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性及其在侦查取证程序中的体现

侦查取证程序所查明的事实和获得的证据是实现刑事诉讼程序的实体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侦查取证程序又承担着保障人权、实现程序正义的重要任务。作为程序正义重要标准之一的正当性在侦查取证程序中应该体现为程序立法正当、程序运行正当与程序监督与制裁正当等三个方面,以确保侦查取证程序正当化的实现。     

侦查法治化的十大理念

侦查法治化包括侦查理念、侦查制度和侦查行为的法治化。其中侦查理念的法治化居于先导地位,既是侦查立法、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也是侦查执法、司法实践的精神指南。我国在推进侦查法治化过程中必须倡导和坚持十大理念,即法律至上理念、保障人权理念、权力制衡理念、正当程序理念、无罪推定理念、审判中心理念、证据为本理念、文明执法理念、适度公开理念、国际接轨理念。     

从侦查取证的角度审视陈灼昊案件

陈灼昊案件从死缓判决到无罪判决,侦查获取的多项证据被排除。从中可以看出公安机关侦查收集的证据距法庭采信、认定的证据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对此,侦查机关应主动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侦查终结前一定要认真审核认定的事实和收集的证据,侦查人员对自己实施的侦查取证行为要随时做好出庭作证准备,并注意对侦查取证过程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程序正义：公安刑事侦查的新坐标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更加注重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把改革的重心转向对案件质量有更大现实影响的审前侦查程序阶段，涉及侦查权限的变更占到了60％以上，对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刑事司法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成为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的新坐标。公安机关积极应对刑事诉讼侦查正义的更大挑战，应着力把握规范侦查行为、提升侦查质量、强化侦查监督等重点环节，从刑事侦查的基础、关键、保证等要素上体现程序正义。     

公安机关贯彻新《刑事诉讼法》应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公安机关转变刑事执法理念、规范行使侦查权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这些新要求,公安机关必须转变刑事执法理念,严格规制侦查权力,学会在监督下执法,加强侦查活动组织,进一步提高刑事执法工作质效。     

侦查目的之辩

以侦查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以及对后续程序意义的认识为基点,对侦查目的的界定,理论界有侦查独立说、公诉准备说和审判准备说之争。侦查独立说认为,三机关应该严格分工,各司其职,侦查就是确定犯罪嫌疑的有无,决定是否提起诉讼,有其独立的品格;公诉准备说和审判准备说的侦查目的学说中,侦查失去其完整的独立性,是为起诉和审判做准备。从程序间的内在逻辑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视域探析,侦查独立说和公诉准备说都存在问题,会导致刑事司法枉而不正之困境。通过对比研究,审判准备说从实体与程序两个角度皆能助推刑事司法公正之实现,且符合当今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之义。     

论我国预审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

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讼诉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要经过预审程序。9年来,对预审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学术界争论不一。概括起来有三种观点:一是公安机关侦查范围内的预审论。这种观点认为预审是一项侦查活动,是侦查的继续和发展。其作用是查明案件的全部事实真相;二是独立于侦查范围之外,为起诉、市判作准备的预审论。认为预审是公安机关侦查结案以后,为检察院起诉和法院审判进行的预备审理。其作用在于审查侦查所查清的全部犯罪事实;三是检察院正式起诉或者法院正式审判的     

论风险社会视野下公安执法理念的转换

当前，艰难和复杂的社会转型使中国社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并造成了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风险。面对这样的社会形势，公安机关一旦遇到突发性事件就显得束手无策。为此，公安机关必须端正执法理念，转变执法观念，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法理念，切实保障人权；确立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的执法理念；实现从重实体轻程序向实体与程序并重的理念；追求执法公正与效率并重。唯此，公安机关才可能自如地应对社会风险所带来的挑战。     

美国诱惑侦查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社会执法实践中广泛存在诱惑侦查的使用，关于诱惑侦查的法律和制度规制经过长期演变和经验积累，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诱惑侦查制度。本文通过对美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和具体实践的探究，以期为完善公安机关执法工作提供一些参考。我们应借鉴美国关于诱惑侦查方式运用的有益经验，加快有关诱惑侦查领域的立法进程，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执法实践中应正确认识诱惑侦查的合理性，慎用诱惑侦查手段，严格遵循程序执法，规范自身执法行为，积极改进执法方式。     

程序正义视野下的侦查公开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代表了刑事诉讼制度价值的双重性，同时也是侦查制度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标。侦查公开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必然要在兼顾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之间寻找一个最佳平衡点。本文从侦查公开的法理基础、侦查公开的必要性角度出发，引进行政法的相关原则来探讨如何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寻求这样一个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