之后,我国最高法院的“造法”功能应当发生根本性的转型,目前的这种通过司法解释来造法的体制需要加以重大地改革.     

我国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法学与经济学分析

产品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 ,在其归责原则上 ,是沿用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 ,还是采用严格责任原则 ,抑或过错和严格兼而有之的混合责任原则 ,成为学界争论的一大焦点。从法学和经济学两个层面对此作全面剖析 ,并得出结论 :我国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只能为严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