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问题的调研和思考——以抚顺市为例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在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     

青少年犯罪与社会化矫正--以社区矫正对象Y某为典型个案

通过对调查对象Y某的深度访谈,笔者发现社会转型期青少年犯罪的多层原因,包括对象自身、家庭的、学校的、社会的以及大众传媒等,共同激发青少年违法犯罪。     

以家庭为对象的社会保障服务机制探析

从目前社会保障服务机制的运作模式来看,服务对象以个人为主体,忽略了我国传统历史文明传承而来的家庭社会保障功能和责任,在社会保障服务需求不断加大的压力下,保障资源捉襟见肘,服务效率偏于薄弱,难以令公众满意。探索和建立以家庭为对象的社会保障服务机制,通过对家庭的保障和支持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对于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模式探讨——以志愿者队伍结构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对未成年人犯罪从"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出发,社区矫正相对于监禁矫正而言,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体现了法治社会的宽容。     

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再认识

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联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矛盾,是确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和一般思维路径。文章认为"人们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是个体思想品德的社会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个体化过程。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必须以某种规律为研究对象。第三,"思想品德"这一表述,连通人们的思想层面和行为层面,更加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地震灾后农村社区重建的新视角

资产为本的灾后社区发展模式强调以社区资产或社区优势/能力为介入重点,用一个“资产镜片”或“能力镜片”去了解社区.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强调从“社区资产”出发,以内在取向动员社区居民的参与,重视社区关系的建立.根据“人在环境”和“当时当地”的本土特性,结合本人已有的相关实务经验及反思,探讨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在灾后农村社区重建中的应用架构,以期促进此模式在本土场景中的发展.     

垃圾分类创新模式探析——以上海市程家桥三社区为例

上海市长宁区程家桥上航新村、警备区第二干休所、程桥二村三个社区垃圾分类的创新模式可归类为机制引领型治理模式、军民融合多元共治型治理模式、楼骨干代表的议事会引领治理模式。通过对这些社区垃圾分类的现状分析,可以了解社区各主体在垃圾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制约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的瓶颈因素,探索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的有效路径,推动垃圾分类制度取得新突破。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探析--以南京市鼓楼社区建设为分析对象

城市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城市社区在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城市社区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文章分析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现状 ,归纳总结了南京市鼓楼区推进社区建设的特点和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并对社区建设的运行机制以及模式进行了探讨     

试论诉讼证明对象的重新界定——以事实信息理论为视角

关于诉讼活动中的证明对象,我国传统理论一直将其界定为案件事实。但这种解读却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人们对它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混乱,使得证明对象的具体指向无法明确。而以事实信息理论为视角进行研究,将证明对象界定为待证事实,可明确描述诉讼证明活动的具体过程为"证据→事实信息→证据事实→待证事实→案件事实"。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对策研究——以哈尔滨市为例

随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建设的有效载体,也是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和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途径。本文以哈尔滨市为例,分析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必要性,对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进行总结,从而归纳出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对策。     

社区组织结构优化：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应然选择--以杭州“上城模式”为例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的有效对接、互动互补、多元协商的复合社会治理结构,为此需要理顺社区组织间关系,实现组织结构—功能的内在整合与机制优化。杭州市上城区通过搭建“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架构,尝试推动社区复合型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城市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围绕顶层设计科学化、社会组织“紧密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社会管理智能化、运行机制长效化等几个方面来推进。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初探——以职务犯罪案件查办为切入点

社区矫正是一种开放式的刑事执行方式,这对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但司法实践中对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意识不强、职权有限、手段单薄、效果不佳。而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恰恰是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着力点和最有效的手段,实现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与检察监督的有机统一,有利于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增强社区矫正的效果,推动检察监督深入开展。     

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探索——以深圳构建新型社区为例

自20世纪80年代社区概念引入我国以来,各级政府和全社会越来越重视社区建设。深圳作为我国经济特区和特大型移民城市,其社区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社区管理和社区自治等诸多问题颇具艰巨性和典型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深圳大胆创新社区治理思路,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探索出一条有深圳特色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候选人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直选探析——以W市J社区为个案

以社会资本的"个体社会资源理论"为工具,以W市J社区直接选举为分析个案,详实描述了社区直选中候选人对不同组织与个人采取的差异性动员行为,指出导致候选人差异性动员行为的根源在于社区社会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提出候选人行为转向的路径在于改善社区社会资源分布结构.     

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的制度保障——以个人信用制度研究为视角

诚信作为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深深地根植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存在于社会的每个行业、每个单位及社会成员的一切社会交往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中。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诚信出现了去"本体论"、"公共性"、"制度性"的新特征,社会转型期及相关制度规范的不完善为社会诚信对制度的保障提出了需求,作为制度保障的个人信用制度是最基础的保障,然而也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通过加强个人信用立法,健全个人信用法律体系;构建严格的失信惩罚机制,提高个人守信意识;完善配套的制度建设,构建新时期的个人信用制度体系来完善个人信用制度,对于新时期社会诚信环境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瞄偏”与“纠偏”:社会救助对象的确定——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例

目前,我国在社会救助对象的确定中存在“应保未保”、“保不应保”、“应退未退”等瞄偏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申请者存在“福利欺诈”与“弃真错误”,社会救助服务人员兼有审查不力与“取伪错误”,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缺乏可操作性的核对方法.“纠偏”的有效举措包括提升社会救助服务人员的审查业务水平、建立规范有效的家庭经济状况核查机制、明确违规获取或给予救助资格行为的法律责任等.     

以“国家与社会合作”模式加强和促进上海社区学校的发展

要继续加强和促进社区学校的发展，我们面临重要的模式选择：选择政府全面统一管理的模式，还是选择社会力量自主管理的模式，还是选择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模式？选择何种模式来继续加强和促进社区学校建设，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以“政府与社会结合”模式作为继续加强和促进上海社区学校发展基本模式的可能性。     

黑龙江省社区矫正工作调研报告——以牡丹江市、大庆市为例

社区矫正是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的刑罚执行制度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省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历经不断的探索与实践,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运行规则,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本调研以牡丹江市、大庆市为对象,介绍了两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情况及成功经验,分析了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和困难,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以期为完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体育产业化模式初探——以河源为例

体育产业化一直是热门话题,众多体育研究人员在此领域均有涉猎,要加快河源体育产业发展,提高河源体育产业化程度,必须改变人们观念和制订适合河源体育产业化的体制,更重要的是要培养特色产品,扶持俱乐部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