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的思想取向:"君子之行,唯道是从" ——"重写中国思想史"研究系列之一

《国语》为研究周代思想史的特征提供了生动的依据。一方面,周人肯定神灵的存在,主张"民神异业","绝地天通",重新恢复"神"的权威和神职人员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周人又将"人"提高到了与"神"同等的地位,要求"事神保民",达到"民神无怨",并将决定神意的根本归结到民意、道德上,提出"道而得神,是谓逢福""君子之行,唯道是从",倡导节俭利民的君德,体现出尚贤、尚信、谏失德、诛无道的人道取向。     

艾丽丝·默多克道德哲学中“善”的启示

艾丽丝·默多克的道德哲学思想重视人的精神性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对当代德性伦理的复兴产生了积极影响。她呼吁伦理学回归启蒙以前对个人道德品行塑造的强调。其道德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善"是对自我之外的真实的认识,是道德追求的终极目标。对善的追求能在德性塑造、个人内在幸福感的培养中起到积极与重要的作用。     

论“国家”与“国家的深处”——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思想研究

正是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马克思科学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就马克思而言,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是从"国家"开始的。马克思研究国家、法和宗教,论述其与市民社会关系,形成生产关系概念,揭示了二者的正确关系,从"国家"走向"国家的深处"。国家、法和宗教等成了上层建筑的内容,而"国家的深处",则指决定"国家"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社会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在阐释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时候,马克思始终没有离开"国家",始终承认和强调"国家"即上层建筑的地位和作用。社会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二者各居其所,各得所用。     

马克思“现实的人”概念内涵的再确定

马克思"现实的人"概念贯穿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马克思以"现实的人"区分"政治的人",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理性国家观;第二阶段,马克思以"现实的人"反对"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批判黑格尔和鲍威尔的思辨哲学;第三阶段,马克思对人的理解从"现实的人"走向"现实的个人",并把"现实的人"的概念内涵最终确立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下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现实的人"概念内涵的最终确立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方面。     

论爱因斯坦“和谐的人”思想

爱因斯坦的"和谐的人"概念,根源于他对宇宙本质的认识和理解。爱因斯坦构造的"和谐的人",不仅是一个有道德的自由人,更是一个有崇高道德和高度自由的人。因此,爱因斯坦的"和谐的人",就像他的宇宙宗教的上帝概念一样,是一个可以通过人们的努力追求而无限接近、却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人的理想模型。     

对“由天及人”传统思维模式的重新探讨

作为影响中国人心理、文化非常深远的一种传统性思维模式,"由天及人"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与博大内涵,其出现、发展及变化亦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本文即以"民之父母"话语为例,由此视角对于"由天及人"传统性思维模式进行重新探讨,以期挖掘出其本身所具的丰富内涵、哲学流变与深远意义.     

从"以德配天"到"以仁释礼"——周公、孔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考析

在儒学史上,周公、孔子的关系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周公"以德配天",在获得并试图保存政权、否定有常天命的前提下,以道德论证和捍卫权力;然而由于天人关系为王权阻隔,以致天人不通,道德沦为权力的附庸.孔子在周礼的基础上,突破性地"以仁释礼",翻转道德与权力的关系,以道德评判和制约权力,并跨越王权,以仁心沟通天命,重建天人关系.周公建制、孔子立言,儒家形而上学与政治哲学之格局基本形成,两圣可谓双峰并峙、一以贯之.     

传统人性论之“道德人”与市场经济伦理人性假设的冲突与调适

道德性是传统人性论的本质特征。"道德人"在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中,本应将经济行为导向利他和公利,但现实却是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时有发生。表面上看,是传统"道德人"的精神追求被遗忘,细究起来,恰是"道德人"与市场经济伦理的人性假设存在冲突,主要体现为"道德人"与"自利人"、"理性人"、"社会人"的矛盾。只有对道德人性论做扬弃的调适,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发育和成熟。具体体现为打造"自利人"的观念认同、进行理性的启蒙、确认个体实在性和探索时代化的道德标准。     

论“共同道德”对“永恒道德”的批判

道德的社会存在根源和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共同道德"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存在的。道德是时代的产物,不存在"永恒道德"。鼓吹"永恒道德"的人其实质是历史唯心主义者。"共同道德"与"永恒道德"毫无共同之处,其理论基础不同,对群众的指导也不同。认真应对"永恒道德"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坚决抵制西方"永恒道德",主动宣传人类"共同道德";批判继承中国传统道德的丰富资源,借鉴吸收人类道德文明的优秀成果;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应对错误思想的防线。     

浅析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

"现代性"是20世纪西方哲学所广泛关注的概念,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兴起的新文学革命以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反思精神、自由博爱等建构了"现代性"核心内涵,启蒙现代性"人的觉醒"倡导"人的文学",审美现代性反思中国文化群体、民族国家、个体等的价值关系,可以说"现代性"贯穿了中国整个现代文学。     

探析传统楚艺术的“通天”物语

在理性思维尚不发达的神化时代,"信巫鬼,重淫祀"的风习积演造就了楚人独特的内心视像。于是,"天"被理解为神的居所,灵魂的归宿。而"通天"也成为了楚人现实人生的最高境界和目标,由此产生了许多楚地特有的崇拜仪式和艺术形式,并构成了楚域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艺术表征。试图通过对这些已发掘的楚艺术文献资料与器物进行分析,以期最终揭示那隐藏在楚艺术诙诡谲怪、神幻无羁的意象组合背后所张扬和表达的真实意义。     

马克思的“现实”概念

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现实"概念,有助于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和经验主义的障碍,助推马克思主义走向现实、成为现实。马克思的"现实"概念具有三重意义。在价值论层面,"现实"概念始终依附于人的"类力量"的完成这个价值概念,意味着人的自我实现。在本体论层面,现实指个人的感性活动以及通过这种活动创造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认识论层面,现实是为了具体地认识社会历史总体,在思维的行程中再现的具体的总体。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补充的。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现实是关于人、为了人并通过人的感性活动生产和再生产的具体总体的世界。遵照这种理解,理论若要走向现实就必须凸显理论的"人民性",落脚于人的感性活动,聚焦于时代问题。     

“人与天调”——《管子》天道观刍议

《管子》非一人一时所作,其论"天道"主要集中于《内业》、《白心》、《心术》上下等四篇中。遵循"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进路,为实现"天人合一"的目的,《管子》建构一整套"本体-宇宙论"的世界图式。这个世界图式由宇宙本原、宇宙模式和人与天调三部分构成。宇宙本原是从本体论维度阐述现象世界之所由来;宇宙模式是从发生论维度解读宇宙大化流行之所以然及人类如何可能"推天道以明人事";"人与天调"是从价值论维度回归到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上。     

本体论视域中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以张载、朱熹为代表的分析

宋代理学家对人性论的论述是以其本体论为前提的,张载、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从他们的思想中建立并走向成熟和完善。相对于理气关系来说,理决定气,由理产生的天地之性就成为由气产生的气质之性的地位本体。这种人性论导致了"存天理灭人欲"理论的产生,对宋代以后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践仁知天”与“截断众流”——牟宗三对孔子“仁”与康德德性法则的比较

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牟宗三认为宋、明儒的“道德理性”有三层含义,即:由“践仁知天”对应一个圣者的生命人格而一起顿时接触到的道德性之严整而纯粹的意义;由第一层含义同时“充其极”,因宇宙情怀而达致其形上意义;同时即在“践仁尽性”的工夫中,表现此既独一无二又异地而皆然的道德性。他并主张,其中的第一层含义即能融摄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所说的一切,亦即“践仁知天”即具有“截断众流”的能力。牟宗三并没有解决“践仁知天”如何“截断众流”,本文主旨即在对此作出解答。     

古希腊哲学视域下的“世界”及其相关概念探析

在古希腊哲学的发展进程中,“世界”逐渐取代“天”而成了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重要概念,同时,它还关联着整体、全体、秩序、混沌、虚空、努斯、神、宇宙等诸概念.从中西比较哲学角度讲,梳理清楚“世界”及其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仅为推进西方哲学史研究提供恰当的切入点,而且也为理解“世界观”问题奠定基本的理论性前提.     

后现代视域:道德价值的归“元”与“文化自由”的实现

后现代主义在骨子里天然独具的"建设性",本质上为建立在道德自由基础之上或者是蕴涵其中的意志自由、文化自由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人性基质,提供了充足的理论资源.后现代主义已经或正在唤醒我们对人类普遍价值和道德生活的纯正理解,进而为实现道德和道德价值的归"元",并在超越道德的基础上实现道德自由,开辟了通道.道德价值的归"元"和道德自由的实现,其根本的也是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在使我们成功走出后现代道德困境、全面解放人的智力、实现意志自由的同时,实现了道德价值与文化理想、道德自由与文化自由的深度对接和成功对话.     

道德“立法”是犯罪预防的内在控制因素

犯罪预防的措施目前主要有条件预防、刑罚预防、被害预防等,它们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但这些措施多从远离犯罪个体的外部客观环境考虑预防犯罪.基于犯罪的本质为道德异常这一观点,以康德"人的理性为自己立法"为哲学依据,道德"立法"的概念是成立的,其在犯罪预防的现实中也是必要的,可行的.合理有效的犯罪预防体系应是以道德预防为中心,其他具体预防措施为辅助,各种预防措施互为依存,互为补充,才能相得益彰.     

道德自由是人的重要本质——荀子“辨”与康德“自由意志”之比较

康德道德哲学通过对"自由意志"概念的论述与推崇,彰显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存在的本质性意义,代表了西方人性论一贯高扬"自由"、"主体性"的风格。而荀子对其人性论中的"辨"概念的论述,在道德目标指向性、先验普遍性和主观自信性方面与康德不谋而合,同样代表了中国哲学中的相同风格。中西哲学家关于"道德自由"的致思具有的一致性,说明"道德自由"是人的重要本质。     

梁启超道德思想的现代阐释

道德建设是人的现代化的中心环节,改造国民道德是梁启超伦理思想的根本任务。在具体展开对中国旧道德进行变革和重构时,梁启超采用对传统道德的现代性转化和对西方道德价值的批判性引进两种方式,即梁启超所谓的"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为近代中国新道德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借鉴,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启蒙意义,而且对于当代中国道德生活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