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法论的角度谈“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国内外学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知,是随着研究理念的不断创新和各种史料的不断涌现而逐步深入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西方学者借鉴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将文化大革命研究的重点从精英政治转向群众运动。由于这种研究受主观预设、抽样方法和样本容量等因素的限制,他们提出的社会冲突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偏误。本文基于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证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当地群众运动的起源、群众派性认同的形成以及群众派性斗争持续存在的动力等问题,对社会冲突理论的一些结论提出批评和质疑,并试图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作出新的整体性反思。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陈再道

对于陈再道将军而言,"文化大革命"不啻于一场梦魇."文化大革命"初期,在1967年盛夏的武汉"七二○事件"中,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被诬蔑为"策划‘七二○事件’的罪魁祸首",受到了不白之冤和非人待遇,直到1972年恢复工作为止.     

“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干校

对“五七”干校，年龄稍大一点的人都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结束的呢？     

要跳出“文化大革命”来研究“文化大革命”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从历史的“长时段”研究“文化大革命”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上海日报》率先“小报化”改革

英文《上海日报》日前宣布，从10月8日起，报纸由对开改为四开，周一至周六每日出版40到48版。     

“文革”期间因何“秘密重建”天安门

1969年12月15日至1970年4月7日,天安门“秘密重建”工程历时112天。其中,搭建巨大“天棚”耗时8天,天安门全部拆除用了7天。     

“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斗、批、改”思想述略

从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时期。“斗、批、改”由“文革”前几年的政治理念或局部、分散的政治实践发展为全局性、多层次、宽领域的政治运动,不仅占据着宣传话语的主流地位．且呈现诸多历史元素胶结交织的杂乱气象,故亦称全面“斗、批、改”。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像章

在中国历史上，制作发行毛泽东像章曾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时间跨度也很漫长。“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铸造毛泽东像章的鼎盛时期，所造数量约占到总量的90％。     

“文革”时期妇联组织危机与成因初探

"文化大革命"时期,妇联经历了从冲击到重建的组织演变,其发展演化依赖于中央高层在是否废除妇联上的态度变化。妇联的组织危机在范围和程度上空前绝后,但危机并不根源于历史上的评估妇女解放阶段上的分歧,而在于"文革"改造国家机器的企图,由此反映出工、青、妇的组织属性与群众利益表达之间的矛盾,而这才是传统群团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危机所在。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蕴含于他们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体系之中。他们在多重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并在唯物史观的框架里考察文化现象,阐明了文化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以及文化所具有的现实性、开放性和跨越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现实的个人”。这一思想既是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继承和综合,又是现实经验的全面深刻的概括和提升。它不仅对“物质”、“实践”等基本范畴在自己哲学体系中的地位给予重新定位并做出更合理的解释,而且把它们同“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有机地融为一体,确立了社会历史演化过程中真正存在的“实体”——现实个人;揭示了自有人类以来客观物质世界的真实内容——处于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之中的个人,不断进行着实践活动这一生生不已、运动发展的过程。立足于这个基本点,现代人的创造性特征获得了更有价值的理解。     

1966年：“文革”头一年“斗批改”思想的历史演变

1966年是"斗批改"思想演变历史进程中的第一个独立阶段。这一年中,"斗批改"思想经历了一个酝酿、提出并定型的过程。"斗批改"是一个无所不包但又缺乏实质性内容因而显得空泛的概念集群,深深地打上了"文革"所有的意识形态烙印。"斗批改"思想反映了毛泽东对"文革"宏观而整体的运行规划和制度变革设计。     

"文化大革命"时期民众主流意识探析

"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主流意识在其切身利益的要求和规定下,经过两个大的阶段,发生了两次大变化.即前期,由"文革"初对运动的消极观望,转变为积极主动地投入;后期,又由对运动的紧跟、热衷,转变为厌恶、抵制.民众主流意识的形成与转变,决定了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的态度、作用和地位,也决定了这场运动的历史进程.研究"文革"时期民众主流意识及其形成和演化的原因、特点和规律,有利于深入认识"文革"的历史.同时,也会从中得到多方面的启示.     

“传统”与“革命”之间：中共的初期乡村政权建设

在中央对苏维埃政权的构图中,小地主和富农都被摒除在领导机关之外,且小地主还被列入应受打击的对象。而实际情况是:那些由小地主和富农所充任的乡村领袖不仅在革命运动中得以幸免,并通过各种方式在新政权中继续发挥作用,割据区域是一种传统与革命两种权力运作方式共存的局面。纵然中共一直在努力地试图加以改变,但要斩除盘根错节的原有乡村社会关系,塑造一种单纯的以革命信仰为中心的社会网络,不能一蹴而就。不能回避的是,正是那些原有的乡村领袖或以革命者的身份或以某种妥协的方式在乡村中继续发挥着影响,而原有的习俗与惯例也在革命中没有发生令农民难以忍受的改变,中共的新生政权才得以生存而至巩固。一心要改变这种状况的中共,是在两难的情况下应承着这种局面。     

经济转轨与"颜色革命"

部分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成因比较复杂:从政治方面分析,既有国际背景,又有独联体国家内部政治集团权力角逐的因素;从经济方面分析,是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斗争;从社会方面分析,促使广大群众参与“颜色革命”是十多年来经济转轨中出现的严重经济社会问题所致。反对派以揭露政府腐败为旗号,动员起数以万计的群众,通过“街头政治”夺取了政权。“颜色革命”的结果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并没有改变经济转轨的方向,也不可能真正解决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     

中国先进文化命题的形成阶段与基本特征——读《江泽民文选》有关学习体会

在对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时代要求准确把握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的科学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和完善经历了三个阶段。先进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文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是人的全面发展。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继承与发展

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也是几千年来维系中国社会和文化绵延发展至今的内在动力。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自身情况,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民本思想、重德精神、忧患意识、刚健自强和反省内求等精华部分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并纳入自己的价值观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二次革命论”与“两步走”辨析

"二次革命论"和"两步走"是内容相近,又完全不同的两种革命战略.只有弄清楚了"二次革命论"和"两步走"的内涵,弄清楚各自的理论渊源,才能正确判断党史上的理论是非,准确理解新民主主义理论,也才能说清楚新民主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