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旅居中国东北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参加中共问题述略

20世纪30年代一批旅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组织,一批朝鲜革命者、抗日战士曾经在同一地区参加过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中朝抗日战士在长期坚苦卓绝的战斗中用鲜血凝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有关这段历史的事实,还很少予以全面的揭示和论述,致使这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主张,新民主主义理论逐步形成,推动中国走上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以现代化的视角审视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并且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和主张的透视,将对当今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提供有益的启示。     

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20世纪30年代,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经济危机促使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的根本出路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中国知识界就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先决条件,中国现代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的资金来源,现代化的实现步骤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把对中国根本出路问题的探讨从文化领域推进到经济领域,实际上提出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问题。     

集聚在中共的旗帜下——20世纪30年代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党组织问题述评

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在东满、南满和北满的农村大批吸收原朝共党员以及进步朝鲜族农民入党,建立起较广泛的农村基层组织,从此迅速推动了东北农民运动的开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农村反日游击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这在东北党史和革命史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件.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解决失业问题透视

20世纪30年代,中国到处弥漫着失业恐慌的阴霾.南京国民政府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采取中西杂糅的方式治理失业,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成效,反映了国家对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体认程度.由于失业对策自身存在局限性和局势的日益恶化,政府无法获得根治失业的两个支撑点即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最终失业问题变成了历史遗留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胡乔木中共历史研究述评

<正>自胡乔木1992年去世至今,对他的研究渐渐多了起来,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相关胡乔木中共历史研究的论文200余篇,专著十几部。本文试图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述评。     

20世纪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热”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进一步传播,而且深入渗透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其中尤以唯物辩证法的风行一时为最.究其缘由,这首先是理论自身整体性和逻辑发展的要求,其次是出于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具体说来,当时的"唯物辩证法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唯物辩证法的经典原著被大量翻译出版,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从前;第二,有关唯物辩证法介绍与研究的著作和教科书也被大批翻译出版;第三,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介绍唯物辩证法的论著也日益增多,其中李达、艾思奇等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和中国化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和推进

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被进步知识分子消化吸收后,在20世纪30年代更广泛地传播开来。学术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范围,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广泛领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目的任务、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自觉而深入的探索,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必须采用生动浅显的语言、民族的表现形式、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还在于他们能自觉地在党的领导下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进行正确把握和引导,以保证其健康、深入发展。     

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略论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东北朝鲜族聚居区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马克思主义在东北朝鲜族聚居区传播的特点是：传播主体为朝鲜共产主义者，传播主要对象为朝鲜族青年学生，传播途径与内容广泛。马克思主义在东北朝鲜族聚居区广泛传播的根本原因是：朝鲜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东北封建地主阶级之问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东北朝鲜族聚居区的传播的启示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性；坚持方法与方式相结合，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     

关怀民族命运：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进步电影运动的时代使命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内忧外患日益加剧的严峻形势。1927年，国民党悍然发动四·一二政变，中止国共合作，残酷迫害、杀戮共产党员，在全国实行内战、独裁的极端恐怖统治。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东北三省沦陷；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中国政局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日益艰难，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核心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被大大激扬起来。     

20世纪90年代上海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回顾

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探索，上海国有企业通过“放权让利”，在产、供、销、人、财、物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企业活力有所增强。但是，由于这一阶段国企改革局限于经营权，没有资产处置权，留利、承包不规范，因此激励有限。传统国有企业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总体上局限于计划经济下一般生产流通服务职能，全面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困难重重。因此，要使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必须实行企业制度的创新。     

一场“说了许多空话”的论战——记中共与意共20世纪60年代的一场论战

1921年1月21日，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同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两党一成立，就都加入了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彼此成为兄弟党。在中共领导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意共都给予了有力的精神和舆论支持；对于意共的斗争史，中共也给予了肯定和尊重。但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意两党关系一度中断……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哲学家队伍的形成及其贡献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了一支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作了全面的译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体系作了整体的构建,还掀起了一场哲学通俗化大众化运动,开展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战,从而为党的领导层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哲学基础。     

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女性

一位富裕家庭中的少女端坐盆景一旁留影。少女衣服系上乘质料。发稍齐平。坐姿端庄有礼，显示出良好的教育背景。     

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演变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主要针对中国周边国家及其他亚非拉国家,但很快就明确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进而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基础之上,使和平共处原则内涵日益丰富。但是,"一边倒"的冷战体制背景很快又促使了中共认识的改变。     

再论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一段曲折、不平凡的历程,农户家庭重新获得独立的土地经营权利是这一阶段改革的最大成果。改革以来的实践证明,家庭承包经营是最受生产者欢迎、最适合我国现有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土地经营方式,而且从世界农业发展史和农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农户家庭经营并不构成农业现代化的障碍。未来的政策取向,当是在坚持土地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在加速推进城市化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背景下,通过产业化和土地使用权流转实现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中共历史学理论的三个重要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党史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中共历史学理论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概括，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共历史学理论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科学、系统的体系，还需要从多角度、多方面来阐释和完善这一理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论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资本主义观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利用和限制”、“改造和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和“使资本主义绝种”等四个阶段。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失误,亦有国际因素的影响,还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与生产力落后这一基本国情相矛盾的思想根源。理清这些问题,会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传媒叙事的政治意识形态语态——20世纪90年代以前作为意识形态的传媒考察

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维度内,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传媒叙事进行历史透视,考察不同历史时期传蝶进行意识形态叙事的表达姿态.传媒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既参与了对抗外族入侵的文化讨伐,又参与了民智启蒙、政党政治的舆论发动和国家政治的话语建构,直至20世纪90年代,传媒叙事的历史语态才发生新变化,即传媒叙事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逐渐式微,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取代政治意识形态,并且日益成为当代传媒新的宏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