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委员会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再探讨

村民委员会依法要办理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在其实施行为的过程中难免与村民发生争议.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把村民委员会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本文从不可诉的缘由入手,深入分析了传统观念的缺陷,借鉴西方行政诉讼的经验,提出了我国行政诉讼应当的标准,试图证明村民委员会可以被提起行政诉讼.     

协同式行政诉讼:行政审判的新选择

协同式行政诉讼是行政审判的"变通"。协同式行政诉讼重新诠释了行政诉讼的诉讼价值:有利于对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有利于被诉行政行为既符合行政合法性原则也符合行政合理性原则,强调行政诉讼过程中的"交往正义"。协同式行政诉讼的构建思路包括:加强司法权、行政权和公民权的良性互动,对行政调解的明确认可以及对现有诉讼和解撤诉程序的规范完善。     

论国家行为侵权与规制模式选择

在公法学或者是行政法学视野中,国家行为在学术话语中仅仅会出现在讨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时。而在其他情况下,大家使用国家行为这个概念时,一般不会在法解释学术语框架中对其进行阐述,而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而使用。在现阶段的域内实践中,国家行为具有行政不可诉性。对国家行为的理论完善应该从对国家行为侵权的认定开始,从国家行为与侵权的因果关系和国家侵权行为的阻却事由出发,将国家行为侵权理论与现有公法理论完成对接。且对国家行为侵权的规制可以从诉讼规制、检察院监督、人大监督等多方面加以分析。     

猜想与反驳：论行政违法推定

行政违法推定，或称行政行为违法推定，是指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未经证明为合法，人民法院得认为该行为违法，或推定该行为违法。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行政违法推定在行政诉讼领域实质上扮演了“帝王条款”的角色。但迄今为止它并未为行政诉讼立法所明确，也未被行政审判实践所认知，导致其价值与功能发挥大打折扣。     

探析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行政诉讼的基本问题之一,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且该问题是一个在理论界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世界各国对于如何确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有着不同的认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有三:存在客观确定的行政主体的行为;存在可能的法律上或者司法上值得保护的利益;存在权利受损的可能。     

行政诉讼、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之比较研究——从制度属性的视角

行政诉讼、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比较,对于行政诉讼的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通过比较可以看到,三大诉讼无论在制度本质、制度基础还是在制度的基本原则上,都呈现出共同特点.而由于诉之起因不同,争议主体地位的差别及三大诉讼中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的不同,三大诉讼又呈现出明显不同,这种共同与不同实质表明了诉讼制度在公权崇拜与人权保障中的摇摆不定,也决定了三大诉讼的区分是绝对的,融合则是相对的,而这一结论对于行政诉讼的学科发展有着重要价值.     

行政诉讼诉的利益之扩张

随着社会之发展进步,行政司法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导致一些新型行政诉讼类型出现。因此,诉的利益应当适度扩张,可以解决特殊情况下之当事人行政诉权保护问题,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行政诉讼诉的利益之理论指引作用和实践指导作用。     

论我国实行预防性行政诉讼的必要性及其策略

以事后救济为主的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机制,对那些不可能或难以弥补的被损害权利的保护显得苍白无力,因而在我国建立预防性行政诉讼机制已势在必行,预防性行政诉讼作为填补传统行政诉讼法律漏洞的一种机制应具有预防性、直诉性、执行停止性三大特点,但同时,其也是对行政法上"穷尽行政救济"等原则的突破,所以在借鉴国外立法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务中的具体情况,预防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有明确限定.     

论行政诉讼引入调解不可行

行政诉讼中和解制度的大量应用,行政诉讼撤诉率的持续走高,引起了行政法学界和人们的普遍关注,引发了人们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制度的思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提出要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但是,目前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条件并不成熟: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理论上不符合行政诉讼的目的;违背了公权力不可处分的理论;在实践中也不利于法院的独立和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因此,在我国目前不应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存在严重缺陷,这表现在:行政主体概念界定混乱,行政主体范围界定不够清晰,行政违法失职行为的责任追究不明确,行政主体资格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相等同。完善我国行政主体理论,需重新定位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角色,重新界定行政主体概念和范围,重新建立行政主体资格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之间的关系。     

行政审判与行政强制执行职能合并之利弊

在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和办理既诉、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两项职能一般均由行政审判庭行使。实践中，行政审判庭办理的行政强制执行案件数量往往比行政诉讼案件多，有的甚至高出数倍、数十倍?行政审判工作重心转移到了行政强制执行工作上，而行政强制执行案件中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占多数。     

价值的超越:以交往正义的新视角诠释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

改变传统行政法公民权与行政权二元对立的观点,以交流、沟通、协调促进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良性互动,需纠正以往行政立法缺乏公众参与,行政执法缺乏与当事人协商,行政审判只从形式上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现实状况。以交往正义诠释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力图梳理行政立法缺乏交往正义,行政执法缺乏交往正义,而行政诉讼不得不承担起建构实现交往正义平台——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的现实路径。     

行政诉讼适用调解之可行性理论分析

行政法理论通说认为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对此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原因主要在于行政职权的不可处分性。制度上的缺失不等于现实中的虚无,事实上,行政职权是可以有限处分的,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有其优势所在。从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以及行政法学理论的角度看,行政诉讼可适用调解对行政案件的顺利解决具有积极的意义。     

行政诉讼困境的成本——收益分析

行政诉讼面临的困境是行政诉讼案件数量的减少。从经济学理论成本-收益模型对行政诉讼实际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行政诉讼的实际成本太高,所以大多数理性的行政相对人都选择了不诉讼,而去选择信访方式以求得行政争议获得较公平的解决,这是目前行政诉讼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     

决策理性之争议——读西蒙的《管理行为》

《管理行为》是赫伯特.西蒙最重要的著作,在书中他对"管理性的组织机构的决策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更是提出了决策过程理论。而第四章《管理行为中的理性》是该书也是他的决策理论的核心。基于对该章的阅读,并以其提出的"理性"概念为引子来对决策理性进行探究,内容主要涉及决策理性的内涵、决策理性的若干争议、决策理性的趋向,以及对决策方法选择的影响。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规则，是指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不得再行取证或不得擅自取证，否则在涉诉后其自行收集的证据将被认定为无效证据或瑕疵证据的证据规则。     

行政诉讼调解:基于能动司法的语义、功能及限度分析

司法能动主义作为一种司法哲学的出现,其主要依据是为协调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变动性之间的矛盾。而现代诉讼理念是以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为核心,调解等非诉讼解决机制能够使当事人具有更广泛的程序选择权。基于这样的时代要求,行政诉讼调解机制得到了实践和理论的支持。因此,在案件数量增多而司法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要更好地发挥司法能动性,积极解决纠纷,就必须加大行政诉讼调解的力度。为此,在明确行政诉讼调解限度的前提下,完善诉调对接制度,多方合作解决纷争,将行政诉讼机制与调解机制有机衔接,形成共同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统一体,建构化解矛盾的综合优势和长效机制,从而缓解行政诉讼资源有限与人们诉讼需求增多之间的矛盾。     

行政诉讼重作判决探析

作为我国行政诉讼领域特有的一种判决形式,重作判决应仅适用于被撤销的行政行为是授益性行政行为、作为其他争议解决之前提的行政确认以及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违法应受到行政制裁等三种情形,法院在判决中亦应当指明对重作行为的要求;同时,还应增设对重作行为进行监督与救济的保障性措施.     

民事错诉的产生原因及规制对策

民事错诉是一种特殊的侵权。随着民事案件数量的迅速增加,民事错诉不断显现,对社会的危害也越来越大,抑制错诉刻不容缓。我国理论界关于错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立法上也没有设立民事错诉责任制度,关于错诉认定及处罚无法可依,司法实践中对很多错诉行为无可奈何,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的公平和权威。研究错诉的认定和规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于经复议的行政诉讼被告问题的研究

我国的行政诉讼法赋予了公民的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选择权。行政诉讼是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的合法性,而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适当性审查,在某种程度上行政复议具有优越性,因此有学者提倡"穷尽行政救济原则"。但是行政相对人经行政复议之后对复议结果仍不满意欲提起行政诉讼,何为被告?是原行政行为做出的机关还是复议机关?学术界莫衷一是。因此对经行政复议的行政诉讼的被告问题的研究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