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地位和作用

新《刑事诉讼法》有关律师辩护制度的重大修订,直接提升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与作用,拓宽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范围,为律师执业提供了法律保障与救济途径,使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更为便捷。律师辩护权保障水平的提升实质上加深了辩护权与控诉权之间的对抗性,从而有利于刑事诉讼在平等对抗中实现人权保障与惩治犯罪的目标价值。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处于特殊的诉讼地位 ,主要拥有知情权 ,辩护权 ,沉默权 ,不负举证责任 ,人身权 ,申请调查取证或证据保全权 ,申请补充侦查、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等特定权利。了解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有利于侦查员依法办案 ,提高办案质量。     

论律师在侦查中的诉讼身份

新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侯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依此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介入诉讼，这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刑事司法制度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刑事诉讼法第96条只规定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诉讼权利和职责。而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由此导致理论界对此的争论。学者们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在本文中对此作了初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新刑诉法实施后律师参与侦查阶段诉讼的问题研究

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一年多来,在侦查阶段律师参与诉讼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将这些实践中的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阐述后,强调侦查机关应当认识到,无论从诉讼原理还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在侦查阶段进一步增强辩方力量是大势所趋。侦查人员应当从推动我国法治进步的高度,自觉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同时,律师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律师在侦查阶段执业纪律的约束,要求律师必须遵守职业伦理的规范,树立律师良好的形象,降低执业风险。为达到上述目的,需要完善、细化具体的规则。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诉讼权利的保障

侦查机关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犯罪嫌疑人进行的。所以,刑诉法对犯罪嫌疑人赋予了一系列诉讼权利。这些权利按其性质和作用不同,可分为防御性权利、救济性权利和推定性权利三种。文章提出,要求侦查人员更新观念,牢固树立犯罪嫌疑人不是“罪犯” 的观点,切实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研究

由于侦查阶段的特殊性和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重要性,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从发展历程上看,律师由审判阶段进入侦查阶段是各法治国家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趋势;从比较法上考察,两大法系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律师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从刑事诉讼构造的视角着眼,借鉴两大法系国家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谈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问题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辩护制度,仅仅在侦查阶段允许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限的法律帮助是无法很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根本的做法应当是,取消"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与"辩护律师"在称谓上的不同,而统称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即赋予律师以辩护权以及在侦查阶段即赋予犯罪嫌疑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以弥补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之立法不足,这对于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文章分析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并对强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诉讼权利保障的有关措施进行了探讨。     

侦查阶段律师会见通信权修改之述评

侦查阶段律师的会见权是对辩护权的重要保障,但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为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会见设置了诸多门槛,使得这种会见根本无法得到实现。2012年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着力解决了会见难的问题,对辩护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会见提供了极大便利,并且对于公安司法机关侵犯这种会见权的行为,提出了明确的救济途径。     

侦查阶段律师提前介入的相关问题

<正>《律师法》颁布实施已4年有余,《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曾经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问题,这些问题在2013年1月1日即将实行的新的《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完全解决。关于侦查阶段律师介入的问题,《律师法》和新《刑事诉讼法》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新《刑事诉讼法》将     

检察机关控诉权的保障与限制

检察机关控诉权中的保证被告人到庭受审权受到来自法院和公安机关的干扰,必须调整立法予以保障。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案件中的赃款、赃物处理程序存在明显的欠缺,导致公诉机关行使部分审判性权力,应通过修改与补充相关规定加以限制。     

论刑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上诉权

当前的刑诉法典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不享有上诉权,其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只能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围绕着是否应赋予被害人以上诉权,目前理论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肯定说（赞成说）和否定说（反对说）。基于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目的,比较这两种观点及主要理由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赋予被害人有限的上诉权。     

谈监所侦控权

警方在监所里面安装监控设备是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应该于法有据。在押犯的通信、会见等人权是一种受到限制的权利,不能与普通公民权的自由度相提并论。个案中对蒋律师宣判无罪,并不等于该律师行为正确,更不等于警方没有侦控的权力。警方的权力、当事人和律师的权利,都应该在法律范围内受到规范制约。     

论公诉环节法律监督权的强化与完善

公诉权、法律监督权作为我国检察制度的两项基本职能,是历史形成的,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为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在公诉环节强化完善法律监督权,通过诉讼监督的手段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是检察改革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在要求。     

课堂师生话语权的实然与应然

课堂师生话语权的实然表现在教师独享课堂话语权、学生的＂伪话语权＂、教师分配学生的话语权这几个方面。探析课堂师生话语权实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教师权威的泛化、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评价机制的单一。实际上,任何过分强调教师话语霸权或学生话语缺失的理论都是过于片面的,师生话语权是可以通过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实现共享的,这才是课堂师生话语权的应然。     

轻伤害案件公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研究

轻伤害案件在公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存在诸多问题。故此,应协调各项制度措施,规范轻伤害案件公诉阶段刑事和解程序：建立程序引导监督机制,实现轻伤害案件和解前置;探索调解方式的现代转型,保障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追诉时效延长制度实务探究

我国追诉时效延长的法律条文内容存在争议,应当正确理解立案侦查或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含义。要真正实现追诉时效制度的价值,从长远看应当建立时效中止制度,从近处讲为了解决实务困境可以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追诉时效延长制度的内涵。     

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研究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旨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以应对案件持续增长、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加剧的压力。但在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的运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必须通过完善简易程序制度设计加以解决。     

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问题探讨

加强对刑事被害人诉权的保障,不仅应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而且还应赋予其不服一审裁判的上诉权。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符合刑事诉讼发展趋势,能够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能够制约审判权的滥用。被害人的上诉,既不会带来诉讼结构的改变,也不会影响二审程序中控诉任务的完成。为防止被害人滥用上诉权,可以在程序上对被害人的上诉权进行一定的限制。     

物权变动中的权利救济

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权变动中常常出现出卖人交付动产标的物而买受人未为对待给付;不动产交付前所有权未移转时,"一物数卖"等问题,这些现象易生交易不公和交易风险,有害于出卖人或者买受人的权利保护.本文提出运用所有权保留、特别动产优先权和预告登记制度加以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