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废除死刑”应该缓行

自贝卡利亚1764年在其著名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倡废除死刑至今二百多年以来,对该问题的争论一直历久不息。随着人类文明和刑法理论的发展,二战后对人权状况重新审视的热潮再一次唤起国际社会对以剥夺生命为内容的死刑的广泛关注。年初,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邱兴隆又首倡中国应全面废除死刑。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法学界应者如云,纷纷从法理上、情感上,国际局势上,甚至人类发展史、哲学思想史乃至名人名言中寻章摘句,企图构建“全面废除死刑”的理论大厦。针对主张“废除死刑”者的诸多立论元素,本文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从七个方面阐明了…     

刑法中的"犯罪分子"应该修改

"犯罪分子"这一用语在97刑法条文中使用共计达51处,并且大致是在三种不同意义上使用;这一用语存在与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贯彻的无罪推定理念相冲突,与犯罪人是人的这一现代刑罚观念不和谐,与刑法内部的相关规定不协调等方面的缺陷;根据其使用不同情况,可分别修改为"行为人"、"人"、"罪犯"和"犯罪的人".     

“新”职能、“新”角色：司法行政工作创新不能忽略的着力点——政工学视角的观察与思考

推进、创新司法行政工作,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开阔的视野,不断去寻找去确立新的着眼点、着力点。试以政工学即思想政治工作学的视角,分析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及司法行政队伍的角色定位,就不难发现,认定司法行政的“新”职能、“新”角色,注意发挥“新”职能、“新”角色的作用,是     

关于外观设计“实用艺术产品”应受著作权保护的问题

我国专利制度中,就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而言,有了“新颖性”这一前提,基本上可以避免了与任何“在先权”的冲突。这就是说在技术领域中,只要某一技术占了先,它便会无例外地排除相同技术再获专利或保持原专利有效的可能性。但是在工业产权(专利和商标权)与著作权相交叉(乃至相重叠)的外观设计领域,“新颖性”的要求就远远不足以避免外观设计专利与“在先权”的冲突了。我国专     

“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的再认识——兼论“提前”、“率先”应当慎提

由可操作化的现代化概念到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出现,是认识的深化,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本不存在,却对我国的现代化研究和现代化实践产生了误导.十六大以后国内关于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研究有了新进展,但从一定意义上讲仍然不够科学、不够完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则代表了目前指标体系研究领域的国际先进水平,引入这一目标体系,将对我国的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和全面小康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产生积极影响.     

实施《法律援助条例》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法律援助条例》(下称《条例》)颁布实施之后,司法部就贯彻落实《条例》、加快法律援助工作发展作了全面部署,先后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贯彻〈法律援助条例〉加快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的通知》。几个月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非常重视和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其中特别强调要重视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问题,对法律援助提出了明确要求。可以说,法律援助工作的机遇与挑战并     

论《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不能返还——与日本法相关规定的比较为视角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类交往方式的多样化,合同制度作为民事领域的一种重要制度也在不断演进和发展.传统的合同法理治和合同立法在许多方面遭遇挑战.第三人利益保护作为现代合同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日渐受到各国学界和立法者的重视.本文拟从比较法的视角,在系统阐释日本民法典第94条第2款(虚伪表示无效的对抗效力)和第96条第3款(欺诈强迫可撤销的对抗效力)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深入探讨在合同无效及可撤销情况下的第三人利益保护问题,并对我国此项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未来我国民法典不宜采用“一般人格权”概念

"一般人格权"是民法"生出"的宪法权利,它不像人格权那样可以以具体化的形式作为民法中的权利样态。无论是以演绎法还是以归纳法来构建我国人格权体系,都会得出"一般人格权"与现有的人格权体系相龃龉。未来我国民法典应以"一般条款"替代"一般人格权",使人格权体系变成以具体人格权为主体,辅之以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     

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在我国应该缓行

未成年人在国际社会是受专门制度保护的特殊群体,如刑事司法领域的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等。适当成年人的介入有利于引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的犯罪嫌疑人更好地接受讯问;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推进程序顺利进行。该制度的建立需要充足的适当成年人储备、充裕的经费支持并需要与沉默权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配套运行。这些条件在现阶段的我国尚不具备,因此,我国目前并不适宜建立适当成年人制度。     

必要性与可行性:“被遗忘权”制度的引入之辩

数字化记忆是互联网信息时代的重要表征。“被遗忘权”制度的提出,突显了公众对“过度记忆”这一时代发展趋势的抗拒。但是,“被遗忘权”在本土化移植问题上面临着权利实施必要性、权利实现可行性双重困境。一方面,“被遗忘权”所欲保护的利益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删除权”所涵摄之内容重叠;另一方面,“被遗忘权”的引入会影响公众言论自由权及知情权的行使,危害良性社会秩序的建立。同时,由于“被遗忘权”的权利内容过于宽泛,易被异化为一种“特权”,从而影响互联网信息的流动,抑制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因此,我国目前不宜引入“被遗忘权”。     

新闻侵权诉讼中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近年来,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在进行舆论监督或发表批评性报道和评论时引起的侵权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而我国目前尚无新闻法,只好采用民法来判定,这就造成了在新闻侵权诉讼实际操作中,使公民的舆论监督权与公民的名誉和人格尊严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失衡。为了公平起见,新闻侵权诉讼中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论“剥权”人员应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

《刑法修正案(八)》和《刑诉法修正案》将“剥权”人员从试行多年的社区矫正对象中剔除.基于社区矫正的性质、内容、管理的有效性以及社区刑罚执行的目的,“剥权”人员应予重新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以利于对“剥权”人员统一的规范化监督,适当的教育和矫正,必要的适应性帮扶,维护社会稳定,体现对特殊人群管理创新的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剥权”制度本身也有待进一步改革与完善.     

“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我国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关键在于道德义务如何合理的上升为法律义务 ,即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普通人实施违反道德义务的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有限制的道德法律化不但具有可行性 ,而且可以成为提升我国国民的整体道德水平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