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犯理论的反思及界定

一、结果犯的含义对于结果犯,我国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结果犯是指以法定的犯罪结果的发生作为犯罪既遂标志的犯罪;①另一种观点认为结果犯是以法定的犯罪结果发生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犯罪。这两种含义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通常是统一的。因为大陆法系刑法以处罚既遂为原则、以处罚未遂为例外,刑法分则以既遂为模式。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不仅是成立犯罪的要件,还可以说是犯罪既遂的要件。当分则条文规定了犯罪结果时,该结果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又是犯罪既逐的标志,所以关于结果犯的两种观点在他们那里…     

关于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思考

关于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的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界限,刑法学界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其中较为有力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处于通说地位的“构成要件说”。该说主张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定义以及二者的区分都应从是否具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某一要件来考虑。二是“预期...     

犯罪既遂标准新论——以刑法目的为视角的剖析

我国刑法学界关于犯罪既遂标准的三种代表性学说———“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犯罪目的实现说”和“犯罪结果发生说”,均存在就事论事的倾向,未能从刑法目的这一根本出发点提出并论证标准问题。犯罪的本质为侵犯合法权益,刑法的目的则是保护合法权益。因此,犯罪既遂理应以“犯罪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造成实害”为根本标准。唯此,才能有效地维护既有刑法理论的统一性与完整性,同时也给刑事司法提供一种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辨析思路。     

行为犯、结果犯、危险犯通说概念的反思与重新界定

我国刑法学界对犯罪既遂成立标准的观点有: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犯罪目的实现说和犯罪结果发生说。本文认为,犯罪既、未遂的确认标准应是犯罪行为是否给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造成实害。由此,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的规定并非以既遂为模式。     

论类型化的犯罪既遂标准

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应当努力从犯罪既遂和未遂相区分之意义的角度来分析和论证具体主张的科学性,应当始终贯彻事实和价值的二元区分。当前刑法理论界所提出的关于犯罪既遂认定标准的理论主张,无论是“目的说”、“结果说”,还是“构成要件满足说”,都不能作为犯罪既遂认定的统一标准。本文在重新界定结果的基础上,把直接故意犯罪分类成行为犯和结果犯两大类型,进而提倡分别适用类型化的犯罪既遂标准。     

论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淮

一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是故意犯罪的两种不同形态。对于这两者的区分标准,我国刑法学界较普遍地沿用了资产阶级国家刑法理论中的观点,认为,“犯罪既遂,是指行为人故意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了某一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①相应的,犯罪未遂则是“犯罪分子的行为未完成某个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②很显然,上述观点是把是否具备犯罪构成作为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的,具备犯罪构成的是犯罪既遂,反之,则是犯罪未遂。可见,这     

关于故意犯罪既遂标准的再思考

一刑法学界关于犯罪既遂的标准主要有三种主张：一是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该说认为犯罪行为具备了犯罪构成全部要件的，是犯罪既遂；二是法定的危害结果发生说，该说认为已经实施的犯罪行为引起了某种法定的危害结果发生的，是犯罪既遂；三是犯罪目的得逞说，该说认为行为...     

论目的犯的既遂

一、目的犯既遂的标准目的犯是指以特定目的为构成要件的犯罪。目的犯作为一种犯罪形式,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关于对目的犯既遂认定的问题上,也有一些有别于其他犯罪形式之处,因为目的犯的特定目的是犯罪之构成要件,学者们虽然都是根据构成要件齐备说,但是由于对目的犯特定犯罪目的、目的犯的有关理论缺乏深入的认识,对目的犯既遂标准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犯罪目的实现说”认为在目的犯中,只有特定的犯罪目的客观地实现了,才能构成目的犯的既遂,否则,即使其他所有的犯罪构成要件都具有了,但是,行为人特定的犯罪目的并没有实现仍不…     

对传统犯罪既遂定义的异议

传统观点从刑法分则犯罪既遂模式论出发，把犯罪既遂界定为“故意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了某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本文认为，此种观点存在如下三个问题：一是与现行刑法第２０条的规定相矛盾，二是与犯罪构成的理论相矛盾，三是在犯罪既遂的标准上自相矛盾。文章认为，“遂”本为“通”的意思，后来演变为“如愿”，因此给犯罪既遂下定义，不能脱离行为人的目的。文章最后指出：犯罪既遂是指“实施终了的犯罪行为，达到了行为人预期的目的。     

从立法目的看犯罪既遂之“遂”的应有内涵

犯罪既遂,是犯罪停止形态中的基本形态,一般也称为犯罪的完成形态。犯罪既遂之“遂”的含义如何确定,是犯罪既遂标准确定的基本依据,同时也是犯罪既遂与犯罪未完成形态相区别的基本标准,在我国刑法理论界,由于对既遂之“遂”的内涵理解不同,因而对既遂的标准、既遂与未遂的界限、既遂的形态等问题也有不同的观点。为了理顺以上诸种内涵及界限,研究既遂之“遂”的基本内涵,是必要的理论前提。因此,笔者试图从刑法规定既遂与未遂及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立法目的入手,界定犯罪既遂之“遂”的应有内涵。一、既遂之“遂”诸观点概览既遂之…     

论不作为犯之作为义务程度及其功能

作为不作为犯罪成立前提之作为义务，不仅存在有无之分，还存在程度之别：从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这种质和量的辨证关系充分说明法律义务存在程度的差异；法律义务是刑事责任的前提和基础，责任有轻重之分，义务自然有程度之别；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有无作为义务难以判断，也说明作为义务存在程度的差别。作为义务程度概念的确立，为刑法学界对不作为犯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将促进对不作为犯的深入研究：可以为确定不作为犯罪的范围提供理论指导；可以为确定不作为犯的刑事责任轻重提供依据；还可以为科学判断作为义务的有无提供新的思路。     

论犯罪化过程的阶层化构造——从社会危害性到法益侵害性的进阶

犯罪化的过程即犯罪范围的选择,事关刑事立法的正当性,而这首先与犯罪的本质特征相关。社会危害性和法益侵害性,分别属于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的犯罪概念的本质特征,各有其特征、作用。犯罪化的过程事实上是从社会危害性到法益侵害性的过程,将这一过程进行阶层化构建,有利于强化刑事立法的正当性：第一阶层检验某一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即是否存在严重损害、深度冒犯和高度危险（风险）。第二阶层检验将该行为犯罪化是否具有公众认同基础。第三阶层检验将其犯罪化是否符合效益原则。     

犯罪客体是刑事违法的最高价值标准

犯罪客体并不具有哲学意义上客体（对象）的含义。它是生活行为是否违反刑法的价值标准。它的内容是刑法法益。它派生出客观构成要件,并对客观构成要件具有解释功能。因为生活行为符合客观构成要件就刑事违法,构成要件符合性必须先形式判断,后实质判断,而犯罪客体就是实质判断的价值标准,所以犯罪客体是刑事违法的最高价值标准。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犯罪客体必须法定。     

Transnational organised cyber crime: distinguishing threat from reality

Cybercrime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transnational threat landscape and conjures up pressing images of nefarious and increasingly complex online activity. More recently, the concept of ‘organised crime’ has been attributed to cybercriminality. There has been subsequent disagreement and confusion concerning whether such crime is a derivation of traditional organised crime or an evolution of such crime within the online space. This opaque state of affairs has been exacerbated by the relative lack of clear evidence attesting to and supporting either scenario. Technological advances have always been used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criminal fraternity. The crucial question that remains is whether those advances have merely facilitated the commission of physical crime or whether in fact they have led to the creation of a new wave of traditional, but virtual, organised crime.     

刑事责任能力新论

我国刑事责任能力理论认为刑事责任能力不仅是犯罪主体的构成要素,也是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重要因素,从概念、构成要素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重新建构,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刑事责任主体的构成要素,也是判断犯罪主体是否能够承担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     

犯罪概念的哲学思考

犯罪概念理论经历了从形式的概念到实质的概念,又从实质的概念到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概念,再从统一的概念到形式与实质相分裂的概念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成为刑法学的一大困惑。在这个问题上,外国刑法学最终走向了不可知论,而中国刑法学则滑向了形而上学唯物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其原因在于到目前为止,中外刑法学都只是孤立、片面、静止地研究犯罪概念,不了解概念的相互联系和运动发展。犯罪概念是由先于刑法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刑法的任务不在于解决犯罪概念问题,而在于运用已先于自己而存在的犯罪概念来作出判断。刑事司法的任务是在刑法判断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推理。犯罪概念的形成、运用犯罪概念所进行的刑法判断、以及运用犯罪概念和刑法判断所进行的刑事司法推理,是犯罪概念运动的一个完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犯罪作为一个概念它是统一的,不存在形式概念与实质概念之分,也不存在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之分。     

试析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非法侵入法定的国家重要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分析了该罪的构成特征,探讨了对该罪认定中的一些问题,从立法完善的角度,认为应适当扩大本罪的对象范围。     

醉驾案件中醉酒标准认定之思考

目前,司法机关对危险驾驶犯罪的醉酒认定标准较为宽松,导致实践中部分无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被纳入犯罪圈。为贯彻新时代良法善治的刑事司法理念,对危险驾驶犯罪中醉酒标准的认定应持审慎态度,建议借助证据法遏止醉酒驾驶行为过度犯罪化倾向,对于危险驾驶犯罪中的醉酒认定不宜过度依赖血液酒精鉴定,侦查机关应充分收集各类证据,统一交由审判者依其理性最终确定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再论计算机犯罪概念

犯罪学与刑法学都以犯罪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是由于两种学科的任务和目的不同,导致犯罪学与刑法学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环境。计算机犯罪概念在犯罪学和刑法学的定义中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差异是目前计算机犯罪概念难以形成统一认识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果在犯罪学语境中定义计算机犯罪,那么计算机犯罪的外延包括以计算机作为犯罪对象的计算机犯罪和以计算机作为犯罪工具的计算机犯罪。     

犯罪概念形式与实质的理论建构

犯罪概念的形式与实质,是刑法理论犯罪界说的焦点,并且由此涉及到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在刑法规范的框架内,犯罪的形式界定与实质界定并不是冲突的;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犯罪成立条件的形式也贯穿着实质的判断。犯罪实质与形式的划分,既是立法实际的复写,也是理论分析的必要。行为的犯罪评价可以通过肯定判断与否定判断来具体实现。基于犯罪的“形式与实质双面统一”的理念,犯罪概念与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形式与内容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