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野中的法院功能

现代化不仅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框架,也是一种发源于西方并逐渐扩展至全球的运动。在此宏大背景下,作为子系统的法院制度改革关键就是如何对法院功能正确定位。对法院的形式功能(纠纷解决)过多的强化,会弱化法院实现规则之治的实质功能。法院的权力制约功能和人权保障功能应得到应有的重视。通过对政府权力进行理性的限制,对人权加以妥帖的维护,逐渐获得人民对司法权的信任和依赖,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良好调整。     

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法院的作用

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作用的理性定位是该机制建构及顺畅运行的基础性问题。鉴于法院专司法律的职责、法院的司法权威及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法治化发达程度,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构及运行过程中应该发挥协调作用、准则输出作用、指导作用和监督作用。     

论我国法院推进ADR

近年来法院所承担的直接解决纠纷功能越来越难以应对纠纷总量的激增,为了合理有效地利用司法资源,在不断探索和推动着法院角色的倾斜,其中ADR解决纠纷的基本功能,恰恰和法院的主要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契合的。法院推进ADR能克服ADR本身的某些弊端,具有正当性、实效性和可行性。     

对正义战争伦理观的理性思考

正义战争理论作为评判战争的合法性的依据之一,其理论本身不断发展创新,从基督教正义战争伦理观到资产阶级战争伦理观再到无产阶级战争伦理观,无不彰显人类对于战争的正义问题的理论与现实关怀。本文从理论源流的角度梳理了正义战争理论的发展脉络,以求对此问题深入探讨。     

理性的失落——对"器官异位案"的理性思考

法律对于理性人的假设,使法官在疑难案件的裁判中举步维艰。但任何一个具有正义感的法官都不应屈服于人类的有限理性。突破理论与实践中意识形态的束缚,创造性地适用法律并以此实现个案正义,是法官的必须选择。     

灾后法院法律纠纷解决调查

为更深入和具体了解地震灾害对法院纠纷解决的影响,2008年7月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调查分队就“灾后法院法律纠纷解决方面的问题”这一课题深入到基层人民法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实证调查。调查主要了解灾后基层法院涉灾案件的基本情况以及地震给法院正常诉讼工作带来的困难,同时获取了法院方面的相关统计分析资料与案例信息,从而对灾后法院受理的各类涉灾纠纷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作了调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纠纷解决的空间之维——以个案中的社会空间变迁为核心

通过一起乡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田野调查,发现村民对土地承包的意见分歧导致乡村内生秩序的分裂,即社会关系的部分紧张与瓦解。这意味着,土地作为自然-地理空间被以契约的形式介入了承包方和承租方不同的社会空间后,又被分裂的承包方两类不同的社会空间所制约,从而自然-地理空间被社会空间嵌入。其中,由于乡村权威的式微以及村委会解决不了纠纷,村民通过法律救济成为另一种空间的选择,这个过程是法律权威替代村庄权威的过程。这样一来,通过法院/法庭空间实现乡村纠纷的正义生产,成为村民的终极认知空间的价值追求。当代乡村社会空间不断与国家的制度空间交汇融合,是中国乡村转型的一个主要取向,也是进行乡村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乡村法治的前提及基础。总之,空间构成纠纷解决的一个维度,是纠纷解决的一个变量。     

法院调解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的发布及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被确立为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重点改革项目.法院调解制度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种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基层法院法官职业道德建设

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应紧密结合法官队伍现状 ,重点对基层法院法官队伍进行职业道德建设。文章首先分析了当前基层法院法官队伍的现状 ,进而提出了加强基层法院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设想。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一项有着悠久传统且极富特色的司法制度.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着过分强调调解,忽视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造成调解自愿原则事实上被虚化,诚实信用原则和社会公序良俗原则被破坏,在一定程度上使违约、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制裁.因此,改革和完善现行调审结合的调解制度,借鉴其它国家的先进司法制度,对调解程序、适用范围、效力以及相关制度进行构建,使调解制度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司法制度文明.     

提高基层法院执结率的建议

我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都专章制定了执行程序,为我们在执行过程中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操作规范。但在当前的司法执行实践中,各基层法院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实际执行结案率仍然不能提高,执行积案逐年增加,社会反映执行难的问题日益强烈。这一不良现象已严重损害了法院的整体形象,挫伤了当事人的诉讼期盼。     

司法资源下沉的实证分析与理性思考——以基层法院为视角

社会转型带来纠纷质与量两个方面的变化,暴露出传统分散调解机制资源浪费的现象。一方面是法院外各种调解和仲裁资源大量闲置,另一方面是法院面临案多人少的压力。我国《人民调解法》实施后,在实践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并出现与立法预设并不完全一致的发展趋势。     

法院执行公开与程序规则的设置

人民法院执行公开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是解决执行难、执行乱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审判公开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实行程序正义、"阳光司法"的重要保障.本文基于有关司法解释和深圳市司法机关的做法,从执行公开的目的、范围和具体制度进行探讨,以期完善执行公开执行制度.     

论法院调解中民族民间规则的引入

在法院调解中引入民族民间规则,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但必须有所限制。国家法与社会法的互动是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应不断探索如何在二者的互动之中推动法制完善。在法院调解中引入民族民间规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我国法院附设ADR之探讨

法院附设ADR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 ,它以法院附设的调解和仲裁为基本类型 ,是国家司法行为和当事人合意行为的结合 ,并以公平、正义作为自己追求的价值目标。法院附设ADR可以使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 ,解决我国社会不断增长的案件数量与法院相对不足的消化能力之间的矛盾 ,因此对我国法院附设ADR制度的原则、案件范围、调解人和仲裁人的资格问题以及最低程序保障等问题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紧迫而且有必要。     

行政诉讼证据补充规则的构建

在我国行政法治背景下,行政诉讼证据补充规则存在立法零乱和理论研究分散的问题,具有完善的必要性。补证规则应当对诉讼中的各类主体进行分类剖析,将公正、公开、公平的程序正义理念一以贯之,在“先取证、后裁决”的程序规则下细化各类诉讼主体的补证权,从而实现各方补证关系的和谐配置。     

举证责任问题的理性思考

举证责任的功能与举证责任的性质应当区分开来,前者是为促进案件事实的发现,并为在事实真伪不明时确定由哪一方承担败诉的风险,从而为法院裁判提供方向性的提示;后者则是确定当事人在公法上的义务,要求当事人协助法院发现真实.为实现公平和公正,应当综合举证责任分配的两大学说,完善我国的举证责任制度.     

互联网法院的演进逻辑与功能定位

互联网法院作为网络思维、网络技术与现代司法深度融合的产物,它是以“网上案件网上审”为审理思维,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手段,将网络案件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送达等诉讼环节在线化,构筑前置化调解、ODR、诉讼等多层级、多元化的解决网络纠纷的专门性审判机关。互联网法院作为我国网络治理模式的“试验田”,其演进历程与法院信息化建设息息相关,从1995年的萌芽至今,互联网法院演进逻辑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初创期(1995年)、探索期(1996—2011年)、快速形成期(2012—2018年)、实践期(2019年至今)。从语义与实证分析可窥见,互联网法院的功能定位为解决网络纠纷、便利民众以及探索网络治理新模式,旨在建立高效、便捷、专业、低成本的网络纠纷化解机构,从而推动网络纠纷的专业化治理和网络空间治理的法治化。     

中日法院书记员体制之比较--兼谈我国法院书记员体制改革的走势

通过对中日两国法院书记员遴选、任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比较 ,探视中国法院书记员体制改革的垢弊 ,提出我国法院书记员体制改革的新路径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正义理论

密尔在《功利主义》第五章中讨论了功利主义与正义之间的关联,通过将功利与正义的观念和与正义相关的情感联系起来,说明了功利主义和正义并不矛盾。功利主义和正义的这种相关性是通过规则建立起来的,密尔强调规则的作用这一事实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将功利直接与正义联系起来的行为功利主义者,但他也并不因此就是一个规则功利主义者,而实际上是一个间接功利主义者。同时,他还强调了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