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机关”犯罪立法述评及其启示

法国“机关”犯罪理论研究和立法规定不仅具有开创性，而且在司法实践获得成功。法国新刑法典将“机关”犯罪的犯罪主体限定为“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联合团体”，将入罪条件确定为“在进行‘可签订公共服务委托协议’的活动中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立法安排不仅绕开了“国家主权原则”的难题，对于减少司法适用的不确定性也发挥了积极的效用。然而，我国“机关”犯罪立法之初就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机关”犯罪立法和实践的矛盾日显突出。因此，对法国“机关”犯罪立法经验加以总结和借鉴，对于完善我国“机关”犯罪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单位犯罪主体浅论——以“犯罪主体”与“刑事责任主体”为视角

我国刑法理论对“单位犯罪主体”、“刑事责任主体”等问题缺乏相应的理论研讨,这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适用的诸多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一个犯罪主体、两个刑事责任主体”的大胆观点,并建议批判地吸收美国公司犯罪中的“上级责任原则”,以增强对我国立法尤其是司法的指导作用。     

刑法中“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理解与适用

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对犯罪工具的没收限定于“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但我国《刑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性质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引起了理论界的争论,导致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不统一.通过对各理论观点的梳理,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探讨“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本质内涵,重新构建认定标准,解决“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在司法实践适用中的问题.     

发挥刑事司法能动性促进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机制协调——以自首、立功中“罪行”和“犯罪”的解读为切入点

促进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机制协调需要发挥刑事司法的能动作用,司法者应当通过对立法进行合乎正义的解读来达到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完美对应,本文拟从自首、立功认定中的两个常见问题入手,对如何能动的解释立法进行分析,探讨了“尚未掌握的其他罪行”以及“揭发他人犯罪”中的司法认定问题,一家之言,仅做引玉之砖。     

关于犯罪研究“方法论”的问题

目前阻碍我国犯罪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是犯罪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其中“唯书”、“唯上”还是“唯实”的矛盾未能解决,逻辑结构不严,数据不实,数据处理不当是主要症结所在。     

司法介入中国足球“黑哨”问题之法理分析

足球“黑哨”具有社会危害性,并已达到了犯罪程度。面对足球“黑哨”问题,司法应该介入。中国足球协会名为社会团体法人实为足球运动管理机关,它被赋予了部分行政管理职能。足球裁判的法律地位应为国家工作人员。吹“黑哨”的足球裁判主要涉嫌受贿罪以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外国刑法都把体育竞赛中的贿赂行为作为犯罪加以规定。     

少年司法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用——赵某、钱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案的评析

青少年犯罪现象与日俱增，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正确对待犯罪的青少年，怎样感化、引导他们，使他们重新回归社会、回归家庭，是司法工作人员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在刑事审判中，要以法官为主导，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通过个案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使“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两罚制”——公正与衡平的实现

这次刑法修改将传统刑法理论中的“法人犯罪”定名为“单位犯罪”,在总则中作了直接的规定,并明确了对“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两罚制”。本文试从“两罚制”的立法原理及价值实现等方面加以阐述,并探究其对“公平立法及司法观”的支持与贡献。     

论公诉环节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轻缓化向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严”，旨在对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累犯等实行刑事立法上的“入罪化”、刑事司法上的“从重量刑”、刑事执法上的“隔离与长期监禁”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亦可状述为轻缓刑事政策，意指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实现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刑事司法上的“非刑罚化、程序简易化”、刑事执法上的“非机构化、非监禁化”。“非犯罪化”，指原界定为犯罪须科以刑罚的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或科以刑罚。譬如在欧美国家，违警罪、性犯罪等等均已淡然退出刑法舞台，而缓刑亦渐次成为避科刑之弊害、助犯罪之人复归社会之一帖良药。而“非机构化、非监禁化”，则指广泛适用假释、社区性处遇或称社区矫正措施等情形，意在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促进社会秩序良性循环。谈及轻缓刑事政策之“非刑罚化、程序简易化”，纵观寰宇，国外有辩诉交易、转向处分、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国内亦诸如相对不起诉，委托调解、撤案另处等。     

“两抢”犯罪现状、法律层面原因及对策分析——以昆明市为视角

“两抢”即抢劫、抢夺犯罪,是近年来最为普遍,对群众安全感影响最为严重的突出治安问题。如何有效打击和遏制持续高发的“两抢”犯罪,是当前面临的重大治安课题。导致“两抢”犯罪产生和蔓延的原因比较复杂,包括了经济、社会、文化、法律、个体的诸多因素。本文以昆明市“两抢”犯罪的现状为切入点,仅从立法、司法和执法的角度,对“两抢”犯罪的法律层面原因及防范对策作一些新的思考和探讨。     

论刑法的道德理念

刑法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最大的基本法之一 ,在实现其惩罚犯罪、保护社会功能的同时 ,不应该淡化它对公平、人道和宽容的价值追求。公平和公开的 ,宽容和人道的刑法规范及其适用 ,构成了刑法道德理念的核心内涵和伦理基础 ,也是刑法得以贯彻实施和一体遵行的保障     

新刑法第30条之价值与规范分析

新刑法第 30条是对我国以往单位犯罪刑事立法的一个重要总结 ,其价值在于 :明确提出“单位犯罪”概念 ,有助于统一认识 ;强调单位犯罪的法定性 ,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 ;提供认定单位犯罪的总则性标准 ,有助于遏制单位犯罪 ;肯定单位犯罪 ,符合世界刑法发展的潮流。为充分发挥其功能 ,科学把握其精神 ,正确指导司法实践 ,深入而理性地分析其规范含意确有必要     

论生命科技刑事责任的功能与我国刑法之完善

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在生命科技发展过程中具有自身特殊的功能。其对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当前，我国刑法尚未明确规定现代生命科技犯罪，现有的刑罚体系也远不适应打击生命科技犯罪的需要。为此，需要立法者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补救。     

两岸四地生命科技刑法比较研究

生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生了生命科技犯罪现象。为此,我国台湾地区、香港及澳门特区与祖国大陆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并以风险预防为理念进行了相关的刑法制度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生命科技犯罪的社会负面效应。我国大陆应当参考和借鉴台湾、香港及澳门地区应对生命科技犯罪的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应对生命科技犯罪的刑法制度体系。     

我国刑事政策的选择及对刑事立法的影响

刑事政策对犯罪的预防和抑制作用日益重要,轻缓化发展是各国刑事政策的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的刑事政策也应沿着轻缓化和人道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对付犯罪的策略上,通过刑罚把犯罪遏止在不危及社会基本生存条件的范围和限度内,凭借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把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由于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存在密切的联系,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制定适当的刑事政策和完善我国刑事立法。     

改革开放30年与刑法观念的变革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刑法观念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内在变革：从政治功能观到经济功能观；从对经济犯罪的过度介入到适度调整；从对公有制经济的重点保护到对非公经济的平等保护；从罪刑心定到罪刑法定；从刑法偏重于打击犯罪到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并重；从对经济犯罪的重刑主义到宽严适度等等。刑法观念的变革必将进一步促进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关于废除我国有关职务犯罪死刑的思考——兼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

文章在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3]分析我国职务犯罪的现实情况基础上,指出了废除职务犯罪死刑正当性理由。同时,从主客观两方面对目前我国废除有关职务犯罪死刑存在的现实困境进行剖析。最后,针对我国废除职务犯罪死刑提出构想和建议。     

刑法与人权保障

我国当前处于一个政治经济转轨中的历史转变时期,法治国家的理念已经初步确立,刑法面临着新的价值选择与构造.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体利益的提升,人权主义刑法观被国内学者所重视.各国广为关注人权保障问题,人权刑法体现了现代刑法的价值精髓和应然趋向.     

论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订

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修正的主要表现为增设新罪与完善旧罪。刑法修正案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具有自己的特征。修正案的修订主体、修正案的修改内容、修正案的表现形式等方面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以实现修正案对刑法典修改的最优化。     

从环境刑法法益的角度谈环境刑法的完善

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环境法益,而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只注重对环境犯罪侵害人身、财产法益的保护。在绿色文明时代,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应确认环境法益在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刑法法益中的主导性地位,树立环境刑法法益在整个环境刑事立法上的指导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