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治理的实践、影响变量与应用限度

参与式治理是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的应用与实践。参与式治理是普通民众对政府公共决策和执行过程的直接参与,有助于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中增强合法性与公信力;普通民众参与公共治理影响决策与资源分配,同时获得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参与式治理通过公民参与获得治理优化。参与式治理受到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其应用限度,最合适的舞台在地方,从参与式预算到社区参与式治理,参与式治理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方面。各地的参与式治理实践获得明显成效。参与式治理推动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信息技术革命可能推动未来的参与式治理的深入发展。     

公民社会参与在治理腐败中的功能及实现

公民社会在监督国家权力和反腐败方面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强大的公民社会可以有效地规避腐败风险;同时,公民社会组织可以组织、教育公民参与国家管理,调动社会多种力量对政府权力的行使形成有力的监督,遏制腐败的发生与蔓延,克服以往腐败治理模式缺陷,确保权力的健康运行。     

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机制创新

地方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实践前沿,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实践参与式治理,有利于推进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创新、促进地方政府治理民主化。公共决策是地方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能,地方政府的决策质量直接影响着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独立的决策模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因此,有必要探索公共决策主体多元参与、第三方参与决策评价标准制定、民众广泛参与决策全过程的决策模式,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探讨公共决策的公共利益实现机制与途径,从而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公共决策引入公民参与的基层创新与实践——以佛山市顺德区R街道为例

在决定利益分配的政策领域,善治的主要表现就是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有效互动机制,推行参与式治理。为帮助政府掌握社情民意,提高决策水平,最大限度地减少政策失误,在佛山市顺德区参与式治理格局形成和发展的背景下,R街道成立了辅助决策和社情民意征集机构——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这一萌生于基层的推动公民参与的实践在完善决策模式、发展协商民主、凝聚社会资本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社会价值。针对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建议从构建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采取适宜的公民参与形式、增强决咨委独立性等方面加以完善。     

环境公共治理中的信任与协商——以浙江省海宁“晶科事件”为例

本文首先从信任的视角分析了浙江省海宁"晶科能源事件"产生和演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环境公共治理的实现的路径是民主协商,而信任是环境公共治理中协商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只有普遍信任才能够促进协商民主的实现而达成环境公共治理的目标。环境公共治理首先需要促进环境公共治理中普遍信任的实现。为此,政府不仅需要自觉建立多重的公民参与网络,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环境公共治理,而且更需要自觉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以完善的制度保障建设普遍信任的社会。同时,公民和社会民间组织亦有责任协同政府共建社会普遍信任。     

新公共管理模式对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

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扩大了公民参与的空间,提升了公民的参与能力,使公民社会日渐成熟。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应拓宽公民参与的制度性空间,以公民积极有序地参与促进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善治视角下我国政府管理的创新

治理理论自从兴起以来 ,就被迅速发展并以善治为目标取向。围绕善治这一总方向 ,我国政府要实现管理理念和管理角色的创新。在管理理念创新方面 ,我国政府要确立下列理念 :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 ,政府不是公共管理的唯一权力中心 ,强调政府与市民社会的良好合作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 ,要重理二者的关系 ,并充分发挥自组织的作用 ;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 ,实现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和公民的参与管理以及管理民主化。在管理角色方面 ,我国政府应实现如下创新 :有限政府角色、有效政府角色、服务政府角色、民主政府角色。     

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边互动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制度与机制安排,有其各自独特的行动资源及行动逻辑,也各有其特定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在公共治理理论的视阈下,政府、市场与社会都不是惟一的治理主体,三者间的互动、合作成为必然选择。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种机制运行中各存在比较优势与不足,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三边互动。为了实现公共领域的良好治理,必须而且应当建立起三者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机制,在互动中开辟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     

论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的建构

实现公民参与的有序性是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目标与难点。如何建构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是理论和实践中必须回答的问题。基于治理理论视野,提出建构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五大机制:推行公共危机治理公民参与的责任机制;建构公共危机治理的公民教育机制;优化重大灾害性公共危机动员机制;建建重大灾害性公共危机沟通机制;建建志愿者及其公民组织制度化参与机制。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必要性与主要途径——学习十七大报告有关论述的一点体会

十七大报告提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是和谐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是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需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一是培育公民的民主价值观念,增强他们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逐渐尝试使公民参与进入到诸如政府制定的直接民主领域;三是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培育多元的公共治理主体。     

善治理论视角下的和谐警民关系构建

警民关系是公安机关在社会管理中要处理的最重要的一项公共关系,其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稳定。近年来警民冲突事件屡见报端,原因主要在于社会、政府、群众与公安队伍自身四个方面。从善治理论的视角分析,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有三路径选择,应提倡由公安机关主导的群众参与式社会治理模式。     

服务型政府构建的价值取向研究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改革的直接目标。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必须以＂公民本位＂为核心指导思想,因为＂公民本位＂是服务型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是完成服务型政府根本任务的重要保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本位＂对现阶段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具有明显的价值导向作用,服务型政府应当是坚持公民权利导向、公共权力回归于民导向、法治导向和公民参与导向的政府。     

大陆地区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尺度,而地方治理理念及分权化的制度设计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与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地方治理是公民直接参与社会事务的有效途径,公民参与是地方治理的核心内容。地方治理的发展水平及治理能力和公民参与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困境需要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路径。     

建设地方服务型政府的现实困境与发展理路

地方利益冲突已是我国社会矛盾的一大焦点。建设好地方服务型政府,有效化解地方利益矛盾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理性选择,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要价值取向。目前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构建面临诸多困境：＂服务为民＂理念缺失;公共服务市场化滞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偏低;政府部门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不协调;政府绩效管理评估机制不健全等。重塑＂公民本位＂、＂服务为民＂服务理念;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提升地方政府服务供给水平;健全公民有序参与机制,防止公共权力异化;健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实现＂政府本位＂回归＂社会本位＂;提高公务员综合素质,建立地方服务型机关等是建设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发展理路。     

公共管理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研究

公共管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多重功能。公共管理过程中多方面的合作与协商,有利于充分反映和兼顾不同利益群体的愿望与要求,有利于实现多方面的“共赢”,有利于促进多元共生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公共管理具有更强的合法性。但是,我要充分发挥公共管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需要转变行政机关的职能与转变行政治理工具、培育公民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构建畅通的反映公民诉求的途径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机制等,同时,应努力促使公共管理朝着它的理想模式——善治的方向发展。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中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取向

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化改革使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一元化向二元分化与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在国家——社会二元分化的背景下转变政府职能要求做到合理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的界限,提升政府能力,实现制度创新,服务行政,培育市民社会等五个方面,并最终把“善治”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落脚点和目标取向。     

社会资本视角下中国善治问题研究

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加速发展催生了社会对善治的诉求,但是,社会资本与善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制约与依赖的关系。我国政权的性质和谋求发展的政策取向决定了我国对善治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现代社会资本还相当缺失,制约了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发展公民社会的现代公民意识,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发展公民社会的公共精神,提高公民社会的认同、信任、合作和互助水平;培育民间组织的发展,形成现代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对于我国善治的普遍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十六大以来民生问题研究述评

大力改善民生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升执政能力、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等具有积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民生问题在当前依然存在,其根源主要在于政府公共服务政策与市场经济的不完善,相关制度的短缺,以及政府相关人员发展观念的片面化和民生意识的缺乏。当前要改善民生,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完善相关体制,大力发展经济,加大政府投入,促进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此外,还要加强理论探索、比较分析和多视角多学科的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