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固死刑“第二道防线”

从7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对所有死刑二审案件全部开庭审理“死刑案件、关乎人命、质量唯重”。近年来,我国已经发生数起类似余祥林、滕兴善这样产生较大不良影响的死刑冤错案件,尽管这些案件的审判都是发生在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背景和原因也比较复杂,但业内人士认为,如能将死刑上诉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建立好这个死刑的“第二道防线”,有利于更好地避免死刑冤错案件。     

死刑复核程序法律监督功能的定位

200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其联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中提出了人民检察院按照法律规定加强对办理死刑案件的法律监督的要求.而作为实质意义上死刑案件终审程序的死刑复核程序尤其应在法律监督功能方面比其他诉讼程序要求更加严格、明确、有效,这样才能发挥其程序性保障作用,确保刑事诉讼程序公正和实现最终的实体公正.     

略论死刑复核中“发回”案件的重新审判

在重新审判“发回”重审死刑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容易产生有罪推定的倾向、依据补强证据再次适用死刑的倾向和漠视侦控行为合法性的倾向，为此重审法院应杜绝片面依据侦控机关提供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存疑补强证据，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型”发回重审的死刑案件，如果经过重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一般也不宜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     

死刑案件证据审查模式转型实证研究——以刑事证据规则为视角

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写入法典.如何保障人权中最基本的生命权,怎样确保死刑案件质量,死刑案件的证据应如何审查,怎样求“铁证”,怎样办成“铁案”成为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关注的热点问题.“死刑案件审查模式改革”的核心是在死刑案件公诉工作中加强客观性证据的收集、审查、挖掘和运用,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的死刑案件公诉审查模式”,从理念上、制度机制上确保死刑案件的办理质量.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下我国刑罚立法的完善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指导下我国刑罚种类的立法完善,应当着重对死刑进行改革,严格死刑案件的适用条件,废除绝对法定刑为死刑的规定;修改无期徒刑的规定,适当延长有期徒刑刑期,完善资格刑,以更好地实现刑罚价值与目的.     

律师介入死刑复核程序之管见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对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设置的一种特殊救济程序,需要依赖程序的良性运行来实现其保障人权之价值,其中辩护律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了诉讼化的改造,为辩护律师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平台。但在实际操作中,辩护律师有效介入死刑复核程序仍存在着一些缺憾与不足,如律师介入的渠道不畅通、律师介入的权利配置未落实等,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细化可操作程序,完善律师权利的配置及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以确保律师介入的有效性。     

死刑复核权上收“盘点”——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大法官

在死刑标准把握上,在诉讼程序的正当合法上,要求更加严格,标准更加统一,质量更有保障死刑案件核准权自2007年1月1日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已历时半年有余。死刑核准制度改革的运行情况如何?死刑案件质量和效率能否得到切实保证,有没有起到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作用?最高法院的机构人员配置能否适应工作负荷?带着公众关心的上述问题,《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大法官。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问题研究

死刑是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处罚,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应继续沿用现有的证明标准,通过对证明标准的客观化倾向的改造和正当程序的构建对死刑进行控制,同时完善量刑程序下的相关信息收集机制和证据规则。     

台湾废除死刑进程及其启示

台湾废除死刑之渐成体现在:在实体法层面,通过一系列修法来限制和逐步废除死刑;在程序法层面,对死刑案件适用更为严格的诉讼程序。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民间团体"三位一体"的积极推进,是台湾废除死刑之推动力量。台湾死刑的废除进程启示我们:重视废除死刑资源的整合,形成合力;注重社会民众启蒙,以个案引导民意,在注重死刑被告人权益保护的同时,提升对被害人权益的关注和保护。     

死刑案件应当如何复核

死刑立即执行复核权的复位,目前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因此,现在应当转向更为现实、具体地研究死刑复核权回收后的具体应用程序等直接影响死刑复核功能发挥的操作性问题, 以保证死刑复核权适用的正当性、合理性。在死刑复核权的回收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例如:如何使法官的配备和组成能够“应付”目前巨量的死刑案件,确保死刑复核的高效和公正;死刑复核权的回收必须导致死刑标准在严格意义上的统一,死刑案件应当逐步减少,目前所设立的数个刑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运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新刑诉法实施后为背景

新刑诉法对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的确立、证据种类的丰富、证明标准的修改、相关强制措施的强化以及律师会见权的扩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等,既给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带来了良好机遇,也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实践运行面临不少挑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问题解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制度要求,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等各个诉讼阶段,同时也存在于普通程序、自诉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等各个程序中。该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需要有效辩护的存在,并应落实以值班律师为重点的有效辩护主体,进一步明确辩护人的职责和地位。在"审判中心主义"的原则下将案件根据犯罪情节、认罪态度繁简分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认罪认罚协商制度。     

论新刑诉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进步

2012年新刑诉法的亮点之一,就是它确立了人权保障这一基本理念。使刑诉法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功能更加协调。这可从法律援助制度、证据制度、人身自由保护制度、死刑复核制度、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等诸多方面得以体现。这无疑是人权保障方面的一大进步。     

自诉案件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的法教义学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没有适用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限定,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适用。对被告人适用速裁程序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审判阶段中的一种表现,被告人也有权自愿认罪认罚,并获得从宽处理。在我国公诉与自诉二元化模式下,公诉案件是速裁程序当然的适用对象,但自诉案件可否适用速裁程序,现行有关规定却没有明确。从法教义学角度分析,自诉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具有合法性;同时,自诉案件的特有处理程序也为其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提供了制度保障。自诉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由于缺乏独立的认罪答辩程序,自诉案件适用速裁程序会导致其与程序设立目标相背离,这表明我国审判程序体系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缺陷,应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从国外相关立法看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

证人证言是一种重要的证据形式,对于正确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要意义,但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做证、出庭做证率低屡见不鲜,究其原因,乃是证人保护机制缺乏。2012年新刑诉法对此进行了修改并增加了相应条文,确立了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基本框架,确保证人证言这一证据形式在刑诉中的有效实现。但新刑诉法对于证人保护的规定仍存在不足,本文从国外的立法经验出发,研究并借鉴其有益经验,提出完善的建议。     

死刑适用中的自由裁量

在死刑适用中,对于何谓"罪行极其严重"、"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难以给出一个明确、具体的标准,需要刑事司法人员正确理解国家的死刑政策,准确把握刑法关于死刑适用的标准,尽量参照死刑案件的先例判决,在综合全案情节尤其是考虑从轻情节在整个案件情节中的地位、人民群众的反响强烈程度、民愤的大小、社会治安状况的基础上,做出是否适用死刑、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还是适用死刑缓期执行的判断。     

死刑二审案件中赔偿减刑扩大化之危险及关系重构

死刑二审案件赔钱免死的实践,由于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和处理的敏感性,在理论界少有人论及。虽然,司法实务界已经远远走在民众认识和理论界的前面,死刑二审案件赔钱减刑扩大化趋势明显,但是这种扩大化趋势既缺乏社会认同的现实支持,又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进而带来一系列危险。因此,有必要重构死刑案件赔偿和刑罚的关系。     

专家型、学者型法官——罗东川

随着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关注,北京市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逐渐成为媒体报道的亮点。在很多案件审判过程中,人们在电视屏幕上、在审判台上,都会看到一位从容儒雅、沉着果断的年轻法官,他就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罗东川。罗东川今年３５岁,先后获得法学学士、硕士学位,已在审判岗位上工作了１３个春秋,由于他为知识产权审判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９９年被评为第二届“中国优秀青年卫士”和“全国青年法官标兵”。知识产权案件较之一般案件有自己的特点,所适用的法律基本上为专门法,案件处理要考虑与…     

论我国刑事审判的行政化倾向——以死刑复核程序为视角

死刑核准权回归最高人民法院是程序正当与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然而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启动的行政化以及复核程序的随意化等问题的存在,使得死刑复核程序设置的目的难以实现。只有认清我国刑事审判制度存在的行政化倾向表现及其危害性,查明其发生原因,方可为消除行政化倾向提供思路和方向。     

刑诉法修改背景下辩护制度的变革与完善

刑事辩护制度作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重要途径,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备受关注,其改革和完善也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亮点之一。侦查阶段辩护人地位、律师会见、律师阅卷等老生常谈问题在本次刑诉法修改中孕育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本次修改基本上做到了与《律师法》相关内容的衔接,有利于突破刑事辩护在现实中的瓶颈,彰显我国司法制度的民主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