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情理——探析中国法治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在法律运行中情理式的行为模式与法律经常发生冲突,这是中国从传统人治走向法治所面临的困境。在法律推理中,情理可以弥补现代法律的价值亏空。法律与情理是建立与完善法治社会必须的价值规范。本文从不同视角,对情理与法理的冲突以及解决方式做初步探析。     

法律与情理:法治进程的情法矛盾与伦理选择

权大于法的腐败行为,归根结底源自于情大于法的伦理信念。"情法矛盾"构成了中国法治进程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矛盾。作为改革目标的专职主义法治理念,要求的是"法大于情",必须以法律取代情理作为权力行使的最高准则,才能确保权力行使的法律垄断。但是,取缔了情理的外在约束,反而可能释放出更为专制的暴力和更为顽固的腐败。由于法律与情理的矛盾冲突始终没能得到大多数改革者和学术界的认真对待,我们越来越看不懂中国人自己一直坚守的那些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关于中国法治的研究和改革,应当"认真对待情理"。     

我国涉外协议离婚法律适用规则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于2011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第26条规定:"协议离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同国籍的,适用办理离婚手续机构所在地法律。"这     

论法条竞合的类型及其法律适用

刑法中的法条竞合包括横向的法条竞合与纵向的法条竞合。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只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重法优于轻法等两种,不存在基本法优于补充法、整体法优于部分法等原则,这两种适用原则本质上属于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承认纵向的法条竞合有助于构建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理论基础,有助于解决教唆犯未遂的处罚问题。刑事立法应当遵行罪刑相适应原则,注意法定刑的配置,司法解释应当注意某些犯罪中数额问题的协调。     

法律原则、修辞论证与情理——对清代司法判决中“情理”的一种解释

通过考察清代不同程序上的司法判决可见,情理作为清代司法裁判的法源与律例等共同作用于判决论证,但非同一类型的法源。相比于律例在条文结构上的明确具体与形式上的权威性,因而以构成要件在案件里得到实现为其适用方式,情理则同样具有权威形式但内容上更为原则化,并且情理适用于案件是通过对律例适用的妥当性从而也包含无妥当规范时创造规范的必要性进行衡量与论辩来实现,即情理是使律例适用于案件以达致审判妥当的基础性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情理是清代的法律原则。比之于律例适用的逻辑论证,情理参与的论证属于强化、补充逻辑论证的修辞论证。     

"疑罪"应当"从无"吗?——法治与情理视角下对疑罪从无原则的重新审视

有"确信"方可定罪,"疑罪"则应从无,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实践中,无确信而定罪或明或暗存在,导致疑罪从无原则出现了异化.这种异化的重要原因是情理与法治的冲突,解决的路径在于法治对情理的要求适度让步,对传统的疑罪从无理念进行松动,降低确信成立的条件.     

法律适用规则探析——从律师诉公安机关户籍迁移案谈起

在程海律师诉公安机关户籍迁移纠纷中即涉及到法律适用的问题，该问题涉及到下位法在执行上位法时所添加的条件的合法性判断规则，以及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判断规则。依据这些规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安机关现行户籍立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务例》之规定，但是该《条例》与现行宪法不相符，该问题的解决涉及到宪法的修改。无论是法院还是公安部对此都无能为力，也不应该做出违反宪法规定的判决或者改革。     

被盗文物跨国流转所有权争议法律适用规则探讨——兼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7条

文物由于具有稀缺性被视为保值增值的上佳投资品,因而其跨国流转日益频繁,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盗掘或盗窃后进八国际市场交易。不法分子利用各国所有权取得的种种歧异的规定,将非法获取文物的所有权“漂白”后转手给善意购买人,而最后的纠纷往往在原始所有人与善意购买人间发生。在相关国际公约在解决此类纠纷存在不足的情况下,应从国际私法法律适用的角度探讨解决上述问题的现实可行的方法,即：扬弃“物之所在地法”既有原则,引入文物最初来源地法,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一套更具灵活性和综合性考量的法律适用方法。     

法条竞合犯的类型及其法律适用

法条竞合是一种条文形态,而法条竞合犯是在法条竞合的基础上形成的特殊犯罪形态。法条竞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法条竞合犯则必须依附于法条竞合而存在。法条竞合犯的类型与法条竞合的种类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对于独立竞合犯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对于交互竞合犯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对于基于交叉关系的偏一竞合犯适用全部法优于部分法原则。对于基于补充关系的偏一竞合犯适用基本法优于补充法原则。     

论案外因素之于古代法官的比附援引实践——以<刑案汇览三编>为中心

中国古代法官在比附援引实践中,过多地受到案件事实之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非根据法律的形式思维来判断事理是否相类。本文指出传统法官在比附援引中将案外因素作为价值判断的关键因素使得中国古代的比附制度给人一种罪行擅断的印象。     

法律执行之思:情理与法理的协调与冲突——源于电影《真水无香》的思考

电影《真水无香》无疑为我们上演了一场情理与法理交汇的取舍之争。正所谓法不容情,我们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强调法不容情是必须而且必要的。毕竟法治建设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以法律为信仰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只有全社会普遍坚信法不容情才能为法治建设打下良好的法治社会基础。只有在完善的法律面前强调法不容情才是最好的法治社会之路。在这样的法律制度的指引下的法治建设,才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重的良好社会现状。只有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协调一致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和谐,亦即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条竞合的适用问题探析——以一起运输假冒伪劣烟草制品案为研究样本

法条竞合与想像竞合是司法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对二者认识不清极有可能会影响到案件的定罪量刑。本文对法条竞合与想像竞合究其本质,分析其特点,找出区分二者的关键所在。在讨论法条竞合适用问题时,必须要以禁止双重评价原则以及充分全面评价为理论基础,在其适用上确立特别法优于普通法、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     

论中国古代法律生活中的“情理场”——从《名公书判清明集》出发

本文从分析《名公书判清明集》 (简称《清明集》)中的几个典型书判出发 ,论述了《清明集》中体现出来的情理观念 ,总结出一幅宋代民事司法秩序的图景 :那是一个情理的空间 ,一个介乎于圣贤操守和腐败司法之间的解决纠纷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 ,人人 (以法官为主体 ,也包括当事人 )依照情理的原则行事 ,维持了宋代稳定的社会秩序。接着结合中国古代司法中体现的核心特点 ,探讨了情理发生发展的原因 ,并归纳提炼出一个“情理场”的概念。最后 ,对“情理场”的三大定律进行阐析。笔者认为基于社会根源和人性根源的“情理场”是宋代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司法的总体精神和深层法文化特质 ,从“同情地理解”之角度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     

两大门户网站之争背后的法律和情理

年前,新浪网突然向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状告搜狐网剽窃其短信和新闻,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热闹归热闹,这当中的法律与情理如何呢?笔者有几点拙见供大家参考.     

法律适用与宪法司法化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山东省高院提起的一桩“因冒名顶替上大学”引发的诉讼进行司法解释，公布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责任的批复》。《批复》指示有关法院在审理这一类案件时可以直接运用宪法的相关规定。此《批复》在我国司法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宪法条款首次成为法院裁判具体案件的法律依据，迈出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步。     

明清诉讼中的情理调处与利益平衡

情理调处是明清诉讼中的常见现象,情理的多样性和调处的灵活性相结合,难免引发司法随意化的揣测。但是,对情理调处的个案研究表明,调处中的情理实质上是利益处断的表面话语,虽然调处的具体结果可能无章可循,但调处的基本原则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即保持诉讼各方利益的大致平衡。     

不当得利的法律适用规则

由于世界各国关于不当得利的法律制度不尽相同,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不当得利的法律冲突问题日益突出。为保证支配不当得利之债的准据法与当事人的意愿相一致或有最密切的联系,并最大限度地减小因识别或定性不同而带来的难题,不当得利准据法应依序设计为:不当得利起因于合同时,适用该合同的准据法;起因于其他法律关系时,适用调整该法律关系的法律;起因于不动产交易时,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在其他情况下产生,则其准据法为利益发生地所在国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