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及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行为在犯罪构成要件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具体表现为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合同的双方或一方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等 ;而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无论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还是所侵犯的客体及其权利属性都有不同。     

诉讼欺诈行为性质之辨析及其刑法规制

诉讼欺诈是指行为人伪造民事证据,编造虚假的民事法律关系,提起民事诉讼,妨碍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的行为。学界对其行为性质的界定不尽一致。其中多数学者认为应当将其认定为诈骗罪,但将三角诈骗罪进行具体形式的区分之后,诉讼欺诈行为同三角诈骗之间只是一种交叉的关系,并不能为诈骗罪所完全包容。诉讼欺诈行为本身严重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独立定罪归人妨害司法罪一节中。法定刑的配置应当与妨害司法罪的整体相协调,行为人通过诉讼欺诈的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数额较大时,则根据想像竞合犯的处罚原则,从一重罪处罚。     

试论单位贷款诈骗行为的处理

对单位贷款诈骗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追究单位贷款诈骗行为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贷款诈骗罪的刑事责任符合其犯罪构成。     

欺诈型赌博问题研究

赌博犯罪经常伴随着欺骗行为,对于这类行为究竟以赌博罪还是以诈骗罪论处,存在不同的观点,实践中的“同案异判”也较为明显.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认定此类行为以赌博罪论处,主要是考虑到特定的社会背景,但这种做法已经违反了罪刑法定.欺诈型赌博案件中,只要行为人的欺骗行为达到了足以使被害人自愿交付财产的程度,应该以诈骗罪论处.当然,欺骗行为仅仅是诱骗他人参赌,被害人财物的损失仍然取决于输赢具有偶然性的赌博行为的,则仍然成立赌博罪.     

从刑法视角论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

诉讼欺诈是指行为人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在民事诉讼中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欺骗法院,使法院做出错误判决从而实现其非法目的的行为。诉讼欺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将其规定为犯罪行为。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分歧较大。     

《民法典》背景下担保借款双重诈骗案件之认定

担保借款双重诈骗案件中后骗行为是否以诈骗犯罪论处在实践中和理论界均存在严重分歧。对其定性的关键在于担保权是否有效,进而影响财产损失的认定。有罪说忽视了担保权在财产损失认定中的价值,由此得出的定罪结论不妥。无罪说的优势在于有担保则无损失的认定思路,但是主张担保权一律有效从而没有财产损失,也并非没有疑问。担保权是否有效要结合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来判断,《民法典》的颁布也为担保权的效力判断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此类案件中三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在构造上并不完全相同,基本可以划分为直线形构造和三角形构造两种。直线形构造案件中,出借人能够善意取得担保权的,行为人的借款行为不成立诈骗犯罪;三角形构造案件适用第三人欺诈理论,出借人当然取得担保权,行为人的借款行为不成立诈骗犯罪。     

刑事法视野中的诉讼欺诈行为研究

诉讼欺诈以伪造证据、提起虚假民事或行政诉讼为手段,严重破坏审判秩序、侵害被害人利益,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已超出民事和行政手段可以调整的范畴。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分歧很大。事实上,诉讼欺诈与诈骗罪存在巨大差异,并且,它并不是敲诈勒索罪的特殊形式,而且将其纳入妨害作证罪也是不合理的。因此,当今刑法无现成的罪名与之相匹配。因此,我国刑法应增设诉讼欺诈罪,合理配置其法定刑。     

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刑事法定化考量

诉讼欺诈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且在现实生活中有愈演愈烈之势,仅靠民事制裁力量显然已不足以抑制其发生。因而应当将其作犯罪化处理,在刑法分则中单独设立罪名,配置法定刑,以有效遏制其蔓延之势。至于对法院因诉讼欺诈行为作出错误判决而对诉讼相对人造成损害的,应视具体情况确定是否进行国家赔偿。     

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分析——以诈骗罪的构成为视角

目前,刑法学界对诉讼欺诈是否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证,存在很多争议,如有的学者主张“诈骗罪说”,而有的学者主张“诈骗罪否定说”.那么,究竟哪种观点更为合理,更有益于司法实务的审判以及刑事理论体系的构建呢？可以说这需要对诈骗罪的客体要件、客观方面要件以及主体要件进行考量,以期对该问题有所研究和对争议有所回应.     

试论合同欺诈行为法律界定的完善

我国合同法对合同欺诈行为进行了弱化规制。在考察不同国家对于合同欺诈行为法律规制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合同欺诈行为法律界定的建议。     

对合同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查证

公安机关在查处合同诈骗犯罪案件时,最为关键的问题莫过于应通过何种侦查途径、采取哪些侦查取证措施来查明犯罪嫌疑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对此,侦查人员应当全方位调查案件相关事实,综合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同时应当建立逆向侦查取证思维模式,缜密调查,扎实取证。     

涉假型信用卡诈骗罪研究

变造信用卡的行为要么不定罪,要么按“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定罪,而不能一概将变造行为全归于伪造行为;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主体不仅限于持卡人;盗划信用卡、使用非法复制的他人信用卡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探讨

我国1997年刑法增设了合同诈骗罪,其目的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司法实践中遏制这类犯罪的需要,是加强对合同诈骗的打击力度的需要。文章从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法条竞合关系的适用等方面进行探讨,认为打击合同诈骗罪应从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构成要件上加以限定,从立法上加以完善。     

涉房诈骗犯罪初探

随着房产交易市场的发展,各种涉房诈骗犯罪日趋增多。涉房诈骗犯罪属合同诈骗罪,认定此类犯罪要把其与诈骗罪严格区分开来。预防和治理涉房诈骗犯罪应加强法制宣传,规范中介机构的行为,整治制假行为,才能从源头上遏制此类犯罪的发生。     

手机短信诈骗犯罪的预防与控制——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思考

犯罪是一种复杂、流变的社会现象。随着社会新兴领域研究的不断拓展,科学技术的大踏步前进,犯罪中的高科技、高技能含量正日益扩大,手机短信诈骗便是在时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诈骗犯罪形式。只有认真研究其特点及发展规律,才能因案施策,迅速侦破此类犯罪案件,并以此把握犯罪发展的轨迹,做好防控和打击工作。     

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分

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通过对行为人侵犯的权利和违反的义务,对合同标的履行态度,签订和履行合同时的资格以及行为人主观目的的比较来界定行为的属性。     

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指被犯罪行为人利用,以骗取他人财物,而且扰乱市场秩序的合同。它是刑法意义上的合同,是以财产为内容的、体现了合同当事人之间财产关系的财产合同。合同诈骗罪合同的外延包括大部分存在于市场活动中的民事合同、劳动合同,口头形式等非书面形式合同也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行政合同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     

论票据诈骗罪的认定及其防范

票据诈骗罪当前的发案率高,造成的损失大,对我国的金融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带来严重不良影响。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所发生的案例和对票据诈骗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论述,期望对票据诈骗罪的认定和防范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