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沫沙铁窗《嘲吴》《悼吴》

廖沫沙铁窗《嘲吴》《悼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北京市委领导邓拓、吴晗、廖沫沙以所谓“三家村”写杂文隐射罪名，首当其冲，惨遭迫害。１９６７年的一天，吴晗、廖沫沙同被揪到一个矿区批斗。会前，两人被关在一起。廖见...     

回忆吴晗同志二三事

我是1944年至1945年在昆明西南联大认识吴晗同志的。当时．吴晗负责民盟联系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的工作．我是民青成员．在地下党领导下负责青年学生的医药救济工作．我们之间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我真正参加民盟工作．在他直接领导下．是从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事情。     

认真清除“文革”的遗毒影响

在整党当中,要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突破口,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目前正在整党的单位,应当认真去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有助于全面完成整党的四项任务,有助于为实现四化而更好地发挥党的作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仅仅解决一些认识问题(比如:“文化大革命”能不能一分为二,“文革”中的两派是否有正确错误之分,否定“文革”会不会否定群众,等等)是不够的,还必须清除“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     

邓小平饱含深情写“晗亭”

吴晗是我国著名的明史专家,北京市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文化大革命”前,在工作之余,他常和邓小平一起打桥牌,彼此熟悉,友谊深厚。邓小平不称他的名字而叫他教授。1965年,当吴晗听到有人正准备批判他写的《海瑞罢官》时,思想压力很大。彭真向邓小平     

刘冰上书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缘起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5年年末,突如其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对自这年2月开始的“全面整顿”的否定,使当时的政治局势转入严峻,结果造成了“文革”后期又一场全国性的劫难。拉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序幕的是刘冰等人两次上书毛泽东,揭发“文革”中祸乱清华大学的迟群、谢静宜的丑行,及其随后发生的对上书人的批判……     

廖沫沙 赣 轶 (?)

“文化大革命”中轰动一时的“三家村”事件,早已有了定论.“三家村”的三位主人——邓拓、吴晗、廖沫沙,业已成为世人称颂的人杰好汉.邓拓、吴晗含冤去世。廖沫沙则“大难不死”,现正在北京安度晚年。其所以不死。正如他自己所说:幸好下放到江西分宜,放到工人农民之中。是江西的人民保护了我。是的,江西分宜这个小县的人民。以其淳朴的赤诚,曾给廖老以安慰和支持。同时,也是廖老,给江西分宜人民带来了革命作家的气质、风韵和影响。寓赣三年,廖老与江西分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75年春,在江西省分宜县北部一所偏     

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

“文化大革命”骇人听闻,不堪回首。然而,“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林彪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也指出:“这个运动(指“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古为今用”的荒唐一幕——“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客观上已经破产的情况下,再度强制推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一场政治运动。运动的直接目标,是对1972年以来周恩来纠‘左’工作的否定。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继续从整体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力图把运动发展成为反对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军一大批领导干部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使全国再     

"三家村":十年动乱第一案

“三家村”一名，源于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在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开辟的《三家村札记》专栏。《三家村札记》专栏由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个轮流撰稿，署名吴（吴晗）南（邓拓）星（廖沫沙）。这个专栏自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开办到１９６４年７月迫于形势而结束。其间，以歌颂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为主，也有些是对当时社会上的不良现象的揭露，对错误思想的批评。在写作特点上，《三家村札记》较多地采取了以古鉴今、深入浅出的方式，体现出杂文特有的辛辣风格，如吴晗的《赵拓…     

江青在"中央文革"(上)

"点火"有"功",被确定为"中央文革"副组长 出于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毛泽东在1965年即下决心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但毛泽东一直苦于找不到突破口.正当此时,摸到了毛泽东心思的江青开始大显身手了.她先是到上海伙同张春桥、姚文元,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接着,又向"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发表一些杂文、评论时所共同使用的笔名)开刀,向北京市委发起了政治中击.     

叶剑英“走后门”

在党的十大召开前，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其目的是针对当时社会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     

“文化大革命”对反官僚主义有积极作用吗?

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说法:“文化大革命”从整体上看虽然错了,但是在反对官僚主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有人甚至认为这种“反官僚主义的因素”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合理内核”,当前,不澄清这些错误认识,就会出现对“文化大革命”抽象否定、具体肯定的状况,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实践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既不是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也并没有对克服官僚主义起任何积极作用,反而使多种形式的官僚主义泛滥起来,给党和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不应该用"十年失误"来代替"十年浩劫"

在2002年9月出版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张荣生写的、题目很长的文章:《珍惜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历史——论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该杂志的编辑在此文的“摘要”中,把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史、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年浩劫’这一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不宜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谈的内容,不仅是一个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涉及政治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讨论清楚。     

季方在动乱岁月

1966年,作为民主党派领导人之一的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季方,也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一样,认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教育和挽救干部。著名史学家吴晗所写的《海瑞罢官》,可以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讨论,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在报刊上公开批     

实践"三个代表"争做时代先锋--四川省直机关开展"党员先锋工程"活动综述

为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员队伍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激励广大共产党员自觉实践“三个代表”,争做时代先锋,四川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开展了“党员先锋工程”活动。两年来的实践表明,“党员先锋工程”的有效实施,为深入     

父亲舒同与毛泽东(上)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了。我闻讯急忙骑上自行车赶往北京万寿路13号中组部招待所,看望临时住在那里等待中央给他平反的父亲舒同。“文化大革命”中,在陕西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父亲被打成了“叛徒”、“特务”,受到长达8年的残酷政治迫害。在狱中,父亲曾写下被后人称为“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檄文”的《致专案组的“新年贺辞”》,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     

艰难探索的一年——论邓小平1975年复出后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1975年邓小平一复出,就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工作。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形势十分混乱的情况下,要搞好这项工作是不容易的。“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邓小平搞整顿不能公开否定“文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搞好整顿就要讲求艺术。“文革”有多大的成就,邓小平当时一句也没有讲。他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李旭     

拨乱反正的最初尝试——“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纠“左”努力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大力推行极左路线,不仅思想、政治是非被严重颠倒,而且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正常秩序也都被严重搞乱。因此,“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①成了力图扭转“文化大革命”混乱局面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呼声。 但是,在毛泽东全局上仍坚持“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历史条件下,公开否定“文化大革     

"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先锋营——荣誉军旗“登陆先锋营”背后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荣誉战旗方阵中,“登陆先锋营”和“渡海先锋营”这两面荣誉军旗,是解放海南岛的英雄集体写照。2019年春节后,笔者踏上广东、广西、海南等地,进行了长达70天时间的寻找英雄之路。本文讲述的是“登陆先锋营”“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