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正义与自由——《治安管理处罚法》彰显法的三大价值

2005年8月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使秩序、正义与自由这三大法的价值得以彰显,这一法律的实施必将推动我国治安状况的根本好转以及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论我国治安警察权的扩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制定和实施,扩大了治安警察的权力。许多人对这种权力扩张情形的出现,抱有一定的不解或恐惧。事实上警察权扩张的原因,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现实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就扩张的治安警察权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自由与秩序原理下的警察权功能研究

自由是人们在法律约束下的意志和行动,秩序是指通过法和国家,将社会控制在秩序之内。自由是秩序的内在价值和目的,秩序是自由的维护和保障。警察权功能体现在维护国家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上,公民的自由权与警察权的关系是成反比的,警察权越大,公民权越小。警察权功能的理论基础表现为:洛克的自由秩序观为警察权的功能提供了逻辑基础,孟德斯鸠的自由秩序观为警察权的功能提供了法律基础,托克维尔的自由秩序观为警察权的功能提供了制度基础,严复的自由秩序观为警察权的功能提供了政治基础。现阶段更好地实现警察权功能,应当以警察法律规范为前提,强化警察职业道德观念,建立健全警察权组织分工。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警察权扩张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新近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警察权的扩张引起不少学者的担忧,认为:警察权力过大会侵害公民权利。因此,需要从警察权扩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两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一是为顺应社会发展变迁给社会治安工作带来的新情况,国家有必要扩大警察权力;二是为了对扩张后的公民个人权利的有力保障;国家有必在扩大警察权力。     

治安管理处罚法：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及实施,使警察的执法活动受到了严格的规范,人民的权益受到了很好的保护,正义将以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表现在:突出了“调查、取证”环节,为处罚措施的合法采取奠定事实依据;强调了警察应当“回避”的情形,为处罚决定的公正排除了干扰;限制了“询问、拘留”时间,为维护公民的人身自由提供了保障;对于“特殊群体”予以关注,执法显现人性光芒;对涉案扣押物品分情况进行恰当处理,所有人财产权得以维护;处罚决定做出的步骤更完备、更为科学合理;公民权利“救济”方式的变化,更有利维护公民的权利。     

人权对弈警察权——兼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警察权的规制

人权与警察权的冲突是法理上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冲突的客观反映。治安管理处罚法设置程序规范来制约警察权力;增设执法监督专章,防范权力滥用,但该章设计较为粗糙,使得监督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看警察权的扩与限

随着社会公共事务的增多,警察权力也在不断扩大。规范和限制警察权已经成为当代立法的趋势。《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警察职权的行使,进一步保障了公民权利,在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保障：秩序、自由、正义

秩序、自由、正义,是法律制度的三大基本价值,法律发挥社会作用的目的就在于对这些有价值的事物予以保护并促进其增加;同时,它们也是和谐社会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在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就应该首先立足于如何实现社会的秩序、自由、正义。     

扩权、限权抑或控权？——以《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警察权力之规制为视角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力图使警察的权力基于社会治安的现实情况有所扩张下更好的规范其权力,并对其权力设定限度.这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的精神和要求,也符合中国社会治安的实际状况.当然,新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商榷.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法理分析

2005年8月28日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反映了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基本平衡了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但该法改变了治安处罚决定由公安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模式,势必影响行政行为的权威性与行政目的的实现,而且立法的公开化、民主化程度还显不够,没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普通公民参与立法活动的权利。     

警察权与公民权关系的双重分析

警察权的行使与公民权的保障始终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协调和解决:1.兼顾利益,适度控制警察权;2.为达平衡,适度扩展公民权。     

遏制侦查权滥用的途径构想

为实现侦查权控制犯罪、保障人权的两大价值目标,同时保证侦查权的良性运作,应遵循以权利制约权力、以程序规范权力、以(司法)权力制衡权力、以结果规制权力的途径,建构起有效遏制侦查权滥用的法律机制。     

浅议应急警务中警察权的扩张

应急警务是公安机关处置各类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特别警务活动,在应急警务中警察权的行使,与正常社会秩序下警察权的行使有所不同。由于突发性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无序性、严重破坏性的特点,为使公安机关迅速有效地平息事端,防止其蔓延,必须赋予公安机关较之常态下更多更具强制力的警察权,使其在一定的原则下可以有条不紊地运用应急权力,采取应急措施,及时有效地应对突发危机事件,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论我国警察权控制模式的完善

从对＂警察＂词源的发展的研究来看,对警察权的法律控制存在很大的困难。借鉴国外警察权控制的经验,我国应从立法、警察负责制、警察职能、警察权行使救济机制以及警察培训内容这五个方面完善警察权控制体系。     

正义与秩序：法律理想目标的困惑——关于博登海默观点的思考

埃德加.博登海默认为法律是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但该观点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正义与秩序二者本身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考量事物,将正义的主观标准强加在秩序价值上并不能真正达致一种完整的和谐。从法律理想目标的新角度来考察,不管法律的基本价值是正义、自由还是秩序,这些内容最后都必然着眼于人类冲突的解决,只有解决人类冲突的法律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论我国警察治安检查制度的设立与完善

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警察检查权规定的比较零散,缺乏较为完善的规范性文件。为了适应现代法治需求,可以从规范警察治安检查权的启动、限定治安检查的内容、明确治安检查的管辖权、区别治安检查的对象、以"比例原则"规范治安检查的自由裁量权、明确治安检查的救济途径等方面完善警察治安检查制度。     

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中的警察权

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相生相随。当前我们应从加强警察权的保障作用、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对其定位，并重点强调警察权的公共性、服务性和权威性。     

警务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是提升社会治安控制能力的必由之路

当前各地进行的警务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是在现有警务体系内的除旧布新,主动适应了社会转型时期化解不稳定因素的总体要求,顺应了全球范围内警务改革的潮流,有利于提高警务效率、提升警方的社会管理能力。河南正在深入构建的警务体制机制,是我国目前涉及范围最广、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创新,是我国警务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社会治安控制能力的必然选择,其所体现出的基本思想,即“精简机构、扁平指挥、警力下沉、一警多能”对于我国今后的警务改革具有重大的推广意义。     

宪政视野下的警察权

在我国的宪政建设中,警察权应当何去何从,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现代宪政制度中警察权的含义、性质,随时代发展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到了它与公民权的关系,这对我国未来警察权体制的构建提出了新的挑战。     

秩序控制多元化视角下警察权威的新认知——从暴力袭警案频发谈起

暴力袭警事件频繁见诸于媒体,公安机关及其警察成为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人民警察在维护社会稳定,打击犯罪的同时自身权益受到严重影响,警察权威下降成为不争的现实,全面重建警察权威已经成为公安机关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