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利器

正《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明确规定并细化了党的问责工作,对于问责原则、问责对象、问责归属、问责范围和方式、问责决定和终身问责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让问责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条例中对"问责原则"进行了详细说明,"依规依纪"指明党的问责工作遵循党章的规定。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条例的制定也以党章为根本依遵,是党章在从严治党方面的细化和延伸,是问责工作的"方向标"。"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在条例中是问责工作的基本原则,要以事实说     

依法完善和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的颁行,对问责主体、对象、范围、方式、情节及救济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为＂依法有序＂问责奠定了制度基础。但问责制度建设仍需完善和落实,以进一步提升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法治化水平。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四大看点

正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专家指出,条例的印发施行,标志着党的问责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强化,再次释放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强烈政治信号。条例对谁来问责、对谁问责、什么情形要问责、如何问责等具体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让问责工作"有章可循"。     

行政决策问责:异域模式与经验启示

最近几十年来,国外行政决策问责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从重权力制约转向更为注重权利监督,从封闭性问责转向开放性问责,从重制度转向更加重视结果和绩效.防止我国行政决策失误,需要在汲取异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等级问责与同体问责,加强制度问责、法律问责与异体问责;培养公众问责意识,创新社会问责模式;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问责模式,建立起多主体的、开放透明的现代行政决策问责体系.     

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的比较分析

要理清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理清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他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如何使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基于这一理论,本文从问责的价值目标、问责内容、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四个方面对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进行比较分析。     

“问责组织”让“全面从严治党”迈上新台阶

正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问责条例》明确了问责主体、对象,以及包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在内的6种问责情形,同时强调将实行终身问责,并曝光典型问题。"利剑"向何方?"板子"怎么打?《问责条例》有四大看点:覆盖各级党组织,瞄准"关键少数";6种问责情形体现纪法分开;7种问责方式可以合并使用;规定问责时限实行"终身问责"。     

完善官员问责制 构建责任政府

官员问责制的推行和完善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关键.社会契约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完善官员问责制、打造责任政府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现阶段我国官员问责制运行中还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模糊、问责范围缺乏法律依据、问责程序不完善等问题,需要通过确立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对象、界定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推行政务公开、打造全新的行政文化等措施不断将其完善.     

问责不能泛化简单化

<正>《中国纪检监察报》4月17日刊登范赓的文章说,问责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实际工作中,问责不严肃、不规范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简单地把问责当成一种工具,工作推动中的问题、管理上的问题等,不分青红皂白都拿问责来处理,问责成了个别人领导能力和领导方式的遮羞布;有的问责泛化扩大化,凡是不合要求甚至不合领导的意图,随意就问责,以至于有的基层干部多数被问责、反复被问责;有的基层单位为了应付上级的多种问责、多次问责,不管谁的责任、什么责任,班子成员轮流"分担"……凡此种种,都偏离了问     

“利剑”向何方 “板子”怎么打——聚焦《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四大看点

正《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印发施行,标志着党的问责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强化,再次释放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强烈政治信号。条例对谁来问责、对谁问责、什么情形要问责、如何问责等具体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让问责工作"有章可循"。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细化具体化,问责的"利剑"指向何方?"板子"怎么打?覆盖各级党组织瞄准"关键少数"条例: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     

“利剑”向何方 “板子”怎么打——聚焦《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四大看点

正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专家指出,条例的印发施行,标志着党的问责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强化,再次释放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强烈政治信号。条例对谁来问责、对谁问责、什么情形要问责、如何问责等具体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让问责工作"有章可循"。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细化具体化,问责的"利剑"指向何方?"板子"怎么打?     

对完善网络问责的几点思考

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问责制度的其健全与否,事关我国责任行政理念的形成,也是衡量国家法治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现今,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需求及公共领域理论、话语民主理论的理论奠基下,网络问责制度应运而生,作为一种新的问责途径,其为壮大异体问责力量,推动行政问责制度化进程以及行政问责文化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网络问责还缺乏制度化与规范化,影响了网络问责的质量、降低了网络问责的公信力.解读诸多问题,实现网络问责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网络媒体、网民三个方的共同努力.     

古巴、越南共产党的党内问责

古巴、越南共产党在党内问责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以问责推进反腐,对腐败分子进行严肃问责;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对其权责进行明确规定;建立和完善专门的党内问责机构来保证问责开展的公正性;严肃问责违反党纪的行为以及完善党内问责的配套制度建设等。古巴、越南共产党在完善党内问责上的一些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解决问责泛化要强化制度与公开

<正>问责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已逐渐成为共识。但在强化问责的同时,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问责泛化问题,把层层传导责任压力变异成层层加码,随意扩大问责范围、增加问责人员数量。比如,前一段时间,有媒体调查发现,有的地方简单以问责数量衡量整治效果,有的部门为了凑数只好挖空心思"泛化问责"。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这类问责泛化问题严重背离了问责制度的初衷,让问责走样、变味。     

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的构建及完善

服务型政府在治理理念、发展目标、行为准则和服务模式上迥异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这些特征对政府问责提出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即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融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于一体。但当前政府问责在问责主体的单一性、问责对象的不确定性、问责程序的非制度化、问责结果的片面性和不稳定性等方面的缺陷,难以满足服务型政府问责的内在要求。这就需要建立以四类责任为导向的多元主体问责的目标模式,并以法治环境、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人大、政协、司法和社会问责为路径完善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     

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基本要素的界分和衔接适用

党的自我革命要求用好问责利器。党内问责属于党内法规体系,监察问责属于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不同规范体系决定了两种问责制度在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和问责情形等基本构成要素方面的差异,纪律检查机关和监察机关合署办公体制内在要求两种问责制度适用方面的一致和衔接。厘清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基本构成要素的界分及其衔接适用,是精准问责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充分发挥两种问责利器作用的关键所在。     

公民问责:概念建构、机制缺失和治理途径

公民问责是公民个人或公民集体主张或指控政府及其官员责任的社会行动。公民问责是公民为主体的异体问责,具有相对于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的独特优势。但由于当前我国公民问责机制多方面的缺陷与不足,限制了公民问责的发展,抑制了公民问责的功效。要促进我国公民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建立问责回应机制,完善公民的权利保障,加强对问责者的激励,提高公民问责的技巧和能力。     

列宁党内问责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党内问责思想是列宁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顺应了当时布尔什维克党自身建设及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的需要。列宁党内问责思想主要包括问责的主体、问责的对象、问责的环节、问责的方式等四个方面,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列宁党内问责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基于精准性导向的问责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问责评估是对问责工作的一次“体检”,也是提高问责工作精准性的重要抓手。围绕问责工作开展的“投入-过程-结果”维度,将过程性评估和要素性评估相结合,从问责信息、问责制度、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内容、问责结果等层面,构建一套以精准性为导向的问责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测算各项指标的权重并进行赋值,增强问责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亟须完善

问责官员随意复出严重损害了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有效性。因此,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避免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是行政问责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制度外的原因。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应该从明确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厘清权责关系、提高公众参与的水平、严格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等几个方面入手。     

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现状、缺陷及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自"非典"时期正式走近公众视线,已经历了五年的发展。行政问责制建设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面临着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不清、问责范围过于狭窄、问责程序不够规范、责任追究不力、问责信息不充分、问责制度不完善等一系列现实难题与制度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