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与风险——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犯罪治理

风险社会中，犯罪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日常风险产物。因此需要以犯罪接受并改变风险作为引导运行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犯罪。犯罪运行需要犯罪风险源作为能量为其提供动力。犯罪风险源包括人造风险、发展性风险、人性风险以及激发性风险。犯罪运行的过程也必然要和风险发生各种关系。风险的感知、分配、放大与沟通都会使犯罪呈现不同形态。在风险社会中对犯罪进行治理需要从犯罪运行、犯罪风险源以及犯罪与风险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     

论网上交易犯罪原因

网上交易犯罪是一种经济利益驱动型犯罪，其犯罪成因可通过经济犯罪基本模型进行研究。作为常见的经济犯罪成因分析模型，犯罪成本收益理论认为：网上交易犯罪与犯罪预期收益有关，犯罪预期收益越大，犯罪越可能发生；与直接成本、心理成本、道德成本、竞争成本等间接成本有关，成本越小，犯罪越可能发生：与犯罪被惩罚的概率有关，概率越小，犯罪越可能发生；与被发现犯罪被惩治因数有关，已发现犯罪受到惩罚的概率小，其犯罪可能性也越大；还与个人心理恐惧常数有关，心理恐惧常数越小的个人，其犯罪概率越大。所以，可通过犯罪收益、直接成本、间接成本、机会成本、侦查措施、个体控制等几个方面进行控制犯罪。     

犯罪决策的成本分析及应对方案

犯罪人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实施犯罪时，通常会对犯罪成本进行分析，以实现在预期犯罪成本和犯罪效益之间找到最优结合点，因此对于犯罪决策进行成本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预防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对犯罪决策进行成本分析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犯罪成本考量并不必然包括于所有的犯罪决策过程中。     

网络犯罪成本与控制的经济分析

网络犯罪正呈现出蔓延之势。通过网络犯罪成本分析 ,低廉的犯罪成本与丰厚的犯罪收益的反差揭示了罪犯实施网络犯罪的动力。降低犯罪收益 ,提高犯罪成本是控制网络犯罪的良策。技术和法律的结合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济分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以违法犯罪的手段对内进行人身控制,对外进行经济控制。要有效地惩罚和预防黑社会犯罪,必须提高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预期刑罚成本,提高由于刑罚带来的机会成本的损失,并且通过实施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公共政策,争取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控制犯罪的收益。     

犯罪对策效度论——衡量犯罪控制对策科学性的一个观察视角

犯罪对策的决策和理论研究要适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基于此,作者提出了犯罪对策效度论,认为科学的犯罪对策应当是能够实现犯罪对策效度最大化的对策,也就是在努力实现犯罪对策效益最大化和犯罪成本最小化两个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犯罪对策的决策,不能只考虑单项效度和近期效度,必须综合考量犯罪对策的各种效度,包括政治效度、经济效度、社会效度、治安效度和心理效度,同时还要考虑其远期效度;为了实现犯罪对策效度的最大化,要对有限的防控犯罪的资源加以合理配置,并且在犯罪对策的实践中,要重视科学论证、科学组织、科学评估。     

基于犯罪成本分析探讨职务犯罪的预防

职务犯罪主要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中依照法律、法规或者组织章程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或者滥用职权，或者不正确履行职权所实施的违背职责要求的依照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其本质特征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如何预防职务犯罪，是目前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如何利用犯罪成本分析预防职务犯罪也是近年来受到关注的一个问题。文章试图通过分析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的审结情况，对职务犯罪的犯罪成本进行分析，从而探讨其对预防职务犯罪的意义。     

犯罪成本在诈骗罪数额认定中的刑法评价

本文案例启示：犯罪成本是指为实施犯罪行为而消耗的物质、金钱、时间、精神乃至生命的总和。对于带有“诈骗成本”的诈骗行为,即行为人利用较小价值物品骗取较大甚至巨大价值财物的,在认定诈骗罪数额时所扣减的成本不应是全部犯罪成本,而仅扣减直接成本即可。在实际运用中,应从刑事政策、法益侵害性、被害人效用等方面,以原则性和个案性的双维角度进行判断。     

犯罪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犯罪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就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最大化假定、理性人、成本、收益、偏好、外部性"等经济学的概念、判断和方法对犯罪这种"外部不经济"现象的产生原因、发生过程、社会危害等进行分析,进而寻求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犯罪控制策略的理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学和法学的角度去研究犯罪问题,犯罪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虽然还没有形成完善有效的体系,但无疑为犯罪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从犯罪经济学角度解析我国贪贿等腐败犯罪问题

当前，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在我国人们关注的已成为不正之风的焦点。如何有效地治理此类犯罪，是全国上下极为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对贪贿等腐败问题进行经济学的考察和分析，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因此应从经济学成本与效益的角度对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在犯罪经济学的视野中提出犯罪对策。     

金融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

本文将金融风险和被害人因素结合起来，借鉴被害人理论，社会学的风险社会理论，经济学的金融风险理论，结合收集到的关于金融犯罪被害的实事材料，通过分析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犯罪被害的三种模式对导致金融犯罪被害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探讨金融犯罪被害风险问题。具体分析金融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的关系，金融风险是在何种机制下转化成金融犯罪被害事实，这个转化过程是怎样发展演化的，找出由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犯罪被害的关键。在特定被害情境下，金融风险通过风险载体与加害人发生联系，并被加害人加以利用，进而使金融风险发展成金融犯罪的被害要因，由潜在的被害可能性向现实的被害结果转化。探索隐含于金融活动中的各种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之间的关系，为正确认识金融风险，化解金融风险，也可为防范金融犯罪被害提供决策依据和指导建议。因此，探索金融领域的风险与金融犯罪被害之间的作用机制，消除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进而减少金融犯罪被害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论“破窗理论”及其在环境犯罪防控中的应用--以“两高”公布的13起环境犯罪典型案例为样本

破窗理论（亦称“破窗效应”）是从“环境→心理→行为”路径分析犯罪现象的发生机理，主张以“场域控制”为基本手段来防控犯罪的理论学说。从“两高”公布的13起环境犯罪典型案例的规范样本来看，“破窗效应”在环境监管中广泛存在，环境犯罪多源于环境监管失职渎职场域下“破窗”式的多米诺效应。“破窗效应”透过对潜在犯罪者的直觉思维、行为惯性以及风险认知发生作用，进而激发乃至强化其犯罪动机。故此，政府可通过“场域控制”来干预潜在犯罪者实施环境犯罪的动机与行为：一是引入“情境预防”策略来以提升环境犯罪的难度、风险和成本；二是构建“零容忍”治污与第三方治污相呼应的多元化“补窗”模式，藉此实现对环境犯罪的有效防控。     

消除儿童乞讨需针对性综合治理——基于比较法的经验

导致儿童从事乞讨的原因是复杂的。因此，在选择解决儿童乞讨问题的对策之前，应先探究迫使儿童走向街头的具体原因。如果政府想更有效地解决乞讨问题，就必须关注和区分乞讨者的年龄结构。有效的乞讨规制政策（法律）必须对成年和未成年乞讨者加以必要的区分。如果拐卖儿童犯罪的确是导致我国儿童乞讨现象的主因之一的话，那么政府就必须动员足够的执法力量“斩草除根”。同时，应当善于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使全社会共同关心、共同解决儿童乞讨问题。在通过“打拐”切断儿童乞丐的滋生土壤之后，政府应当专注于规劝仍然在街头从事乞讨的未成年人，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儿童福利应当成为政府政策侧重点所在。     

诈骗罪犯罪成本扣减之实证辨析

正诈骗罪中,嫌疑人支付给被害人的财物,在认定诈骗金额时是否应扣减,这直接影响诈骗罪的成立与否,也关系到被害人被骗财物的退赔或追缴额,是一个具有很强实践意义的问题。本文拟对诈骗罪中犯罪成本与诈骗金额的关系做一探讨,明确犯罪成本的扣减问题。一、犯罪成本的含义关于犯罪成本,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广义说认     

因犯罪风险而停止犯罪的犯罪中止之认定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因犯罪风险而停止犯罪,是指行为人在犯罪的进行过程中并没有遇到现实的犯罪阻碍,但是如果不放弃犯罪或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就有可能在未来承受相应的不利后果,行为人基于对这种不利后果的考虑而停止犯罪的，例如，行为人甲闯入乙的家中，欲对乙实施奸淫行为，甲在制服乙的反抗后，正要实施奸淫行为时，     

人际关系视角中的腐败犯罪窝案现象分析

从人际关系角度解释当前腐败犯罪窝案现象意义重大。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之形成有其自身的规律,这就使得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具有一定的本土化特征,这些特征在当前的政治生活中依然发生着作用,已经成为引发腐败犯罪窝案的重要社会因素。官场内生腐败论和腐败铁三角论是学界关于腐败犯罪窝案生成机制的解释理论。从人际关系角度分析腐败犯罪窝案现象,可以发现其有两方面特点:一是权力监督难以发挥作用;二是犯罪暗数高。相应地,应该采取两方面措施预防腐败犯罪窝案的发生:一是借助网络平台、鼓励民众反腐;二是增加刑罚的严厉性、提高腐败犯罪成本。     

涉财产犯罪成本的相对法益评价

被告人为实施犯罪而投入的财产性犯罪成本,通常被认为不属于法益损失,故不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法益的主客观属性决定了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存在互相补充和修正的可能,被害人法益受损不应片面关注被告人危害行为的数额,也应兼顾被害人的转化收益并从损害结果中扣除,从而使犯罪成本的间接扣除具备了正当性逻辑.法益衡平须具备位阶要件、意图要件和效用要件.在一定条件下应赋予被害人法益选择权,使法益衡平具备了认定犯罪事实和恢复受损利益的双重功能;在恢复性司法品格下探索法益衡平的适用路径及其与刑事和解的程序衔接.     

“政府犯罪”对“国家犯罪”的替代性研究——国际刑法框架内基于理论和实例的结论

在国际法层面,政府行为通常归于国家行为,所以政府犯罪被视为国家犯罪.然而国家犯罪较普通国际犯罪有更严格的判断标准,只有基于政府行为或在政府渎职的情势下才能实现；反之政府犯罪可能因政府行为违反法律,严重伤害本国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超越国家犯罪,独立存在；所以“政府犯罪”包含“国家犯罪”.理论论证和实例研究证明:在现有的国际刑事责任体系中,“政府犯罪”概念有可能在法理和实践层面替代“国家犯罪”概念.     

“三思”吸毒行为犯罪化

毒品是诱发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打击毒品犯罪是我国一贯政策。但是应该看到,吸毒行为和其他毒品犯罪的区别,吸毒行为本身而言是对吸食者的伤害,国家应该运用强制戒毒、或者通过其他强制措施让吸食者能重新回归社会。     

无被害人犯罪视角下的聚众淫乱罪立法思考

本文从刑事政策的无被害人犯罪非犯罪的视角分析了聚众淫乱罪与自由主义、道德自律、刑法的歉抑性和法益保护等原则的冲突,根据有无犯罪被害人,提出了公然聚众淫乱罪和私然聚众淫乱罪差别入罪,并借鉴同类别的性犯罪的立法价值和技术,重新对淫乱行为进行了法律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