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私营化初探

随着"走出去"战略进入加速推进时期,中国企业和公民正大量涌向海外,在收获巨大回报的同时,安全方面也承受着同样巨大的风险。随着中国的海外利益规模不断扩大,传统的海外利益保护措施已无法有效地满足多样化与多层次的海外安保需求,凸显出国家行为体在海外安保供应上的重大缺陷,开发新的供应渠道已成为必然。面对日益严峻的安保问题,海外中国企业和公民日渐依靠市场来满足自身的安全需求,选择国内外私营安保公司以获得安保服务,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私营化正在悄然进行。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当前中国的私营安保公司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走出国门的安保企业数量也较少。同时,在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私营化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缺乏相关的法律规范、缺少明确的境外枪械使用制度、可能会对国家权威形成挑战、引发大规模冲突等。因此中国的私营安保公司想要成为成熟的海外安保供应者,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全球卫生治理的变化和挑战及对中国的启示

全球卫生治理具有高度的无国界性。全球化的深化使人的联系愈加紧密,也使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不断变化。全球卫生治理理念更为包容、参与主体多元、私人部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治理领域不断拓宽、合作方式多样。但是,全球卫生治理因理念的差异、治理领域的复杂性和政治性、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等因素而面临挑战。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将通过"南南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应明确提出全球卫生治理理念,实现从执行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转变,扩大与全球卫生治理多方主体的合作和政策协调,重视卫生发展援助过程中的本土性知识作用的发挥,并注重培育和发展国内私人部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论东亚安全合作

一、建立东亚安保体制的必要性与艰巨性 建立东亚地区安全保障体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相关国家都是十分必要的,对此多数国家也是有共识的,其必要性可归结以下几点: 其一,有益于促进该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 亚太地区一向是热点比较集中和多发地区之一,冷战结束后,该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有较大进展,成为国际安全形势中相     

试析中资企业“五位一体”海外安保机制的建设路径

正自中国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推动下,中资企业"走出去"的规模迅速扩大,其遇到的各类安全风险也不断增多,加强中资企业海外安保机制建设刻不容缓。"企业是主体、员工是基础、行业是关键、国家是保障、国际合作是助力"的"五位一体"的海外安保机制,有利于切实保障海外中资企业的安全利益。     

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困境以及路径分析

网络暴力的行为本身就具有群体性较强、煽动范围较广、单方面欺凌等特征,这种暴力行为与传统的暴力行为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会对受害者带来不可预想的人身和财产威胁。而在现代网络技术如此发达的背景下,为了有效抵制网络暴力现象的出现,为我国的网民营造一个更加良性和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国家网信办在2019年年底正式发布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并于2020年3月1日起施行,在该规范中强调了对于网络暴力行为要依法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目前,我国的刑事法律中虽然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寻衅滋事罪以及侮辱诽谤罪具有一系列明确的规定,但是这些刑法惩处规定,大多数都是针对传统的暴力行为而设定的。为了有效抵制网络暴力现象,更应该将当前社会中热门的网络暴力现象作为研究案例,被纳入到相关的刑法体系中,这样才能够在解决网络暴力行为时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本文主要是分析了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目前存在的困境,并且就网络暴力刑法规制构建的策略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进一步完善网络暴力刑法规制提供参考意见。     

中国网络空间中的国家治理:结构、资源及有效介入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最初的国家统治阶段逐渐过渡到国家管理阶段,转而进入国家治理阶段。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网络空间出现了公域与私域重新融合、国家安全加快转向、公共风险四处潜伏、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等问题。由此,中国网络空间中的国家治理除了要考虑到给予社会足够充分的空间,同时也要能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对社会进行必要的监管,在治理结构上实现两者之间的均衡与协调。中国网络空间中的国家治理主要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参与、多向互动和多制并举的国家治理,可通过软性资源和硬性资源的运用与转化,采用基础性治理、渗透性治理和介入性治理三种方式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中国—东盟安全治理:模式、困境与出路

中国与东盟在安全互动进程中初步形成了自身的安全治理模式。该模式的主要特征一是治理主体层面国家中心性强,二是治理机制层面制度化程度弱。当前由于中国—东盟关系中的阻碍因素以及治理体系自身的缺陷,安全治理模式的有效运行面临着双重困境:治理主体间利益的冲突和互信的缺失,导致了安全治理的行动困境;治理体系的低制度化,导致了安全治理的效能困境。南海安全治理便是这种双重治理困境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今后的中国—东盟安全治理实践中,化解治理行动困境的出路在于通过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实现治理主体间关系的良性发展;化解治理效能困境的出路在于通过地区安全架构的建设,提升制度化程度,实现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变革。     

中日校园暴力问题及法律规制比较研究

日本在经济社会急速转型时期,一度也存在着严重的校园暴力问题。针对校园暴力,日本政府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尤其是日本2013年颁布了《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形成了校园安全治理的基本法律规范。与日本类似,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校的校园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态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确保校园安全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一个重大命题。尽管有关部门为整治校园暴力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我国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校园暴力防治体系,校园安全的治理工作尚有诸多待完善之处。为此,通过中日两国关于校园暴力治理的比较研究,以期将日本经验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为我国建立健全有效的校园安全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试析全球治理的非正式化与私有化发展

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是霸权与多边主义的结合,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以国际组织为载体的治理。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以及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得传统治理模式遭遇"治理赤字",非正式与私有化治理模式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非正式治理模式是世界主要国家就应对全球问题进行平等协商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私有化治理模式是非国家权威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的治理体系,主要在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等领域发挥作用。新治理模式的灵活性、操作性强的优势弥补了传统治理模式的不足,因此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虽然新的治理模式也存在缺陷,但其在未来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需要处理好新旧两种治理模式的关系,并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公平和民主的方向发展。     

国家能力与非传统安全——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再思考

国家能力是比较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在近半个世纪的理论发展中,随着现实中国家事务的扩展和对国家功能认识的深化,国家能力理论经历了解释对象和内涵要素共同演变的过程。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正在成为当今各国最紧迫的挑战。与传统安全威胁相比,新冠肺炎疫情具有主体公共性、时间非线性、信息不对称性与地区外部性四大特征,因此需要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议程转换、信息处理和对外关系四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国家能力理论视角,以适应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     

自媒体时代网络暴力的法律规制

本文通过了解网络暴力的定义、危害,从法律视角解析对网络暴力的治理措施,发现在内容界定、责任认定、受害者救济、平台监管这四个方面存在问题,并对症下药提出法律规制的建议。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

随着诸多新型流行病的蔓延,全球卫生治理日益被安全化.但这一努力效果并没不明显,既未消除南北垂直落差,也未改变部门化的主导路径,其核心原因在于:治理施动者即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权威下降,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诸多治理机制相互嵌入,复杂性提升;安全化所构建的科学主义,缺乏信息和数据支撑.因此有必要通过去安全化,搭建完整的全球政策框架和自下而上的多层治理结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了全球卫生治理议程,也明确了全球卫生治理必须在可持续发展范式下开展,既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关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发展问题和卫生治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联合国在冲突后国家的选举援助

选举援助是冷战后联合国在"建设和平"领域兴起的一项重要活动。由于参与角色的差异,联合国在冲突后国家的选举事务当中发挥的作用大为不同。联合国的选举援助意在达成两项目标:确保作为和平协议之一部分的大选顺利推进,减少因选举引发的纠纷和暴力冲突;协助冲突后国家建立基本的选举制度并发展其自主的选举能力。为达成这两项目标,联合国主要在三个领域当中发挥重要作用:选举进程的推动、选举暴力的抑制、选举制度的建立及其能力培育。联合国对冲突后国家的选举援助有助于大选的平稳推进及选后的政治转型,对其选举制度的建立和能力培育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不过,这种以支助某次大选为特征的选举援助也存在一些缺陷。     

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规制模式探究

基于对南极海洋保护区利益相关方地缘政治及国家利益的考量,对"统筹"规制模式和"划区"规制模式的选择成为各方在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过程中的争议焦点。两种规制模式的选择体现了各方在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速度、保护标准等问题的不同立场。在"复杂机制"理论下,南极海洋保护区存在治理主体碎片化、利益关涉的复杂性,造成制度间相互重叠、矛盾、冲突导致治理低效,体现出南极区域国际层次利益主体多元化造成的治理困境。各方对两种规制模式的选择和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已设立或是将要设立的南极海洋保护区管理的实际保护效果。基于我国在南极问题上的立场、国家利益及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规则现状,我国可提倡在"统筹"规制模式下制定总体的管理和监测方案,并对"划区"模式下的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速度和内容施加影响,加强南极海洋保护区建设的参与度与话语权。     

沿着边界奔跑

自从奥运火炬开始全球传递之旅,是否出现藏独分子的抗议乃至暴力抢夺,似乎已经成为检验火炬途经国的安保能力、安保意愿,以及是否"自由"的标志。欧美等国的媒体报道几乎发生了_一致性的倾斜,投机的政客纷纷迎合氛围,唯恐"政治不正确"。为什么,这类行为在西方竟能裹胁一时的民意?政府是否给予它的公民用集会、游行的方式表达意见的权利,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而表达意见时是否以和平的方式遵     

网络暴力犯罪及其帮助行为的法律规制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短视频的兴起,网络暴力便有了良好的温床,侮辱诽谤型、网络谣言型和人肉搜索型网络暴力事件层出不穷,造成了诸多令人痛心的结果。网络暴力的治理,需要厘定网络暴力的界限和行为模式,准确认定群体性网络暴力中各参与者、帮助者的责任。网络暴力犯罪治理的路径选择有三：出台司法解释,增设“网络暴力罪”条款以及通过专门立法的形式。三种法律规制方法综合使用,能够对网络暴力行为形成全方位的有效治理。同时可以根据实践情况和需要,坚持司法解释优先的原则,按步骤完成网络暴力行为的综合治理。     

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政府改革

全球治理既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崭新理论,又是一种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作为一种理论,它是对传统政治学所体现的国家统治理念的超越,反映了当代国际政治发展到全球政治新阶段在政治结构、政治主体、管理方式的新变化、新特点.作为一种客观发展进程,它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的新形态,是国际规制有效性的现实要求,是全球公民社会和世界民主潮流的产物.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既对国家主权和政府有效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这就是,以治理与善治思想为指导,以公民社会成长为依托,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前提,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让市场、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三者在各自的作用范围内发挥作用.     

基于《新时代的中国网络法治建设》白皮书探讨网络暴力的法律治理

随着经济、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暴力、网络造谣、网络水军等网络生态问题愈加突出。目前,对于网络暴力的法律规制,还显得较为有限且力度不够,并且未能解决网络暴力形式多样化等特点。基于以上现实,本文以《新时代的中国网络法治建设》白皮书为切入点,立足中国国情与法律,探讨网络暴力法律治理的相关要点。     

和平治理是军事战略的新发展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随着中国跨进新时代,中国的安全利益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演变,中国面临的安全矛盾随之发生深刻变化,要求国防和军队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任务及其行为方式做出适应性转变。理解十九大关于新时代军事战略创新的真谛,在于抢夺全球治理的战略高地,争取维护国家安全的平台优势。和平治理理论是以促进国家与国际安全为目标,以治理暴力和化解冲突为基本     

新自由主义市场规制理论及其批判

新自由主义市场规制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在市场领域的具体化。它以秩序多元、国家失败理论为基础,主张市场规制扁平化、政府在规制中边缘化、强社会弱国家,把社会等非国家因素当作市场规制的核心要素。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市场规制理论并不科学,比如其对国家权威的漠视就缺乏理性。市场规制的去国家化立场和社会化追求有可能导致规制的失败,而社会化规制只是一种新的国家工具而已。我们应该"回归国家",主张重新"发现国家",重视国家在市场规制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