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兼与王前、赵金鹏商榷

中国农业合作化与苏联农业集体化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关系?王前认为“50年代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3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翻版”,“从总的理论发展摸式和指导思想上看,(它)并未跳出斯大林全盘集体化的巢臼”。赵金鹏的观点则恰好相反,他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绝不是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翻版”。我觉得,这两种观点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其实,在目标、内容和基本形式上,中国农业合作化与苏联农业集体化确实是相同或类似的,但同时还应看到,两者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体现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特殊性和创造性。     

如何评价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与刘永明、黄金华等商榷

关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下简称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黄金华、漆良燕提出:民主派是“五四运动的真正推动者和领导者”,刘永明则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现略述浅见,请方家教正。一、民主派不是五四爱国运动准备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刘文认为,中国人民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实质是人民要求当国家的主人,这是在国民党人宣扬的“人民是民国的主人”的“新理想”“影响下出现的”。我以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提出的政治主张实质是反帝救亡。运动的许多亲历者对此有切身体会。张国焘回忆说:“五四”前北京学生的心态是“救国高于一切,从最守旧的人,直到最     

人、内驱力、抵制与知识的等级——舍勒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及其他

本文认为,马克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理论是围绕人、内驱力与抵制这三个核心概念建构起来的。正是这一具有很浓的生命哲学色彩的构建机制使得他把宗教知识视为最高等级的知识,而把形而上学知识和实证科学知识依次置于宗教知识之下;同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很难得到我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尽管如此,他的知识社会学的理论确实具有许多独特之处,值得研究与借鉴。     

深刻反思增强信心——中共沈阳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王启文就慕绥新、马向东等人腐败案件答本刊记者问

为深入总结、反思沈阳市慕绥新、马向东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深刻教训,进一步统一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认识,增强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信心,本刊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共沈阳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王启文,请他回答了有关问题。     

以人为主 物为人用——论正确处理建筑工程中人与物的关系及其他

恩格斯曾經写过这样一段話:“一旦社会掌握生产資料时,商品生产,从而生产品对于生产者的統治,就将被消除下去。社会生产內的无政府状态,为有計划的、自觉的組織所代替。个人的生存竞爭停止了。因此,人在这时——在某种意义上是最終地——脫离了动物界,并从野兽的生存条件过渡到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围繞着人們并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关系再认识——历史因果、思想逻辑及必然性问题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西方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及共产主义思想就传到中国,但在1915年前,这些思想在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普遍思潮出现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期。这就是为什么通常把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共产党崛起联系起来,形成二者之间关系的各种意象的原因。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1919年以后的中国迅速传播这一历史事实,既可以说是前期新文化运动及中国近代以来寻求现代化的延续和结果,又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转向或转折点,因而与新文化运动之间具有历史和逻辑的因果关联。     

“人”的本质、本性究竟是什么?——兼与刘鼎新同志商榷

刘鼎新同志的入学专著《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认为“人”的本质、本性是精神,而人的精神又主要概括为“七心”,即“上进心、正义心、责任心、自尊心、虚荣心、嫉妒心、自私心”,且“自私心”也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对待“自私心”的不同态度是划分不同社会的重要特征.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其主要错误,一是把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形成的社会关系排除在人的本性之外而单纯从精神角度界定人的本质、本性;二是简单、片面、肤浅化地把人的精神概括为“七心”;三是把“自私心”看作人类永恒的精神现象和混同于个人利益;四是全书的论证方法是唯心主义的.     

东北沦陷时期中共吉东省委、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建在方正——兼与李富、张连桂、刘文新等同志商榷

近日看到李富、张连桂二位同志写的《周保中将军在林口》的文章（载《世纪桥》2009年1月下半月）。笔者对其中“从1935年5月到1936年初……并在林口地域的……三道通等地……”（第52页）、“2月11日，在林口县域四道河子……”（第53页）、“3月3日至4月1日，周保中在牡丹江西岸依兰四道河子沟里主持召开中共吉东省委扩大会议”（第53页）的“三道通”、“四道河子”等地址的历史辖属的准确性提出质疑。     

心中有人文,处处有人文——《一个人的安顺》、《草木书》及其他

为政者倘能心中装着人文,敏锐洞察、缔造宽松,则贵州文化的崛起完全有望不再停留于期许。《草木书》置于床头已有些日子,因难得整块阅读时间,只能在睡前或难眠时读上数页。书的封面素极,白底上一抹草绿,风格简约,正是我之所爱。打开《草木书》,似有草木芬芳扑鼻至。著者陈守湖自幼生长在湘黔边境的侗乡农村,虽去乡多年,对乡土的记忆却未曾失落,     

彭真、赵振声同志关于公开党的组织及改善党与群众关系问题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1949年8月27日)

编者按：１９４９年六七月间,中共北平市委决定在党内公开党组织的基础上,在社会各单位公开了党的支部组织,公布了中共党员的名单。这一举措,不仅证明了党的强大,也极有力地促进了党组织的建设,加强了党员与群众的联系。５０年后的今天,回顾这一党史事件,仍有许多...     

关于江苏省委党校的建校时间及源头——与黄兆康、张春坦同志商榷

中共江浙区委与中共江苏省委并非＂等同＂关系,因而,中共江浙区委党校也不等于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中共江苏省委自建立直到江苏全境解放前都不具备举办党校的条件,也没有建立过省级党校;抗日战争时期江苏境内举办的党校与江苏省委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与早先的中共江浙区委党校及后来的中共江苏省委党校都没有渊源关系。对于党校校史的编撰及建校时间与源头的认定应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决策失误就是决策失误 贪污受贿就是贪污受贿——与胡伟及宋建平、曲蕙蕙同志商榷

看过本刊２００２年第二期胡伟同志的文章《决策性浪费比贪污受贿更严重》一文，似感不妥，想说几句，又念初衷尚好，意在引起人们对决策的重视，想必读者能有取有舍识得“庐山真面目”，亦就此搁笔罢了。再看本刊第四期宋建平、曲蕙蕙同志的反驳文章《“决策性浪费比贪污受贿更严重吗？”》后，甚感不妥之处超过前者，不得不说了。胡文讲，“决策性浪费比贪污受贿更严重，”“贪污受贿要反，决策性浪费也要反”。宋、曲一文认为，胡文的观点是“绝对不妥的”，“将决策失误与贪污受贿联系起来并进行比较，就大错特错了，”“如果因决策失误…     

分工理论与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人的发展问题——唯物史观基本范畴解析

分工范畴的提出是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重要环节。分工是联系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中介,分工与生产力及生产关系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分工的物质性还决定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客观性,分工是人异化的根源,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需要消除分工。     

为什么要争论“决策性浪费比贪污受贿更严重”?——与李雪萍及陈祥玉、魏巧转同志商榷

我们反驳“决策性浪费比贪污受贿更严重”的观点，不是为了“玩文字游戏、钻牛角”，或者采用“文革”的恐吓方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地给别人扣政治帽子；只是认为无论决策性浪费如何巨大，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它都不能凌驾于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反腐倡廉的根本问题之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反腐倡廉是“皮”，决策性失误是“毛”。反驳的目的，不是认为决策性失误问题不重要，而是认为“决策性浪费比贪污受贿更严重”的结论不妥当，可谓主次不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