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对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诉求 ——从服务型政府建设到和谐社会构建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包含了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以及合作治理的要求。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期中,由于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原因,政府信任关系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然而,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行动,都对合作型信任关系提出了迫切要求。合作型信任关系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础,也是走向和谐社会可行路径。反过来,我们也看到,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也正在服务精神的张扬中而建构起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     

政党信任研究的缘起与内涵——兼论中国政党信任模式的转型

全球社会风险的加大和政治行为者的个体化是政党信任问题凸显的全球情境.中国在双重转型过程中加剧的社会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是政党信任问题凸显的中国情境.与干部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和全方位政党这三种政党模式相对应的政党信任类型分别是庇护型信任、动员型信任和契约型信任.当前中国政党信任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自政党信任模式的转型,即传统的动员型政党信任已经逐渐瓦解,而新型的契约型政党信任并未完全生成.     

理解政府信任

存在于公民中的社会资本力量,依赖于政府、公民或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积极合作的态度,是治理理论的合法性基础.作为政府信任的概念基石,信任不仅仅是一种人格特质、对未来行为的一种期望,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它更是一种道德价值判断.虽然政府信任与信任在基本特征方面具有一致性,但是,由"人际信任"到"政府信任"显然不仅仅是文字上的转换那么简单,如粟说信任(人际信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政府信任本质上则是一个"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关系范畴,体现的是一种信任区间的变化,它存在于"完全不信任-低信任-较低信任-信任-较高信任-高信任-完全信任"的区间变化中.     

重建公众与政府间的信任关系：西方的经验

当今时代，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在世界范围内都呈现出衰退趋势。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献显示公众对政府信任水平的下降是一个由绩效、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等诸多原因所导致的复杂现象。为消除政府的“公众信任赤字”，西方国家在重振公共机构活力的“政府再造运动”中通过建设掌舵型政府、合作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电子化政府以及廉洁型政府等举措以期能够重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和谐信任关系。     

和谐社会中的政府信任及其建构途径

政府信任是社会公众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行使行政权力从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一种心理.政府信任是公共行政体系的评价尺度,也是公民对政府的一种情感寄托,是对政府未来公共行政的期许.政府信任可以弱化行政权力的强制性色彩,降低政府与社会及公民关系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行动体系的行为预期,有助于建构协同合作的治理结构.建构政府信任的结构性途径是努力形成服务的政府、负责任的政府、有效能的政府、法治的政府、开放的政府和参与的政府.     

论中国传统社会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存续几千年,它稳固的政治统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在学术研究中,人们往往更多地从其权力构成和支配方式上去理解它,也有一些学者从其宗法制的政治制度文化中谋求理解,但是,如果不触及这一社会中的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的话,就很难得到要领.中国传统社会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是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有机构成部分,它产生于小农经济的土壤中,包含在"家国一体"的礼俗文化里,是强权结构的黏合剂,赋予强权统洽"柔化"的面貌.     

社会资本与服务型政府构建的内在逻辑关系探析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与社会资本内涵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服务型政府构建需要公民普遍具有团结、互助、合作与信任的公共精神,具有高度的参与意识、公共精神以及由于这些精神和意识产生的独立和自愿性的民间组织,而这些正是而这些正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客和基本要素.可以说服务型政府所具备的民本性、法治性、合作性等与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都是由一定物质生产条件下所形成的人与人关系中衍生而出,都包涵公民社会的基本要义,所以说两者互相依赖,密不可分,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政府与公众的信任关系是现代政府的力量源泉

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的产生与维系需要具备三个要素条件:效能政府形象、积极兑现承诺、关注公众利益。信任关系的维系和重建对现代政府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是现代政府的力量源泉。政府在面临来自公众的信任危机时,应进行制度基础的重新选择,从而改善两者之间的信任关系。服务型政府的建立是改善信任关系的根本途径。     

我国政府信任问题研究

信任，是连接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政府信任反映的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即民众对政府行为的认同。目前，对政府信任度的下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政府信任已经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造成政府信任度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既有政府自身能力的不足，又有公众对政府过高的期望等等。正确认识政府信任问题并提升政府信任成为政府再造工程的一个重要议题。     

长三角经济圈地方利益冲突协调机制研究:基于政府间关系的分析

有效协调好地方利益冲突是区域经济圈健康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从政府间关系的角度出发的协调机制,有基于横向政府间关系基础上的行政契约型方案和基于纵向政府间关系基础上的行政约束型方案.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两种类型的协调机制其治理绩效并不理想,亟需发挥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来主导利益协调.     

村民的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来自贵州和江苏农村的调查

调查显示,村民对立法机关、想象政府、政府决策、高层政府官员的信任度较高,对实际政府和政府行为的信任度较低;村民对家人、邻居、朋友的特殊信任较高,但对大多数人和陌生人的普遍信任较低,呈现出典型的差序格局。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村民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增长有正向的促进。其中,村民对想象政府和实际政府的信任与社会信任呈正相关关系,但对检察院和法院等司法系统的信任却与社会信任呈负相关。而BinaryLogistic回归的结果则表明,少数民族村民的社会信任度远远高于汉族村民,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些结论为提升村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有效履行职能的前提、和谐人际关系形成的基础和良好社会秩序的保障,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要意义。当今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缺失的种种表现提出了对重建公众与政府信任关系的迫切要求。政府应当从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切实推行依法行政、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四个方面积极作为,加强与公众的合作、互动,建立公众与政府的合作型信任关系。     

放大与衰减:环境风险的路径丕变及其内在机理——以两类环境风险事件的比较为例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环境风险事件时有发生,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公众安全造成诸多负面影响。本文在"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的简化模型下,以两类典型环境风险事件为切入点,立足于此类事件的演化路径开展研究。在指出环境风险演变经历了生成与外化、放大与衰减、波及与消亡三个阶段后归纳出:社会、心理等人为因素引发的环境风险客观上呈现出一种风险放大的趋势;与之相反,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风险往往呈现出一种风险衰减的趋势。而系统参与和政府信任是促使环境风险演化呈现路径丕变的核心机制,两种机制弥合形成了"积极—信任"型、"偏离—信任"型、"积极—疏离"型、"缺位—疏离"型四种弥合机制,其中"积极—信任"型的弥合机制更有利于环境风险的衰减。     

政府信任关系:概念、现状与重构

政府信任关系作为公众对政府各构成要素、环节及结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的回应 ,既有行政文化的特征 ,又具有伦理关系的实质。我国政府信任关系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 ,需要自觉地通过政府信任关系的建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政府信任关系的建构需要基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需要关注行政人员的道德状况 ,需要努力追求普遍的人际信任。     

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公民社会

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普遍信任度缺失、弱关系网络资源严重不足、自组织不充足和不规范等特征。建构公民身份意识、培育社会信任、发展民间组织、促进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对提升社会资本的存量和质量,实现增量发展,促进由政治统治型向社会治理型的过渡,培育当代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数据呈现方式、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一项调查实验

近来,公共部门开放数据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发展任务,然而其是否真正促进了政民之间的互动还有待验证。为此,本文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探究政府呈现数据的不同方式(有可视化与无可视化、有社会比较与无社会比较)对公众参与、政府信任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分别采用可视化和社会比较方式展示数据可以促进公众参与政府活动,进而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但是加入社会比较数据不会调节可视化数据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因此,研究建议政府可以分别采用可视化或加入社会比较的方式公开数据,引起公众对政府数据的关注和兴趣,强化公众的参与和信任。总的来看,文章运用调查实验研究方法分析微观层面的政民互动,探究数据呈现方式、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之间的因果机制,不仅丰富了政民互动的微观研究,还拓展了调查实验在中国行为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应用。     

社会信任与腐败

对于社会信任和腐败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都假定社会信任程度越高,腐败程度就越低。但严格来说,相反的命题也是成立的,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等现象也体现出较高程度的信任,且这种信任程度越高,腐败现象越容易滋生。社会信任可分为一般信任(包括经济交易双方的相互信任,公民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人们对法律体制、国家机构的信任)和特殊信任(基于血缘、情感、关系网络的小团体内部的排外性信任),实际上,一个社会的一般信任程度越高,这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就越低;而在一个对制度和陌生人缺乏一般信任的社会中,程度越高的特殊信任将越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这给我们认识腐败、预防腐败和进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政府协调:“政治信任”的应然之举

“政治不信任”是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必须直面的问题,体现为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互不信任,带来了许多危机隐患.作为政治信任建设的主导者,政府在营建良性政治信任关系的过程中责无旁贷.政府应当通过调整发展思路,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步调,加强社会管理职能,完善自身管理等举措,从根本上尽到其在协调社会利益方面的职能,大力培育中产阶级,建立“政治信任”的正态分布,起到政治生活稳定器的作用.唯此,才能建立起政府与社会底层民众之间的良性互信.     

美国新公共服务理论之反思

本文主要阐述了以登哈特为主所提出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分析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主要观点、基本原则及其对我们的启示:诸如政府角色的转变由控制者转变为议程的安排者;由掌舵者转为服务者;政府官员由管理者转变为协调者、仲裁者与冲突的解决者;分析了公民责任与政府责任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在新公共服务理论中所倡导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协作与信任的关系等.指出以民为本、服务型政府等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于中国打造服务型政府的最好启示;公民参与有助于建立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     

论政治文明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建构

政治文明是政治发展的成果,其理念、制度和管理方式直接体现和促进着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政府信任来源于政治文明的成果,也是衡量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和谐的政府信任关系也为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注入了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