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公共场合说脏话罚款

在公共场所讲脏话往往容易激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此，澳大利亚政府开始通过罚款对民众的不文明行为加以约束。     

“立法处罚不文明”符合法治精神

近日,深圳市人大召开《深圳经济特区市民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立法论证会,组织市民代表、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对该条例的草案论证稿进行讨论。这部有可能成为全国首部市民行为规范法规的条例.明确授权城管可以对十项不文明行为给予处罚。(8月15目《中国青年报》)中华民族曾以"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而引以为豪.但如今诸多有悖伦理、有违道德的不文明行为.却让国民情以何堪。在深圳市就"何种不文明行为应进行处罚"的第一轮民     

不要小看一口痰

美国新泽西州拉里坦市颁布了一项法令:说一句粗话,罚500美金,并蹲3个月大牢。此法一出,再加上执法公正严明,粗话在这个城市很快就销声匿迹。这个城市的法和文明让我想到了很多,生出了不少感慨。在笔者骑车上班的路上,摆小摊、卖小吃     

反腐败的中国社会语境探析——以我国市民社会阶层分化为视角

我国市民社会阶层分化表现出阶层差距过大加剧社会断裂、阶层结构闭塞导致 社会流动不畅、权力配置失当加深阶层矛盾等现状。由此,埋藏着腐败的社会结构诱因。具 体来说,阶层差距过大造成某些公职人员的财富观异化、社会流动滞涩造成既得利益群体腐 化堕落、权力配置失衡及不当运用促发腐败行为。而市民社会也蕴藏着反腐败的阶层动力, 因为腐败行为与市民社会自由平等的价值基础相抵触、腐败行为与市民社会的存在基础—— 商品经济相抵触、腐败行为与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发展进程相抵触。     

深圳将文明入法是一种必要的尝试

近日,深圳市人大召开《深圳经济特区市民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立法论证会,组织市民代表、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对该条例的草案论证稿进行讨论。这部有可能成为全国首部市民行为规范法规的条例拟对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按传统的看法,市民行为文明与否属于道德范畴,与法律法规似乎不搭界。正所谓: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因此人们对行为文明,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不遵守者,只是在道义上受到谴责,不必为此付出代价,因而,一些不文明行为经常无所顾忌。事实上,道德与法律可以相互转化,道德要求可以上升为法律的强制,法律的强制则让道德要求固化为自觉的遵守。国内的不文明者,一旦出境、出国,就文明了,因为那些地方,不文明行为将受到重罚。因而,规范市民文明行为,既需要道德教化和社会舆论,也需要考虑法律手段,深圳将文明入法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尤其是在国内,深圳首次将不文明行为予以细化和系统化,涵盖市容和环境     

论市民--兼论公民

本文力图研究市民与公民的区别,以此确定我国民法典的人性标准.为此研究了罗马法中的、封建时代的和民族国家时代的市民的行为方式,得出的结论是,在罗马法时代,市民与公民并无明确的区分,法律对主体提出了较高的人性标准;在封建时代,尽管产生了市民的术语,但它所蕴含的行为方式也难以与公民相区分;到了民族国家时代,经过理论家的加工,市民才成为自利的行为方式的代名词.作者认为,在民法典中,不宜采用统一的人性标准,在起社会组织功能的人法中,可采用公民的人性标准;在起稀缺资源分配法功能的物法中,则可采取市民的人性标准.     

谁更重要?——政治参与行为和主观绩效对政治信任影响的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方式被形容为绩效合法性。已有的研究显示中国的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中,市民基于政府管治绩效评价所形成的主观绩效是相对而言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但另一方政治参与行为也证实和政治信任相关,而且近年发生的一系列基于环境邻避问题引起的事件显示市民开始主动地通过不同的参与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些诉求和政府经济绩效的取向存在明显的对立。因此对于习惯以绩效合法性为管治基础的政府而言,维持和提高市民的主观绩效是否仍然是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有效方式?上述两者哪个对政治信任又更有影响?论文运用亚洲民主调查(2008)对这些进行了分析。主要发现是市民对国家经济现状、政治制度的运作效率和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主观满意度是三个对政治信任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三者的影响力超过所有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这些发现显示政府目前以发展经济为主,兼顾社会福利并不断提高民生问题解决能力来获取政治信任的管治方式,至少现阶段来说仍然是理性和有效的。     

呼唤“公益诉讼”

据报道,杭州市一市民近日状告该市规划局违反规定在西湖风景规范区内批准建立非旅游设施,被法院以原告不具备起诉资格为由予以驳回。法院认为,该市民不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依照法律规定不得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说,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有侵犯了当事人的私益,当事人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涉嫌侵犯公益,公民则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救助。为维护社会公益,有人想利用法律武器,向政府管理部门讨说法,寻求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应该说,这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可喜现象,至少是一种有益尝试或探索。老百姓在关注自身利益的…     

法治现代化和市民社会的促成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严重隔离与分化,成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严重障碍。我们把现代法治理解为国家权力的理性外化,主张以国家为主导,将法治作为一种政府主导的理性构建行为,一种国家促成的法治状态。     

中国民法典随想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息息相关;民法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市场交易的秩序、效率与安全都离不开民法。马克思说过:"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民法对于市民社会之意义,犹如宪法对于整个国家之意义。宪法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民法乃市民行为之总规范。一部好的宪法,可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一部好的民法,可以维系市民社会的良好秩序。民为邦本,法乃公器。在民法典的制定问题上,专     

从工具主义到保护权利的立法观

北京晨报报道,今年北京市行政机关要树立"法是以公民和市场主体的‘权利'为核心,而不是以行政机关的‘权力'为核心"的观念.凡是行政机关需要禁止的行为,必须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否则行政机关不能追究市民的行为.据此,3月12日,北京市召开的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作出规定:"企业或者公民的行为,凡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不受行政机关追究".因此,北京夫妻要是窝在家中看"黄碟",将不受追究.因为法律没有明文禁止这一行为.     

私法视野中西部开发之路径新论

国外“西部开发”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国家借助私权制度，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市民社会及市民自身的智慧和创造力。联系市民社会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国西部开发要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必须型塑中国及其西部地区的市民社会，必须完善中国的私权制度，以充分激励、发挥市民社会及市民在西部开发申的智慧和创造力。     

论法治的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是法治的社会基础。自治是市民社会的内在要求,法治需以社会自治为基础。市民社会蕴含的公民意识是法治精神的基础。只有大力推进市民社会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法治。     

市民社会驱动：中国法治发展模式的选择

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我们必须以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作为法治的前提,以市民社会的建构驱动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运用法律维护市民社会的自律、自治与独立,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根据、范围、界限和程序,将实现市民社会的自治作为中国法治发展的目标取向。     

老子不再“闹心”了

人的表达方式多样化，发火据说也是表达的一种。大约是受此类本能的影响，诗人率先学会用咆哮语言来写诗。咆哮体诗歌的争论还没结束，媒体已经创造出咆哮体新闻标题，用粗话来表达愤怒了。     

小偷咬人一口多坐5年牢 作案性质从盗窃变成抢运

小偷左某被追赶的市民拉住后，狠狠地咬了对方的手，这导致他的行为从行窃变成抢劫，因此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社会公众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立法意见的研究——以北京市为案例

本文以对北京居民的问卷调查资料为依据,分析北京公众对城市流浪乞讨行为的认知、态度、行动反应及其对救助管理的立法意见。研究发现,在当地公众的经验世界中,不同类型流浪乞讨行为存在的范围不同,大多数人认为流浪乞讨行为具有多方面的消极影响;政府应该进行管制,主张分类处理不同性质的流浪乞讨者并采取个别化的措施。在管制职业乞讨行为上,大多数人主张政府号召市民慎重施舍,立法规定流浪乞讨者家庭和当地政府的责任。同时,大多数人对设立禁讨区和在特定时期采取强制救助措施表示赞同。     

还市民一个“健身园”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休闲娱乐为更多人所喜爱．固镇县体育场便是广大市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但由于长期疏于管理和缺乏投入．以致于场内烧烤小摊油烟弥漫、私营设施噪音扰民、健身场地车辆乱停乱放、健身器材严重匮乏。广大市民怨声载道．纷纷要求有关部门取缔体育场内经营行为。     

经济法的利益观

受到以主客观分离与对立为出发点的二元思维模式的影响 ,在社会结构方面形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立的二元理论 ,在法学领域中也形成了以规制政治国家权力为主的公法部门和以调整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的私法部门的二元划分。随着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截然分开的理论受到挑战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日渐融合 ,经济法的出现是这种趋势在法律上的体现之一。经济法作为贯穿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领域的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 ,其利益观体现出一定的综合性 ,融合了运行于市民社会中的私法与运行于政治国家中的公法的双重特征。经济法虽然以社会利益作为其首要的保护目标 ,但其对社会利益保护的实质是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之间协调的结果。     

中国市民社会私法的地位与作用——兼论其他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法治,即以市民活动为中心,而非以国家或官僚活动为中心的社会和法治,这是由实行市场经济、民主与法治决定的。私法是市民社会的基础,民法总则是核心。发挥法官在个案中解释法律的作用及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改为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是私法及其他法律实施的重要保证,是市民活动牵动法的创造并决定国家政治的最有效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