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和平崛起”之比较

国际关系中一个经久不变的现象是:当霸权国的地位受到崛起国的威胁时,它们之间的竞争有可能演变为冲突。现实主义认为这种导致战争风险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而"和平崛起"理念恰与现实主义这种"霸权易位、战争难免"逻辑相反。中国近十多年来一直承诺要"和平崛起",而且可能在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之时就已经奉行"和平崛起"政策。回顾历史,能够声称自己是"和平崛起"的现代大国可能只有美国。中国和美国是仅有的两个试图和平崛起的大国,考察它们各自历史经历的异同是一项有研究价值的工作。美国崛起于1865—1945年,在时间上比当今中国的崛起早一个世纪,虽然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崛起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但如果有经验可供借鉴的话,中国可以从美国崛起之路学到哪些?本文在深入分析"和平崛起"的含义和中美"和平崛起"的案例可信度的基础上,比较当今中国的崛起过程与19世纪晚期美国崛起之路的主要相似点和不同点,得出了可供中国与国际社会参考的六条经验。     

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

本文从历史角度研究国际秩序内涵、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引申出政策含义。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大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巨大,大国崛起必然冲击既有的国际秩序,带动国际秩序的变革;20世纪的国际关系集中体现了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出现了三次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诉求,每次都比前者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社会的进步;当前国际秩序新与旧、消极与积极并存,正处于转型期。     

大国崛起准备的理论启示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大国规划和设计自身崛起之路的意识正越来越强，既是为了防止自身崛起态势受到压制和阻碍，也是为了尽量巩固自身崛起成果。随着诸多地区大国力量快速上升、传统大国力量发展相对停滞，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及其推动的国际体系艰难转型，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最受瞩目的重大事件。     

小国也可以伟大

很多人听到“小国崛起”这四个字，总是会心一笑，然后问，不是只有“大国崛起”吗？其实，如果静下心来想想，大国由于人口多、土地广、资源丰，要崛起不是件困难的事。换句话说，大国本来就应该崛起，即使在国家发展上走错路，也还有机会从头再来。但小国人口少、面积小、资源稀，崛起所付出的努力绝非大国可比，更何况，对小国而言，如果没有好的方向与策略，轻则永远寄人篱下，重则亡国灭种。或许，还可以想想，很多历史上的“大国”，不都是由“小国”开始的吗？从这些角度看，“小国崛起”不是更值得我们探讨与研究吗？     

日本的崛起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利用

日本的崛起是其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内部改革、重视科技和国民教育之外,对大国关系的利用也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由于日本具备了崛起的物质技术与国际环境等有利条件,因此相对较早地实现了国家崛起,成为第一个非西方的现代化国家。但是,日本崛起后对邻国的侵略以及同欧美国家的殊死争夺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历史教训。     

“和平崛起”的定义和外部条件再探讨

大国崛起不仅要有内部发展,也需要合适的外部条件.历史经验表明,成功崛起的国家,既善于整合和利用国内资源,还善于利用外部资源提升其实力,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合理与准确的大战略,以便在各种复杂的国际挑战和压力面前能够化解矛盾、趋利避害,并避免提前卷入军事冲突或者战略摊牌.本文致力于探讨以下问题: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大国和平崛起的外部条件是什么,以及崛起国家如何处理对外关系以避免崛起遭到夭折.     

发展中大国崛起的影响

当今国际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和社会取得了快速发展。国际社会称之为发展中大国的崛起。     

殖民体系、后殖民体系与大国崛起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描绘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或主权国家体系,实际上涵盖了两个次级体系：殖民体系和后殖民体系。前者从地理大发现直至二战结束后,后者则自殖民体系瓦解后直至当今。在殖民体系下,主权是欧洲列强的特权,也是其对其他地区“落后民族”进行野蛮殖民掠夺、占领和侵略的借口和依据。这一体系是少部分国家享有主权、大部分国家主权被剥夺的等级体系,也是大国通过武力掠夺、殖民而实现崛起的暴力体系。在后殖民体系下,主权平等第一次在法律上得以牢固确立并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殖民掠夺和通过武力开疆拓土被视为非法,战争也被严格地加以限制：国家的崛起只能通过内修政治、外通贸易的方式和平实现。同时,密集的国际制度网络,也为后起大国实现其抱负和提升国际威望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场所,为其和平崛起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部分证明了后殖民体系的弹性及该体系下大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也预示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继续和平共处的可能前景。     

从制度变革角度看近代英国的崛起

近代英国政治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变革促进了经济制度的变革,经济制度的变革又促进了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因此,近代英国崛起的动力之一毋庸置疑是其各领域的制度变革。但是,制度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只有恰当、适宜、一定质量和规模的制度变革才能最终导致一个大国的崛起。同时,我们也不能认同绝对的“制度决定论”。     

论和平崛起的中国对构建当代国际制度的建设性影响

当今国际社会,国际制度的作用和影响与日俱增。这就要求作为正在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国的中国不仅要全面参与国际制度,在现有的国际制度框架内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而且要力争在构建国际制度时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这不仅是维护中国日益全球化的国家利益的需求,也是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历史责任所在。本文旨在从国际制度的构建机制入手,阐述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所应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新兴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

2010年9月14日-15日，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德国卢森堡基金会在京联合举办了“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近40位中外学者政要与会，就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金融危机后新兴大国的发展走势、新兴大国合作的现状与前景及新兴大国与国际新秩序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选取四位专家的研讨会论文刊出，以飨读者。     

21世纪:是霸权转移还是霸权终结

大国兴衰及其霸权更替或转移一直是西方国际政治的中心课题。美国将在"去单极霸权",进而"去霸权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普通世界大国,欧洲将继续内部的"非霸权化"与对外被迫率先开始的"去霸权化",最关键的是中国、印度为代表的"非霸权化"大国群体的和平崛起,而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21世纪将既没有长盛不衰的美国和西方霸权,也不会出现新的霸权挑战、更替与转移,将是一个霸权终结的世纪。     

理论驱动与大国崛起——美国的经验

一个国家的崛起，根本上是思想的崛起，特别是理论的发展完善程度，对于一个国家能否真正实现崛起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美国的崛起过程中，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最初，美国对崛起的理论准备，是紧紧围绕美国面临的现实政策问题而展开的。围绕“如何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美国提出了与国内政治哲学相一致的国际政治哲学，确立了推动建立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新美利坚帝国外交大战略，形成了一个内部充满竞争又有机统一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尤其是美国战略界关于国际管制模式的现实主义理论设计，以摩根索、凯南、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战略家敢于直面美国国际政治现实，从美国大战略的高度为美国规划未来，为美国崛起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同时，美国将理论研究纳入制度化轨道，先后建立了公共智库制度、情报制度和政策顾问制度，为美国理论的战略与政策转化提供了可靠的支点。因此，美国的经验在于一个大国崛起，必须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确立一个内在价值和外在制度相一致的大战略理论及其制度体系，使之成为世界强国的理论支柱。     

可持续动力:新兴大国崛起如何规避“比较优势陷阱”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崛起给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带来深远影响,原有大国与新兴大国间的博弈似乎预示着第三次权力转移的开始.然而,通过对新兴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仔细剖析后发现,这些国家均面临着增长方式落后,赶超发展缺乏后劲的问题,这不仅影响新兴大国竞争力的提高,还制约着其赶超进程的进展.     

建构对外关系中的核心价值

尽管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但其改变世界格局的速度和力度,以及历史上大国崛起造成的震荡,依然让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强国充满忧虑,甚至心存妒忌。对于国际秩序而言,中国不仅改变着既有的利益格局,也冲击着长期被认为合理的制度和价值。为了让国际社会更好地适应自己,中国在努力调整着自己的言行,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清晰地表达出核心利益,以     

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解读

大国和大国关系属于历史演进中的概念,也是国际秩序得以维持的国际制度。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主要出于防御目的,希望能够和平崛起、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应有的尊重,以及为维护国际秩序发挥自己的作用。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建立,关键在于美国是否真正接受中国的崛起,中国是否被接受为具有合法性的大国俱乐部成员,参与国际规范和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同时也取决于中国自己的战略选择。     

读者

贵刊上期的《独家策划》讨论了和平崛起的大国战略,笔者想接着探讨。回顾历史,那些在国际政治上正面挑战传统大国的崛起大国,最后都因力不从心而碰得头破血流。德国、日本、苏联都是活生生的例证。但是,在国际政治上采取低姿态,同时在生活方式上逐渐取代传统大国的后起之秀,最终能够和平崛起,主宰世界。美国在这方面是最有力的典范。     

沉重的翅膀

策划人语即便可以抛开是否应该崛起、如何崛起的争论,中国却无法抛开作为一个大国的自然属性。在世界舞台上,大国必须担负起她维护全球均势与世界和平的使命,因此她必须作为     

"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崛起的意识形态基础

21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是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以和为贵"的思想价值观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和平理论进行了阐述,邓小平提出的"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的新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意识形态基础.     

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

在中国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建立在广泛共识之上的基本道路选择、务实审慎的内外政策和一以贯之的战略耐心，无疑具有头等意义，但同等重要的还有能够反映时代心理特质和现实情势、具有中国情怀的大战略理论。特别是新世纪随着中国稳步迈入既富含战略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的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关于中国崛起之理论建构和理论准备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根本上，就当今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而言，一是必须顺应现实政治的内在要求，二是必须体现世界大国的理性定位，三是必须符合战略缔造的基本逻辑，四是必须彰显世纪崛起的未来指向。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无论是决策者还是学者群体，均肩负着重大使命，且核心工作是要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来透视当今世界与其较长远的未来结构和走向，并由此思考和设想中国的道路与基本战略选择。当前，尤其需要从安全认知、利益界定和力量运用三个根本方面，来深入思考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问题，使之形成有机的逻辑链，以确保中国崛起的理论准备既符合现实情势，又符合大战略的固有逻辑，并能最终确保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