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我·自我·超我——《琵琶记》中蔡伯喈人物性格探析

《琵琶记》中的蔡伯喈是一个软弱、忧郁、犹豫以及所谓"人格分裂"的人物形象,造成该形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其人格结构中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互相撞击的结果。     

抗审行为的人格属性之管见

讯问实践表明犯罪嫌疑人的人格特征对抗审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从人的个体人格形成的基本特征来看,心理学家们认为,个体人格的形成主要是遗传与环境因素的影响,人格是一个整体,它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的部分,从出生之日起便存在,构成本我的成分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也是生之本能,它是促动个体求生活动的内在力量。     

论弗洛伊德人格理论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批判

专家学者们对弗洛伊德及其人格理论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了,但是其人格理论的伦理学意义却鲜有人提及。其实,弗洛伊德相当重视道德问题,他引领人们注意到人格结构中本我的欲望与冲动的巨大作用,认识到人的各种利益与需要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从而为建构合适的道德规范系统,养成理想人格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论行政道德原则

行政道德原则在行政道德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行政道德之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集中反映其社会本质、阶级属性和职业特征。我国行政道德概括为一句话,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我军、我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步步胜利的基本“法宝”。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和实施,亦把它作为国家行政人员、党政干部必须遵循的行政道德原则,并在《公务员暂行条例》中予以确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曾出现了     

论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本是以商业习惯形式存在的市场经济中商人之间进行交易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如今，已成为合同法的基本准则，并被誉为“帝王条款”。①其地位之显赫可见一斑。一、合同诚实信用原则的历史发展（一）合同诚实信用原则源于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合同自由原则是指当事...     

浅论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在我国刑法典中确立的意义

浅论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在我国刑法典中确立的意义许海波新刑法第３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标志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典中的正式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一项刑法...     

刑法的道德使命

法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永远充满诱惑力的课题。任何想在更深、更高层次研究法律并探究其最终基础的人,都不能不涉足道德领域。而在法律体系中,刑法也许是与道德联系最紧密的部门之一。它对所有犯罪行为的禁止与制裁都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归结为对特定道德目标的追求。比如,刑法中最邪恶的犯罪谋杀,恐怕是最大的不道德。处罚一些所     

谈我国量刑原则的缺失及其影响

本文主要是对我国的量刑原则是否科学、合理作一理论上的探讨。文章在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刑法所确立的量刑原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论证了科学的量刑原则应该是保障性与保护性、公正性与功利性的结合 ,即量刑原则一方面要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另一方面要反映刑罚个别化的内容。据此 ,文章对我国刑法所确立的量刑原则予以了分析 ,认为我国的量刑原则偏重于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依据 ,而忽视了刑法个别化的内容 ,其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此当务之急应该是寻找适当的方式将刑法个别化的内容在量刑原则中予以确立。     

从《七克》看庞迪我的自我修养观

《七克》是1600年来华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的中文名著,其内容充分体现耶稣会所制定的"对异教徒进行道德战"的东方传教政策精神.庞迪我通过自我修养道德问题的论述,实施其既迎合儒学的特点,又达到"道德战"需要的传教步骤。     

刑法追诉时效的溯及力原则适用问题分析——以追诉时效延长制度为视角

1997年刑法颁布后,刑法追诉时效延长制度做了重大修改,按照刑法＂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新的制度不应具有溯及力。但从刑法第12条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程序问题所遵循的溯及力原则、＂有利于被告原则＂的正确理解等角度,对发生在1997年刑法颁布前的犯罪行为如果在1997年刑法生效后仍然处于追诉期,则一律采用1997年刑法相关规定处理刑法追诉问题。     

莫让“羔羊”迷途——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

道德教育 所谓道德,是指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和法制,是制约人们行为和调整人们关系的两大社会规范.法制对人们的约束,具有强制性和外在性,是一种"他律";道德对人们的约束,具有自觉性和内在性,是一种"自律".从很大程度上说,自律胜于他律,因为对于无羞耻之心且有犯罪行为的人来说,处罚只能暂时制止他的犯罪行为,不可能使他彻底抛弃恶习,从内心上改恶从善.故古语有云:有耻方能有格,有耻方能有所不为.可见,道德对于预防人们违法犯罪,具有重要作用.     

应用发展观点看于双戈的犯罪动机

刑法学上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对于一个犯罪行为,只能认定一个罪名.如果一个犯罪行为其作案手段又构成了其他罪名,只能以触犯一个罪定性.这一学说长期以来为刑法学者所公认,教科书中也是这样写的.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如果允许对一个犯罪行为定以数罪并予以数罪并罚,那么将有可能出现对侵犯同样客体的犯罪者,由于犯罪时所     

司法的道德性与法律方法

在一些具有道德意味的案件中，法官是否具备明确的道德意识，并正确地回应社会公众的道德需求，已成为判断裁判社会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法官应当掌握一定的裁判技巧，遵循一定的司法方法论原则，以缓和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内在张力。从法律方法论的角度，司法道德性可以在四个视域内加以分析：以规则适用实现法律规则中的道德要求；以原则裁判宣谕法律的道德内涵；以客观和平衡的司法方法遵循社会主流道德观念；以确认和规制良心司法体现法官道德准则。     

从中西立法看道德的法律化

道德的法律化是中西立法实践中常见的现象 ,其实质是把一些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 ,把道德原则转化成法律原则。但在把道德法律化的实践中 ,那些被法律化的道德必须是能够为社会的主流所接受和践行的道德 ,应注意避免把过高的道德义务转化成法律义务。     

跨法犯刑法适用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为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处于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之中,新旧法条的变化和某些犯罪过程的交织,是跨法犯产生的基本成因。由罪刑法定原则所主导的刑法溯及力原则与刑法对某些具体犯罪形态的处理规定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必须通过理论探索和诠释来解决刑事立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文的撰写旨在于推进刑事立法的周全和完善,主要从一犯罪行为、数犯罪行为以及共同犯罪行为跨新旧刑法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入手进行探索和研究。     

浅析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项基本道德准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法律规则,同时也是我们贯彻党中央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一种具有道德内涵的法律规范。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这就以法律的明文规定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法中的地位。     

论犯罪行为与控制者的关系

<正> 一、犯罪行为与社会影响体制有这样一种观点,不赞成把犯罪行为规定为社会行为。因为社会行为达一词同时也可以表示一致性行为。就象社会化或反社会行为这样的词所表示的那样,社会行为达一词只适用于按照某种组织起来的文化价值。各人本着互相支持自我和利益的一致关系的行为。破坏以上情况的行为不叫社会行为。犯罪行为在此意义上是反社会行为。是一种否定社会行为的行为。     

法治价值论

法治这个概念所蕴含的理念应该是具有一般性的,即排除人治的专断、维护个人自由权利、政府依法行事而且其本身受到法律规范以及守法作为一种道德承担。由此,法治的实体价值就是由法治所决定的法律在目的和后果上应遵循的社会原则,包括正义原则、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法治的形式价值则是指向法律本身,是从法律的内部规定的具体原则和标准,包括法律至上原则、法律的普遍性原则、法律的可操作性原则、法律的程序正义原则等。法治的两种价值在取向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两者不能相互取代,不能只从一个方面去把握法治的内涵,但是两者在法治这个统一体中又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法治应是实体与形式的统一,是人类法律、社会实践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道德态势与社会控制模式需求定律——我国接受西方法治思想与模式原因的新解读

道德的“自我”单位变量与法律控制的需要量是成反比的,即道德的“自我”单位越小,法律控制的需要量就越大。人性中固有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需要更多的法律控制。某一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影响该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大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德治控制模式;西方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法治控制模式。中国传统社会所选择的德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反,并高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德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差;西方社会所选择的法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一致,并等于或低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法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体系中的道德走势发生反向渐变,因而社会从对德治模式的选择逐渐转向对法治模式的追求。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双重可罚性引渡原则研究

双重可罚性原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腐败犯罪引渡的首要原则。双重可罚性原则与引渡的其它原则,如双重犯罪原则、相同原则以及相互主义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为了促进对腐败犯罪行为的国际引渡与合作,《公约》还规定了双重可罚性原则的例外。我国现行《引渡法》确立的是双重犯罪原则,因此有必要修订为双重可罚性原则,并在腐败等犯罪行为上突破双重可罚性原则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