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以可能到现实路径——关于当前哲学对话问题的沉思

哲学对话的重要性,已经取得学界的共识。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之下,如何加强不同哲学,尤其是中、西、马哲学之间的对话和交流?问题的厘清必须从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何以可能谈起,从何以能对话(前提根据)、为什么对话(目的意义)到以什么对话(话题内容)的分析进路,不仅是对话问题的展开逻辑,而且内在地蕴含着对如何来对话,即中、西、马哲学对话的现实路径这一问题的解答。     

开放、整合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政治合法性的建构离不开开放与整合,开放有其内在限度同时需要整合作为后盾,开放的限度等同于整合的能力。因此,开放与整合是现代政治合法性建构所需的最重要能力,开放与整合是相辅相成的,开放、整合与政治合法性成正比。对于如何在开放与整合之间建构政治合法性,至少包括政治参与的开放与整合、意识形态的开放与整合、政党体制的开放与整合等三个方面的内涵。     

哲学的嬗变与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

本文对哲学的历史演变与当代趋向进行了宏观描述。文中把迄今为止哲学发展的轨迹描绘为由自然到人、由“实体”（客体）到主体的过程，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由宗教化到科学化和伦理化的过程，并揭示了这种演变的根源以及由此给哲学自身在内容、性质、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带来的变化。文章还以此为基础，展示了中国哲学的历史逻辑和当代进展，指出了当代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基本课题和任务     

论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哲学认识、哲学矫正与哲学预防

只有对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进行哲学认识,把这一问题放在较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分析,才能真正发现大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并进行相应的矫正。在消除大学生心理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应该而且能够起到积极有效的预防和矫正作用。     

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张世英教授应学院的邀请,于今年4月3日至12日来福州讲学。在为期10天的讲学中,张世英教授共进行了六场学术报告,内容包括《西方后现代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哲学与人生》、《从科学到审美》、《和谐相处：人与自然,人与人》、《儒家的差等之爱与基督教的平等之爱》。本刊编辑部根据张世英教授的讲座录音,整理成文字稿件,马列部指派专业教师,对文字稿件进行缩写。现将六篇稿件集中刊发,以作为读者们学习与交流之用。     

当代中国哲学：哲学观念、主体意识、职业态度

当代中国哲学为自己的哲学观所误导,以为哲学既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也是一门科学。世界观与科学却具有不同的性质与功能。当今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以某种宗教为自己的世界观。知人则哲。真正的哲学是思想范式——规范人的精神世界的原始范型。近代西方哲学发展伴随着理性探索及其后果——对启蒙运动、现代科技及现代性的反思,最终仍要归宿于西方文化的固有思想范式。在历史上,中国哲学始终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但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哲学逐渐失去了自我。现在,中国现代化指日可待,中国人要有自己的世界观。当代中国哲学要重新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成员,产生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唯有继承先哲创立的思想范式。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要在生活中身体力行自己的哲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与邓小平哲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尚未实现突破的根本原因之一是邓小平哲学思想或中国经验的个性特色及其原创性的研究目前还欠“火候”。而邓小平哲学思想或中国经验的研究目前存在的一个通病,是没有真正站在基础哲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前沿而限于传统马哲教科书框架,或处于“经验研究”层面。邓小平哲学或中国经验的研究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过程应该实现互动。     

中国管理哲学变迁精要刍议

中国管理哲学研究经历了产生、热议、徘徊、转向和突破。其变迁可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庇护下的管理哲学;多样性发展的管理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哲学因子的现代阐发。其最焦点的问题是管理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管理哲学与哲学、管理的互动使其经历了由明确化、体系化的界定到更深入分析管理哲学的问题域的转向。     

改革开放背景下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整合重构

合法性是任何政权维持和存在都需要的,合法性资源是使合法性得到实现、维护、发展的手段和途径,所有的执政党都要创造和利用合法性资源使自己的政治意志得到贯彻,政权得以巩固。当前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空前频繁,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资源面临多方面挑战,中共应该整合多方面的资源、开发更深层次的资源以应对挑战。     

改革进程中的利益分化与整合

当前中国改革几乎处于一种胶着状态。随着由增量带动存量改革向深层次推进 ,社会利益资源出现了重新积聚的态势 ,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日益激烈化。这样 ,社会阶层在利益分化中对改革的态度便具有极大的差异性 ,社会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改革的继续推进必须以利益的协调与整合为前提 ,“五个统筹”是党在新世纪为实现社会各阶层利益整合而作出的体制安排和政策选择。     

走出西方语境的中国哲学

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深刻影响使得中国哲学家在研究自己的哲学时总是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之中:一方面,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哲学是根据西方哲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就使得中国哲学研究往往无法完全摆脱西方哲学表达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哲学自身的强大传统又使得中国哲学家对自己的思想家园难以释怀。中国哲学如要走出西方语境,得到西方哲学家的更多关注,只有通过分析中西两种哲学相互影响的历史、揭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许多方面具有的相似之处才有可能。     

全球化、民主与现代政治文明问的“对话”

全球化作为一个过程,它具有结构性影响力,反映了以权力为中心的网络状的制度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政治文明重要内容的民主,得到了深度拓展,但民主模式远没有达到一体化的程度,因而从政治交往层面来说,"相互对话"是文明体之间关系的重要特征。文章在最后一部分,从五个方面解说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有多种因素促进了政治文明间的"对话"。     

近代中国的“银险一体化”与华商保险业

近代中国“银险一体化”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银行直接投资保险业;二是银行代理保险公司业务。银行业之所以热衷于对民族寿险业的投资,除了爱国情愫的促使外,还有三大原因:一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华商保险业需要外来资本的注入;二是银行业的剩余资金需要寻找出路;三是保险业的丰厚利润成为银行投资的决定因素。“银险一体化”是近代华商保险业发展中出现的市场组织新形式,它在华商保险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得益于银行的积极投资,华商保险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二是借助银行的助力,民族保险业的发展节约了成本,扩大了市场;三是银行投资并代理保险业,增强了与外商竞争的实力。     

《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率先在当代中国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道路,对丰富、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体现出的理论与实际、哲学与群众、思想与时代相结合的精神,对于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启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应坚持群众路线,立足于群众的思维习惯和实际进行普及宣传;必须与时俱进,关注和解决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必须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知识契合与学科整合——以刑事学科一体化为视角的犯罪学解释

刑事一体化是科学知识整合的必然结果。在由学科分化走向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学科的界域并不是绝对固定和清晰的。专业槽的构筑体现了本学科的内在规定性,但它不应当成为学科整合的障碍。借助于贝卡利亚的思路,我们可以了解犯罪学的诞生与新刑法的问世所依据的整合机制。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不是刑法学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的产物,同时也是知识整合的产物。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哲学的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与哲学主题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 ,存在着巨大差异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东西方哲学语境的不同。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特点是拒斥近代哲学形而上学 ,关注现实生活世界 ,展现为政治批判、文化批判和道德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有巨大价值和意义。     

论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学理根据及其方法论意义

重塑哲学解释功能、建构哲学改造功能,使科学的解释功能和改造功能成为新哲学的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特性,是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学理根据,它寓于马克思对旧的哲学形态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重塑哲学的解释功能、建构哲学的改造功能的方法和逻辑给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启示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今天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目的就在于从中寻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时俱进的方法和逻辑。     

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与贡献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哲学思考与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与贡献。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与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作出中国化概括;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标准给予中国化阐释;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体系进行中国化构建。通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揭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理论价值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里程碑地位。     

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逻辑理路

中国现代化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当代发展。中国现代化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不仅内蕴着客观的历史逻辑理路,而且事实上始终遵循着整体性继承——个别性突破——阶段性整合的理论创新逻辑。     

中西人文精神的会通及中国文化精神的重建——唐君毅论中国人文精神（下）

唐君毅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重建及中国未来文化的创造，必须是在自作主宰的基础上于学理上、精神上、观念上、思想上将中西方文化精神全盘打通、涵盖融摄，再综合创造。大体上，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建立起自己立根立足的超越理想和理性心灵；明了各种西方文化精神形态赖以成立的共同理念基础；反求诸已以寻找我们欲学习的西方文化精神的内在根据以达合内外之道；充量理解西方文化精神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纯粹精神文化、中国社会文化精神以及中国社会生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