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质性政策工具到程序性政策工具：国家治理的工具选择

政策工具是政策科学分析的重要主题,对政策目标实现具有显著意义。新世纪以来,政策工具研究虽深入发展,但已有研究更倾向于分析直接影响政策结果的“实质性政策工具”,间接影响政策结果的“程序性政策工具”未得到充分关注。文章通过分析政策工具研究的当代演化及政策工具的分类创新,阐释并比较程序性政策工具与实质性政策工具的效用特点及差异,揭示程序性政策工具研究的源起与价值体现。探寻程序性政策工具理论视角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在政策议题建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契合,希冀丰富程序性政策工具研究的中国实践和中国方案,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策工具选择与应用的创新。     

论政策工具的公平属性

当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蕴涵了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倾向,这种倾向是公共政策公平属性的自然延伸。政策工具公平属性的内涵体现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和过程公平等四个方面,其中权利公平是基础和前提。从有利于社会公平的角度出发,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主要有规范性政策工具、程序性政策工具和技术性政策工具等三种模式,每种模式都不同程度地保障了政策工具公平属性的实现。     

论影响政策工具有效选择的因素

在政策过程中能否选择有效的政策工具是政策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影响政策工具有效选择的因素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政策工具选择的环境、以前选择的限制及意识形态因素等。对这些因素进行初步的理论探讨,为决策者选择恰当的工具,实现政策目标提供了依据。     

渐进主义视阈中政策工具的选择

渐进主义分析是政策过程中重要的方法,它是建立在对理性主义方法的批判与吸收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其强调政策过程的改进只是一种渐进的改进,而不是突变的发展。渐进主义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一种试探性的解决,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渐进主义作为分析政策过程的方法,对政策工具选择的问题同样适用,工具选择及应用也是渐进调试的过程。以渐进主义的视角看,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建立在政治博弈基础上的活动,而政策目标的动态性以及政策学习能力促成了政策工具选择的渐进主义路径。运用渐进主义视角的分析政策工具选择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政策工具的性质,提高政策工具选择的满意度以及有利于政策工具本身地位的提升。     

政策工具选择与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

公共管理社会化实质上是政策工具的重新选择,是以强制性程度较低和直接性程度较低的政策工具逐渐取代强制性程度较高和直接性程度较高的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选择,受到社会异质性、社会能力和政府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看,社会异质性显著增加,社会能力获得较大提升,政府能力相对下降,这为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开展创造了契机和可能性.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进一步推进需积极培育社会能力和提升政府能力,特别是实现政府能力的结构转型.     

政策工具选择与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

公共管理社会化实质上是政策工具的重新选择,是以强制性程度较低和直接性程度较低的政策工具逐渐取代强制性程度较高和直接性程度较高的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选择,受到社会异质性、社会能力和政府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看,社会异质性显著增加,社会能力获得较大提升,政府能力相对下降,这为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开展创造了契机和可能性。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进一步推进需积极培育社会能力和提升政府能力,特别是实现政府能力的结构转型。     

我国慈善捐赠政策的政策变迁与工具选择 ——基于中央层面的政策文本分析

慈善捐赠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是连接慈善目标与慈善结果的关键桥梁.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央层面的慈善捐赠政策文本进行筛选、编码与分析,结果显示:受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慈善捐赠政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上,慈善捐赠政策存在强制型工具偏多、混合型工具使用不均衡、自愿型工具短缺等特征;在慈善捐赠发展要素维度上,政策工具使用广泛,但不同领域、阶段应用程度不一.未来,政府应该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合理匹配政策工具,落实慈善捐赠管理,以完善慈善捐赠政策体系.     

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发展与选择策略

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环境治理已然是当今的全球性论题,如何通过生态环境治理有效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善治的标准.而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关系到生态环境治理的成败.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经历了命令-控制型工具、基于市场的激励性工具、自愿性环境协议工具及基于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工具的发展演变.这些工具各有利弊,适合于不同的生态环境管理情境.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应从选择单一的政策工具走向政策工具的组合、从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非均衡走向政治均衡、从政策工具的移植走向政策工具的创新.     

论公共行政的领域化发展

公共行政作为领域分化的产物,总是会遵循一般管理的基本理论,致力于组织的效率化追求,在科学化的道路上获得发展。同时,鉴于领域的独立化,它也会表现出不同于私人管理的特点,致力于公共性的追求。     

政策知识管理——一种新型政策工具研究

作为信息管理发展的高级阶段知识管理,在全球企业范围内的实践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政府管理在从传统的公共行政转向顾客取向的公共管理过程中,也可以借鉴信息领域的知识管理经验.将知识管理引入公共管理领域,特别是公共政策领域有着深远的学科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建模实现的政策知识管理系统由政策知识创新环境、政策知识仓库以及政策知识发现等三个环节构成.明确目标、建立机构、创建内网、改造环境、流程再造等构成了政策知识管理的必经途径.     

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工具研究

本研究运用自愿性、强制性和混合型政策工具三分的框架及其细分项目,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中央十六号文件为典型政策进行文本分析,并总结出若干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政府在今后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工具的运用提供若干建议。     

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工具研究

自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一直是科学和技术进步成果的重要载体,是创新的重要发源地。当前,随着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我国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和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完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体系将为我国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根据我国现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工具的分布和借鉴美德等制造业领先国家的经验做法,我国未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的制定应从加大以鼓励创新为导向的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推动力度、强化以完善机制为导向的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影响作用、增强以分担风险为导向的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动效应等方面予以完善,强调各类政策工具组合的整体协调性,加快构建完备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框架体系。     

社会资本与公共行政

公民意识深受该国政治背景（诸如历史经验、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制度等）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参与意愿。因此，在分析公民参与时，除了研究政治体系与政府能力外，尚须了解社会与文化因素，才能对公民参与以及政治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有较完整的解释。本文旨在探讨社会资本对于公民社会形成以及政策执行的影响，说明社会资本与公共行政的关系。     

论公共行政价值实现的动力

从总体上来说,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是以正方向矢量演进的,因为它受到来自于公共行政价值主体动力和客体动力的双重推动。人类社会的理性之光和理想之欲构成了公共行政价值实现的主体动力,其客体动力来自于外部的人为设定和内部的结构功能两个方面。     

论公共行政伦理视野中的效率观

在公共行政发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等价值取向从来都是交叉存在的,只是在一定阶段有所侧重。同时,效率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内容:在前公共行政时期,功利主义主张效率成为良好政府的伦理原则;在传统公共行政时期,机械效率观和效率至上观占据主导地位;在新公共行政时期,凸显公共性的社会性效率观大行其道。效率观的发展表现为对管理学效率研究模式的求异,既不断从功利主义和管理学效率研究中吸收营养,又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过去研究模式的依赖,力图体现出行政效率研究不断适应公共部门的特性和需求。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协商民主政策的量化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政策,构成了新时代我国协商民主政策的基本框架。但从协商民主政策的具体内容来看,政策的整体协调性、可操作性和法律法规保障还存在一定的局限。因此,基于政策工具的角度和统计检验的方法,选取近年来中央出台的四项协商民主政策为分析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构建协商民主政策的二维分析框架,对其文本内容进行模块划分、单元编码、归纳统计、量化分析和交叉检验,可得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协商民主政策中政策工具的使用存在明显分化,为完善协商民主政策体系,需加快协商民主相关法律的出台,强化协商民主自愿型政策工具,创新协商民主政策的实现渠道。     

工具——价值理性分野下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变迁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公共行政的两个基本属性,工具理性取向下的公共行政强调效率,价值理性取向下的公共行政注重公平。正是这两种属性的差异和矛盾,推动着公共行政学说的发展和变迁,并将公共行政学分为两大流派:工具理性取向下的公共行政学和价值理性取向下的公共行政学。事实上,公共行政体系应是两重属性的整合统一和完美结合,这也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必然趋势。     

论公共行政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

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的范围不断扩大,大量的个人信息为公共行政机关所收集、储存、处理和使用.然而,现代福利行政驱动下的政府权力的急剧扩张,使公权力对个人权利侵害的危害性远远超出私人领域.必须尽快确立包括目的约束原则、职权原则、公开原则以及比例原则等基本原则和具体程序性规定在内的法律规范,加强公共行政领域个人信息的保护,促进和谐社会、法治政府与高效政府建设.     

论公共行政学的范式转向

纵观一个多世纪的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由前期公共行政学走向后期公共行政学,再发展为近期公共行政学,即公共管理学。这既是公共行政学自身逻辑展开的结果,也是为了适应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职能改革要求而做出的一些积极回应和调整。虽然就范式来说,还没有实现根本转向,但公共管理学蕴含了公共行政学未来形态,即服务行政范式。只有服务行政范式占据了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主导地位,才标志公共行政学真正实现了范式转向。     

论公共行政的道德责任

公共行政的道德责任问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长期以来,人们仅仅看到了公共行政的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但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公共行政的道德职能问题,而是把道德的问题归结为社会成员个体的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中去.实际上,公共行政的道德责任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内容,而且是公共行政其他职能得以充分实现的前提.公共行政道德责任的基本内容是维护和提供交换正义,公共行政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将会促进公共行政全面的道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