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指各种侦查主体在庭审过程中根据辩护方申请,经人民法院同意,或者人民法院依职权通知,当庭就侦查过程中调查、保全的证据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以及证据收集、保全程序的合法性以言词方式向法庭作如实陈述,并接受辩护方质询或法官询问,以审查该证据的诉讼活动.侦查人员(国外主要指警察)出庭"作证"一般多存在于英美法系国家.根据中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情况,全盘移植国外警察出庭"作证"程序的可能性不大,尚可采用一种变通过渡的方法.     

构建警察作证制度面临的障碍

尽管许多学者主张中国应当构建警察作证制度,司法实践中警察作证的案例也逐渐增多,但考虑到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公检法关系,流于形式的刑事法庭审判,以及付之阙如的配套制度等因素,中国构建警察作证制度必将面临较大的障碍。     

建立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我国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障碍及主要原因是:法律规定不完善,导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警察是否具备证人资格的理解各持一端;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使得有关警察作证的规定落空。在我国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有利于法律的正确适用,有助于实现非法证据的排除,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促进司法公平与正义,对于促进刑事诉讼构造重构也具有重要意义。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要明确警察作证的范围,规定警察出庭作证的豁免内容和例外情形,并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警察出庭作证的理性思考

警察出庭就自己所感知的案件事实或是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作证无疑具有多方面的积极功用。目前在我国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存在司法体制、法律规定、思想观念上的障碍。因此,构建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尚需综合设计,分步实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国警察作证制度的设计应包括作证程序、作证范围两方面。     

证人作证义务的法理学批判

证人作证义务以社会正义的实现为价值目标,视证人为国家司法权的义务主体,忽视了证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选择权,缺少基本的人文关怀,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法律应确认知情公民的作证权,公民在行使作证权时,应向法院履行出庭作证、如实作证的义务。     

论警察管制的正当性

警察管制有着深厚的法律基础、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现行法律对警察机关警察管制权、警察管制范围、警察管制手段有着明确授权,为其解决了形式上的合法性;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公民权利限制正当性理论、政府管制理论、公共利益理论、风险社会理论为其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许多治安风险得以产生的根源性因素,以及直接依赖警察管制予以消除的不和谐社会现象的广泛存在,是警察管制赖以存续的现实基础,也是警察管制实质正当性的渊源。因此,警察管制的正当性不容置疑。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证人作证制度研究──证人拒绝作证的成因、对策和立法建议

当前司法实践中,常遇到证人出庭少、作证难甚至拒绝作证的问题。本文依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结合司法实践,研究证人作证制度,分析证人拒绝作证的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和立法建议。     

证人信息保密制度的可行性探析

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是诉讼的客观现状,切实解决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是有效改变"证人作证难"的现实之举。在我国司法资源紧张的国情背景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以及证人安全保护制度的建构条件尚不成熟,但作为一种探索,建立证人信息保密制度是切实可行的,值得进一步探讨。     

论我国证人作证模式的改革与完善——以英、美国家证人作证新模式制度为借鉴

英、美国家证人作证新模式与英、美国家宪法上的质证权存在一定冲突,但两者冲突逐渐协调和融合,证人作证新模式制度得以不断扩充和发展。我国正值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应针对证人出庭难、证人保护不力等刑事诉讼实际问题,借鉴英、美国家证人作证新模式制度,构建并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     

简论刑事证人拒绝作证权

刑事证人拒绝作证权,有的学者又称为证人免证权、作证特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作证资格的人在法定情况下享有的拒绝向司法机关作证或者拒绝回答某些问题的权利。其具有权利性、救济性和平等性的特点。设立刑事证人拒绝作证权有其深厚的人性基础,是理性的价值衡量的结果,也是实践的迫切需要。在我国应设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配偶、近亲属拒绝作证权、职业拒绝作证权及因公务而享有的拒绝作证权。     

论量刑中的罪刑法定边界

量刑活动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上并非一个空洞的命题,其有着可操作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既圈定了量刑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契合的范围,也划定了量刑中的罪刑法定边界。基于罪刑法定的价值追求,在量刑中,罪刑法定的上限应止于具体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其下限则取决于由量刑情节所决定的实现罪刑相适应的需要。量刑中这样的罪刑法定边界,既是实现量刑合理与量刑合法有机统一的保障,也是规范量刑裁量权行使的藩篱与向导。     

法哲学视角下正当性的历史考察

从历史的维度梳理法哲学领域关于"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争论,逻辑领域关于"合理性"与推理"正当性"的争论、伦理领域关于行为"正当性"标准的争论,一方面以主要学者的代表性观点为线索演示"正当性"在上述学科领域的内涵变化并做出评价,另一方面试图在分析历史争论的基础上,抽象出"正当性"内涵分歧(不同学科领域和同一学科领域内部)的统一实质,即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并认为尽管事实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断裂,但在属人的领域,必须对事实进行价值追问。     

公众视角下我国警察执法合法性来源研究

合法性是指实定法规范的符合性以及社会公众理性判断的统一,涵盖了合法律性和合理性的内涵。基于对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探究,明晰我国警察执法合法性来源于基本法律层面的权力授予和公众基于事实层面对执法活动作出的价值判断。公众的理性价值判断标准具体包括警察执法过程中的程序规范和警察执法活动的功能属性两方面。公安机关应通过对警察执法的程序和功能属性进行合法性建构,从而获得公众的价值认同。     

法治行政:对依法行政缺失的补救

受到“法治国”思想和中国传统法制思想的影响,中国学界对依法行政的理解还停留在形式法治层面。依法行政不以法治所蕴含的基本价值为内核,结果造成依法行政失去了灵魂,在实践中依法行政被狭隘地理解为依法办事、依法治理,于是“合法”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屡见不鲜。法治行政不仅包含依法行政的诸多要素,更强调依良法治理、人权保障,能有效矫治依法行政的弊端。     

政治合法性视域下的“先富”与“共富”

“先富”和“共富”是我国改革开放以降实行的社会主义富裕政策，在改革发展的历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本身就有合法性属性，同时，自身也承载着支撑政治系统合法性的功能。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是“富裕”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先富”在改革之初为打破平均、摆脱贫困功不可没，具有历史时代的合法性，但随着改革的深化、贫富的分化，“先富”的政治合法性下降，“共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合法性程度上升。因此，当前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共富”才是硬道理。     

刑事电子证据合法性探讨

刑事电子证据的特点决定了对其合法性的认证应有别于传统的刑事证据。刑事电子证据的合法性主要体现为证据形式合法,取证主体、程序和方法合法,证据来源合法。对非法刑事电子证据应权衡利弊后决定是否采用,以实现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最佳取舍。对违反法定程序的且其严重程度足以影响其真实性的或足以影响某一重大权益的刑事电子证据一般应予排除。     

测谎结论证据价值分析

测谎结论对案件事实具有明显的证明作用而具有证明力 ,但在我国因法律没有明确赋予其合法性而不具证明能力。我国应在立法上明确赋予测谎结论合法性 ,将其纳入到刑事诉讼证据的体系中 ,明确规定其为认定事实和定罪量刑的依据 ;同时应尽快完善测谎技术、更新测谎设备和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论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作为非强制侦查手段之一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学界更多的是关注这一侦查手段合法性的研究与争论 ,较少有人关注实施诱惑侦查的具体法律规制的问题 ,这一问题在侦查实践中非常重要 ,有必要规范和制订诱惑侦查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侦查主体和审批程序以及诱惑侦查使用不当的法律后果。     

从民主的角度谈党的执政合法性

"政党的合法性,归根到底只有从民主政治中才能获得."民主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但无论是作为价值理念的民主,还是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社会行动的民主,还是作为社会治理体制的民主,都能够为党提供执政合法性.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当以推进民主发展为己任.     

刑法谦抑视角下的食品监管渎职罪立法解析

从刑法谦抑的角度看,食品监管渎职罪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基本符合刑法谦抑的要求,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其他严重后果"等表述还存在圈界模糊、柔软的问题。食品监管渎职罪在刑罚配置方面,具有刑罚谦抑所要求的刑罚正当性、合法性和人道性。但与其他渎职犯罪相比还存在法定刑进一步提升的可能,以及增设财产刑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