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与日本的国家战略选择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无论是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还是从地缘文化来说，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都是紧密相关的，中日关系是两国最重要的对外双边关系之一，中日关系的发展走向，影响并制约着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全面发展，还影响着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中日亚洲安全战略与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从70年代初发展到今天,应该说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时期,双方都能够比较现实地看待这种关系,而且这一关系已经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各个领域。因此,中日关系是各领域互动作用的一个综合结果。在这里,笔者准备仅仅选取安全问题来做些分析研究,看其对中日关系有哪些影响。不过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安全”这一概念目前在很多情况下已包含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甚至环境     

中日安全关系的现状与前景

<正>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购岛,对钓鱼岛实行所谓国有化,中国政府被迫做出强烈反应,中日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安全危机。此后,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一度甚至走到了军事冲突的边缘。自那时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多。2014年11月7日,中日两国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并于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会议期间实现了首脑会晤,中日关系朝着稳定与改善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中国与国际秩序笔谈:观念与战略

国际秩序是世界政治中最具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国际秩序的走向本质上是“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和命运。”对此时代之问,追求民族复兴并已深度融入世界的中国,理应做出自己的回答。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大国竞争加剧、国际秩序“分”“合”未定之际,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会同《国际问题研究》《外交评论》和《国际展望》三本杂志,以“中国与国际秩序”为主题,邀请近二十位学者分别从历史与理论、观念与战略、议题与实践等不同路径和维度尝试进行跨学科、全方位讨论,旨在聚焦中国在国际秩序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思考中国与世界之关系,鉴往知今、展望未来。     

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若干思考

中日关系转圜后，两国领导人先后进行了“破冰之旅”、“融冰之旅”和“迎春之旅”的互访，双方确认发展战略互惠关系。2008年4月春暖花开之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正式访问日本，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10年后首次访口，必将对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产生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要影响。     

关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若干思考

2007年是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35周年,在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三分之一世纪曲折发展的中日关系进入"融冰"阶段,展示出恪守三个政治文件,寻求健康、稳定的国家关系的良好势头.其中"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的战略互惠关系"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大国战略下的日印关系

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格局转换的大背景下,日本和印度逐步扭转较为冷淡的外交关系,开始了越来越多的交往.进入21世纪,这一势头更加明显,双边关系迅速拉近.     

认清大势 顺应潮流 共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

中日毗邻而居,两国关系源远流长。周恩来总理对两国交往历史有过精辟概括,两千年友好,五十年不幸。1972年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具有划时代意义,不仅结束了战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使中日关系重回和平、友好、合作的轨道,也深刻改变了国际和地     

中美日三国关系:对亚洲安全合作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出现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中美日三国关系的演变。表面上看,中美日三国关系是以美日为一方,中国为另一方的双边关系,然而对中美日三国关系的全面分析表明,这一关系正在朝三角关系的方向演变。这一变化对于中美日三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儒家的战略文化与中国人日本观的深层

中国儒家的战略文化是建立在“仁”、“礼”、“和”三个重要理念之上的。在此理念上体现的古代中国对日本的看法,具有时间早、认识水平长期停滞不前两个特点。这些理念也体现在被日本误解的中国人的“中华思想”和“民族主义”以及当前对日本的看法之中。     

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

日本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群岛国家,其海洋战略几经沉浮,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和深刻的教训。冷战结束后日本面临国家身份的迷茫,政府积极推动成为海洋国家,确定了"海洋立国"的综合战略,从海洋立法、机构设置、加强军备、强化日美同盟等领域进行全方位努力,并将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对手。日本的海洋战略对日本未来走向、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的安全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结构性战略互动与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

结构性战略互动是审视中美安全关系的重要视角。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的发展是两国从各自安全利益出发进行战略互动的过程。从战略伙伴的终结到战略方向的迷失,经有名无实的战略伙伴和短暂的战略对抗,再到致力于构建新的战略合作,中美安全关系在冷战后已经历了复杂而频繁的起伏波动。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战略互动决定中美安全关系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美安全关系仍然无法摆脱摇摆不定的基本格局。     

冷战后中、日与东盟的关系

在冷战结束后,中国—东盟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紧密交流与合作,而日本—东盟政治关系则缺乏前进的动力。早在1977年,日本就与东盟建立了对话伙伴关系,并通过工业、科技、文化、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各种合作项目,开始与东盟建构多层次的对话与合作机制。     

日本地震对中日经济的影响

根据历史经验,2011年上半年日本GDP将出现负增长。当日本灾后重建工作大面积展开后,日本经济在今年下半年将触底反弹。2011年全年日本GDP将很可能是一个微弱的正增长。日本灾后重建所创造的巨大需求效应,将可能持续4～5年的时间。     

历史问题“安全化”及其对21世纪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21世纪以来,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出现了严重"安全化"态势,它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因素嵌入中日关系结构,从身份—本体安全、国家战略与威胁认知等方面对中日安全关系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的受害者身份认同与日本的自我优越认同和受害者身份认同存在裂痕,导致双方互将对方视为最大的"他者";中国以御辱图强的抗战精神来实现民族复兴与和平发展的中国梦,而日本新保守派则利用中日间的"恶性联动回路",通过"摆脱历史""利用历史"来实现其修宪、强军的"正常大国"梦;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的泛滥使中国担心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则担心中国重新复兴后的对日复仇情绪和清算意愿。在"历史战"风险巨大而近期难以走向真正和解的情况下,中日双方应相向而行,努力降低"历史问题"的"安全化"程度。     

战后日本的“台湾帮”日台关系

冷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进入了重新组合与调整的新时期，中日关系以及这一大框架之下的日台关系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日本国内右翼亲台势力，基于联合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构想，积极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台湾当局则竭力拓展“外交空间”，开展“务实外交”，试图借助外力，抗拒统一。     

安全与发展:俄罗斯北极战略再定位

俄罗斯大量领土位于北极圈以北,自沙皇时期以来就十分重视北极事务。俄罗斯总统普京执政以来,将北极事务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强化了对北极领土的控制力。俄罗斯北极战略始终围绕安全与发展这两大主题,安全、经济、环境、社会利益,是俄罗斯政府制定北极战略的核心考量因素。当前俄罗斯北极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推动北极经济发展而非军事扩张。未来俄罗斯北极战略的调整总体上坚持务实主义和防御主义原则,在保护俄罗斯北极合法利益的同时,扩大对外开放,合作推进北极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冷战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变化与亚太地区安全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美苏对抗的国际格局完全破裂,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化,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军事安全压倒一切,因而各国首要考虑的主要安全问题都在军事安全问题上。但是,冷战的结束使各国相继调整了本国的安全战     

中日贸易关系的现状分析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日本成蹊大学法学部,于1998年11月6日至12日在东京举行了“中日关系的过去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邱恩田教授、林代昭教授、孙岩副教授、沈青兰副教授参加了研讨会,并就20年来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及面向21世纪的中日关系等问题作了发言或提交了论文。日本成蹊学园专任理事长宇野重昭、成蹊大学法学部部长加藤节和远藤诚治、金光旭等学者在会上作了关于新阶段的中日关系、亚太地区安全体制与中日关系等问题的报告。双方在充分肯定20年来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主流的基础上,就冷战后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坦率地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中日双方应在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构筑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关系。以下刊登的是我院学者在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和所作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