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协调约束与组织运作——一个研究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框架

本文在组织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和种群生态理论的基础上 ,以“非协调约束下的组织运作”为理论框架 ,对中国 90年代后期慈善组织的生成机制和运作逻辑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文章认为 ,中国慈善组织的集中出现以及组织形式与运作的明显不一致 ,是非协调的制度环境对组织行动实施约束的结果 ,是组织面对制度环境的压力采用的理性的生存策略。政府的资源获得需求与社会控制需求之间的持久张力 ,是慈善组织的形式与运作脱离的制度根源。组织的形式与运作的不一致 ,是组织领域中非常普遍的现象 ,该理论框架可以拓展到类似现象的分析。     

合法性视角下城市居民委员会过度行政化的内在逻辑及其治理

城市居民委员会角色兼具自治性和准行政性,是基于社区现实特点考量和既有权力体系框架约束下理性选择的结果。然而,基于自身对政府资源依赖的法定化,城市居民委员会在治理实践中行为发生偏差,自身的行政化色彩渐趋浓厚,最终出现自身准行政性角色的越位。这种过度行政化实质上是角色合法性和资源依赖合法性之间存在张力的结果。对此,城市居民委员会应从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维度出发,围绕社区自治能力体系性建设,从组织资源投入、自身制度保障、居民自治协商机制完善、技术平台建设等方面展开,以增强对自身会行动策略偏好的影响力,实现自身向群众自治性组织角色的回归。     

重新理解社会管理——基于社会政策与社会组织的视角

对社会管理的行政化认知与实践导向逐渐显现其弊端,需要我们从社会维度,即社会政策与社会组织的视角对其重新理解和定义。社会管理是与公共福利和生活质量相关的社会政策的执行与实施,而社会组织逐渐成为除政府之外的另一个有效社会管理主体。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需要以真实的社会需求为导向,从建立分类管理制度、制定社会发展与影响指标、发展社会慈善资本及社会经济部门等多层面进行构建。     

慈善服务供给：第三配置的历史演进与启示

慈善服务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各种非政府组织或个人提供慈善服务可以看成是市场与政府之外的第三种配置方式。在政府受公共资源约束以及社会分工扩大的条件下，第三配置的演进体现了慈善配置多元化的必然性。现代第三部门的兴起是对政府提供的慈善服务不足的一个回应，反映了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更加合理的公共资源的配置体系，一个能让政府与社会共同承担公共事务的协调统一的均衡框架。     

近代中国慈善组织：转型背景下的运作机制及其内外关系与作用

近代中国慈善组织的产生是思想文化、社会环境、经济发展以及国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慈善组织在建设成长中设置了较为科学合理的组织机构和顺畅的运作机制，保证了慈善救助工作的有效开展。政府为规范慈善组织发展提供了政策法规、监督管理以及财政资金等支持，慈善组织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交往活动也提升了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总体而言，近代慈善组织在维持社会秩序、激发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近代化方面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的政府职能探析

我国慈善组织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官办色彩或曰政府主导性。当前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普遍不高而且不时遭受重创,亟须加以重塑与提升。在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我国政府长期存在职能的缺位与越位,表现为准入过严、过度干预、监管不力和缺乏扶持等。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的政府职能应定位于降低慈善组织注册门槛,实行直接登记和统一管理;立法强制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实现透明慈善;消除官办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倾向和特权优惠待遇;强化监督问责制度,构建外部监管体系;促进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与绩效提升等五个方面。     

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的政府角色探析

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包含合法、诚信、坚守使命、绩效和自主性五个构成要素.当前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普遍不高而且不时遭受重创,亟须加以重塑与提升.在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我国政府长期存在职能的缺位与越位,表现为准入过严、过度干预、监管不力和缺乏扶持等.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中政府的角色应定位于降低慈善组织注册门槛,实行直接登记和统一管理;立法强制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实现透明慈善;消除官办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倾向和特权优惠待遇；强化监督问责制度,构建外部监管体系；促进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与绩效提升五个方面.     

论中国慈善组织的角色定位与发展途径

慈善组织的含义及特征 慈善组织是指以社会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以社会慈善资源为服务载体，以社会慈善活动为服务内容的公益性、民间性和非营利性的专业团体和组织。慈善组织独立运作但受政府监管，主要包括各类基金会、部分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2008年，在全国注册的慈善组织中，各级基金会有1531多家，     

论现代大学行政管理制度的构建——基于法律层面的思考

高校行政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掣肘,业界学者专家一致认为“去行政化”是高校回归学术本位的必由之路.如果把高校行政化作为一个果来看,那么政府对教育过度的行政干预和90年代初在各领域出现的“泛市场化”则是高校行政化的因.在法律层面构建政府、高校、市场之间的三角协调抗衡机制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关键.     

香港慈善组织法治监管机制及其启示

香港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监管轻门槛重运行,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与慈善自愿的权利;税收优惠复查制度保障慈善宗旨的纯洁性;对善款募捐、服务表现严格监管,保障慈善活动的透明度和问责性,但目前香港慈善监管法治机制在透明度和问责性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结合香港经验及其慈善组织立法改革动向,内地慈善组织监管机制需要降低门槛,明确监管重点,妥善处理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完善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激励机制。     

慈善公信力:内涵、功能及重构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影响慈善捐赠和慈善形象的重要因素,关系着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慈善文化的弘扬和社会建设的有序推进.当前,应该加强慈善立法,建立与完善慈善组织的内部治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第三方评估机制和慈善监管体系,加强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化解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危机,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论如何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本文从政府以及慈善组织的角度出发,提出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建议。政府应该赋予慈善组织独立合法的地位,降低慈善组织的注册门槛,简化准入制度,并且在资金、人才、税收政策方面对慈善组织给予支持。慈善组织应树立现代慈善意识,完善内部管理,建立规范、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     

北京市慈善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经验、问题和建议

正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最基本、最悠久的制度安排,也是免除国民生存危机、维护社会底线公正、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国家治理机制。慈善力量具有反应迅速、领域广泛、方式灵活、专业性强等优势,引导慈善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有助于弥补政府救助的不足,缓解群众遭遇的困难。北京市充分发挥慈善力量的独特优势,加强政策引导,完善救助平台,健全运行机制,整合慈善资源,鼓励和引导广大慈善组织、企事业单位、爱心人士等慈善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救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俞建良 以慈善法为指引 推动慈善事业规范协调可持续发展

正今年9月1日即将开始实施的慈善法是慈善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明确了慈善活动的范围与定义,规范了慈善组织的资格与行为,回应了社会普遍关注的慈善募捐和慈善捐赠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慈善信托制度,提出了政府促进慈善事业的措施,确立了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三位一体的综合监管体系。全法共12章112条,基本涵括了以慈善组织为核心的现代慈善事业的方方面面,承载     

“二次哺乳”背后的慈善主体参与策略变动研究—以N市慈善总会为个案

本文以N市慈善总会产生的“二次哺乳”现象为切人点，分别对政府、企业、公众三大慈善参与主体在“二次哺乳”前后的策略变动进行了实证调研，并引用博弈理论梳理了折射在这一现象背后的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众以及企业与公众之间的利益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当前社会条件下，中国慈善组织发展要依赖社会多方面力最的支持，其发展状况取决于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的慈善策略选择。其中，政府与企业在慈善事业上的博弈互动在短期内将主导着我国慈善组织的未来走向。     

社区慈善超市:慈善为本市场为径

我国的慈善超市具有政府救助机构和慈善机构混合体的双重性质后果政府投入没有刚性制度约束,公众参与捐赠和运营者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均缺乏制度激励;走出慈善超市的运营困境,需要把慈善超市定位于社区非营利组织,坚持慈善为本,市场为径,建构政府掌舵、社会参与、市场化运营、受助者选择的运行模式.     

话题:如何打造“阳光慈善”

<正>程立岩北京市民政局慈善工作处处长打造"阳光慈善"的着力点。一是加强政府监督管理。各级政府部门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应建立并完善日常监督检查制度、重大慈善项目专项检查制度、慈善组织及其负责人信用记录制度,慈善组织抽查审计制度,并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二是强化慈善行业自律。发挥首都公益慈善联合会作为联合型、行业性组织的作用,健全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增强行业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能力。三是规范开展募捐活动。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面向社会开展的募捐活动应与其宗旨、业务范围相一致;不具有     

走出困境 回归民间——关于中国慈善体制改革

现代慈善的基本概念慈善,是人类社会数千年的文明传统。人的慈善意识和行为乃人性使然,并不因文化、宗教背景的不同而大有差异。传统慈善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施受关系,往往发生在亲友、邻里、熟人之间,在现代社会仍有存在的需求和价值。现代慈善的结构图由六大部分组成,即以慈善组织为圆心,以慈善文化为半径,左为     

慈善组织参与扶贫领域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与对策

贫困是现实的重大社会问题,治理贫困需要创新当前社会管理模式,由政府单中心扶贫转为为政府主导多中心扶贫模式,构建政府、社会、企业一体化的贫困治理社会支持网络。慈善组织是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扶贫领域逐渐从被排斥、被吸纳到主动参与共治,在扶贫领域的社会管理创新中承担重要的角色,发挥着独特的优势与功能。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快慈善组织参与扶贫的战略定位与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慈善     

代表微博

市人大代表丁明:为进一步发展上海慈善事业,建议加强慈善机构能力建设,建立慈善行业自律机制,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实行阳光运作,规范管理;加大对慈善机构的扶持力度,推动慈善立法;加宽慈善事业的宣传层面,传播现代的慈善理念,激发社会的慈善潜能,营造全民慈善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