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心理战的政治合法性意义

从政治合法性来看,现代心理战越来越重要.传统作战样式容易造成一荣俱荣的局面,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作战理念不断受到政治合法性的拷问;传统作战样式谋求最大限度地杀伤对方人员,在人道主义日益受到尊重的情况下,这种战争模式越来越受到政治合法性的质疑;传统作战样式谋求最大限度地破坏对方的战略设施,在战后重建任务越来越艰巨的情况下,现代心理战的政治合法性意义更加凸显.     

试论“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意义

政治合法性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体系基于内心自愿的认同、支持与服从。政治合法性对于政治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针对当前我国政权体系面临的合法性威胁所提出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战略对策。只要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体系真正实践和实现“三个代表”,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潜在政治合法性威胁将自然消解。     

试论邓小平政治合法性维护的实践及其启示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正确处理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遗产,开始重建法理权威,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维护了政治的合法性。新时期我们仍面临着合法性维护的问题,邓小平的实践为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维护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协商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合法性建构的政治逻辑

政绩合法性和民族主义合法性都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中,西方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竞争性选举,中国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协商。西方选举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分立、政府与精英对立之上,中国协商合法性立基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精英合作之上。西方选举合法性主要通过选举形成的社会力量制约国家力量,中国传统协商合法性主要通过"天命"制约皇权,要求皇权爱民护民。协商合法性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协商思维方式,即不重视程式性选举,而重视实质性的解民生之困。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协商合法性传统,又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批判了其中的"天命"观念,摆脱了传统协商的居高临下姿态,建构了以群众路线、三三制、协商民主和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协商合法性新形态,使协商成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合法性之源。     

现代心理战特点浅析

随着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发展,战争形态的变化,心理战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其地位作用、作战范围、方法手段以及组织实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更好地把握其规律,加强对未来战争的作战指导,必须深入研究现代心理战的基本特点。     

心理战与警察战术心理战刍议

文章在阐明心理战的含义与应用意义的基础上,对警察心理战的特点、分类,特别是警察战术心理战的类型、目的和作用作了全面的分析与说明。认为根据警察执法活动的不同状态,警察战术心理战分为执法战斗状态中的心理战与执法非战斗状态中的心理战两大类。它的目的性通常是以"夺气"和"夺心"两种预期结果状态表现出来的。其作用将分别从实施心理战的执法对象、执法主体和与执法活动相关联的当事人、知情人等三个方面阐明。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初探

任何政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都离不开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有效支持。政治合法性解决的是“社会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文革”结束后,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也摆在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前。邓小平从经济建设入手,通过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培育、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构建了改革开放时期共产党如何持久执政的理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总结这一思想理论,对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困境

20世纪中叶之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的日益膨胀,由此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这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合法性理论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为此,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问题。     

财政合法性:一个尝试性的政治分析概念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经济分析方法,结合政治合法性理论,在对财政现象进行学理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一个政治分析概念,即财政合法性;并根据财政合法性基础的差异,把财政区分为四种历史类型,即家计型财政、君主专制型财政、公共财政、集中型财政;最后指出财政合法性这一政治分析概念的价值所在。     

政治沟通:社会转型期政治合法性资源重构的重要视角

合法性是现代政治体系赖以存在并维持长久生命力的基石,政治沟通是当代政治体系合法性资源重构的一个重要视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沟通水平与过去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但还是存在不少问题。通过推进政治沟通的制度建设,拓宽沟通通道,畅通沟通信息,增加政治沟通的文化内涵,可完善当代中国的政治沟通。     

从地方立法听证看政治合法性的现代转型

一、我国地方立法听证基本状况听证制度最先是在司法领域中的听取当事人双方辩驳的程序,后来逐渐适用于行政领域和立法领域中,在我国听证最先也出现在行政处罚领域中,因此,学者对听证的研究大多从行政听证的方面对听证做了狭义的界定。立法与行政分属于政治国家的两个不同的领域,立法质量的优劣对行政有着重要的影响,正因此它的重要性,在近几年立法中出现了听证制度,而且这种现象呈现扩大的趋势。     

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合法性和合法性危机问题是当今国内外研究领域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困扰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由诸多的原因造成合法性危机。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也是适应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剧烈变化的结果。本文立足中国国情,力图分析合法性问题的机理,探索增加、重塑合法性的资源,促进各个领域的文明建设,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试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基础

一个政治系统要避免合法性危机,就必须构筑牢固的合法性基础。意识形态、结构和规则、治理绩效共同构成了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基础。它们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三者结合的程度越高,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合法性就越牢固。     

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在政治哲学史上,卢梭最早明确提出合法性概念,认为唯有"公意"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马克斯.韦伯把合法性基础分为对传统的遵从、对卡里斯马的信服和对理性的追随三种。帕森斯基于社会系统理论阐释合法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意义。伊斯顿认为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相互作用,共同奠定合法性基础,他区分了"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哈贝马斯强调建立在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力图实现经验与规范的辩证统一。合法性与有效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法性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它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面。     

试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展开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在众多的研究者当中,当属德国政治学家、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成果突出。哈贝马斯在他的《合法化危机》、《交往与社会进化》等著作中都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批判地剖析了危机产生的根源,提出了避免和解决危机的方法,形成了著名的合法性理论。这不仅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理论典范,而且是研究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支点。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哈贝马斯的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值得商榷。     

政治合法性视阈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意识形态认同是执政党获取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复杂化造成了对主导意识形态核心地位的冲击和统帅功能的消解,侵蚀了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基本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体现了执政党创新主导意识形态、推动意识形态现代性转型、构建合法性认同基础的基本诉求。     

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

在政治哲学史上,卢梭最早明确地提出合法性概念。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极富开创性,也颇具争议性。缔结并遵守社会契约是统治者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前提,平等是划分合法的政府与暴虐的政府的标准,政治合法性与共和制密不可分。自然状态预设是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的逻辑起点,公意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石。人民本身就是主权者,且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但卢梭同时赋予主权者以绝对权力。     

从政治合法性角度看政府信用建设的必要性

政府信用建设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的基石,建设社会信用的前提是政府守信。本文从政治合法性这一视角分析政府信用建设的必要性,认为无论是从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还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看,都有必要进行政府信用建设。     

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政治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理论研究价值、政治合法性的内涵、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政治合法性危机、政权合法化的路径等几个方面。学界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偏颇之处。     

论程序民主与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既需要经验支持(民众认可),又应该满足正义原则,它是权力主客体双向互动的结果。在民主逐渐成为世界性潮流的今天,程序民主比较容易达到合法性在经验层面的要求,但仍难以保证与政治规范正义原则的完全协调一致。尽管如此,程序民主对从规范层面满足合法性要求仍有一定意义,在现实政治可能出现背离公认正义原则时,能够起到有效预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