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行政权向司法权的转换

劳动教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制度 ,但其在实体构成和适用程序方面都明显违背刑事法治和程序正义的基本精神 ,亟待改善。只有将劳动教养行政权转换为司法权 ,才能使劳动教养获得正当性。     

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论纲——以行政诉讼为视角

行政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诉讼过程的运作无不涉及到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如何规范与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行政诉讼不可回避的问题。     

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也是行政诉讼中一个特有的问题。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宽泛程度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对此 ,有的学者认为所有的行政行为都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既不可能 ,也不必要 ,行政诉讼应实行受案范围的有限原则 ;也有的学者主张从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出发 ,一切行政行为都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文试图从行政诉讼的价值基础 ,立法宗旨 ,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入手 ,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予以剖析 ,并提出笔者的一点粗浅的认识。     

宪法框架下司法权监督问题刍议

依法治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为依宪治国,其要求所有活动的评价标准必须统一于宪法,接受宪法监督.司法权作为维系法律生命的重要权能对保障权力运行,实现权利保障和社会公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宪法框架下重新架构司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应树立司法权威观,摈弃司法权力观,完善司法权监督的自律性制约机制;且以宪法为依据完善司法权的外部监督.     

警察权是行政权

警察权是行政权。这是因为：1．警察权在国家权力谱系中所处的位置决定其权力属性;2．侦查权具有完全的行政权属性而不具有司法权特征;3司法机关所具有的行政权应予剥离。     

司法权的独占性与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

司法独立包含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司法权的独立 ,司法权的独立则要求司法权具有独占性 ,即司法权归属而且只归属于司法机关。监禁权属于法院不可让渡于行政机关的权利。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这一原则确认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从这一基本前提出发 ,属于司法权性质的权力不能由行政机关行使 ,否则行政权就对司法权造成分割 ,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独立性就因权力被分割出去而受到损害。由此可见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含有行政机关行使属于司法权范畴内的权力而存在着合法性危机 ,这一危机随着《立法法》的颁布实施而更加凸显出来 ,本文建议理顺我国的国家权力配置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刑事执行权的行政权定位及其影响

刑事执行权在授予刑事执行机关行刑权力的同时,也提供了刑事执行存在的合法性。在刑事执行权的权力属性问题上,存在着司法权说、刑事行政权说和司法权、行政权统一说等不同见解。尽管行刑权与量刑权同属于刑罚权的范畴,但性质截然不同。行刑权的主体应当是行政机关,其执行的内容不具有司法权属性。将行刑权定位为行政权,不仅有利于明确行刑机关的职能,推进刑事执行主体的变革,而且有利于规范行刑机关的行刑,保障刑事执行的有序有效以及罪犯的合法权益。     

行政诉讼责令重作判决之反思与重构——以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为视角

《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关于责令重作判决的规定过于抽象,司法适用出现困难,作出责令重作判决引起争论较多。建议以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作为研究视角,秉持＂司法最终救济＂为相对人权利救济的最终原则,基于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关于责令重作判决的适用范围的规定进行反思与重构。     

百年中国司法权体系的发展进程及现实反思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司法能否独立,直接取决司法权体系能否独立与完整。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司法权体系肇始于清末,至今时届百年。在这不算短的历史长河中,司法权体系的发展经历了大陆法系模式、三权分立模式、五权分立模式及社会主义模式,由于缺少良好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环境,其独立进程坎坷起伏,障碍重重,难以健康发展,对国家政治稳定及社会秩序造成过巨大负面影响。反思百年中国司法权体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为当下中国建立健全真正独立完整的司法权体系、促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寻找良策。     

列宁社会主义司法独立思想的形成与演进

在领导社会主义的司法建设过程中,列宁阐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关系的思想理论。由于受到巴黎公社体制的影响,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列宁主张司法隶属于行政。当苏俄国家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司法隶属于行政的弊端显现时,列宁与时俱进地提出司法独立于行政的体制构想,并将这一构想付诸苏俄社会主义的司法体制建设之中。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体制不同,在列宁的社会主义司法独立思想理论中,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只是职能的分工不同,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相互独立,但两者都受立法权的领导,由立法权产生。根据这一理论,列宁创立了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的司法体制模式。     

司法行政权对司法独立的保障与干涉——第三轮司法改革的展望与隐忧

司法行政权内在隐含着对司法独立保障与干涉的双重倾向.司法行政权的配置与行使关系着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切身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它们都不是中立的,不能做到利益无涉.因此,能否实现司法行政权的合理配置决定着第三轮司法改革的成败.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针对的仅仅是司法行政权在司法系统内部的调整与重置,这是有局限性的.我国要想彻底革除司法不独立的痼疾,应当对司法委员会模式予以借鉴.     

行政权含义新解

行政权是行政的核心，更是行政法学的基石范畴。学界关于行政权含义的解说可归结为传统学派与现代学派两大类。通过对行政权含义诸说之评析，文章认为，行政权指行政权主体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凭籍自治或法治所拥有的、运用强制性或服务性的方式管理行政事务，旨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公共权力，蕴合社会行政权与国家行政权两种形态。     

村民自治中行政权干预的思考

对行政权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存在着要求村民自治摆脱行政权干预的认识误区,行政权可以而且应当在村民自治制度运行中进行适当的干预。同时,由于基层政府的管辖范围广,行政管理任务繁重,实践中行政权侵犯村民自治权利、对村民自治事项的不当干预广泛存在。为了实现行政权在农村基层社会的合理运作,应当首先从法律上明确行政权和村民自治权的界限,而在组织结构改革方面以设置基层政府的村级派出机构为宜。     

论理想的军队司法权——军队司法权性质再认识

准确把握军队司法权性质,需要认识军队法治与社会法治的区别.把国家司法权理论中的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全盘引入军队,表现为军队中司法权与军队指挥权的完全剥离,在理论上、实践上是不可行的.军队引入权力制约机制,是为了军事目标或军事利益的实现,而不是将军人的权利凌驾于军事目标和利益之上.军队司法权是司法权和指挥权的下位权力.军队司法制度应当以战时军队司法制度设计为出发点,遵循战时到平时再到与地方法制接轨的思路来实现.制约但不是阻碍军事指挥权实现是军队司法权的理想形态.由军事指挥人员与非军事指挥人员联合掌握司法权,能够在司法公正与军事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实现既有利于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又有利于维护军人权益的司法结果,应当成为战时军队司法资源配置的理想模式.     

司法权异化解读

司法权具有多义性,但主要指审判权即裁判权,异化是哲学上的概念,司法权的异化是对其本质与价值的背离,司法权异化后具体显现为攻击性、混沌性、非终结性、非及时性,从而异化为一种侵犯公民权利的恶法。我们必须对司法权的异化进行矫正,寻找规制司法权异化的“阿基米德基点”,恢复其应有的正义品格,创造一个良好的司法权运作范式。     

论法律对行政权的控制

行政权在现代社会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且日益呈现出扩张的趋势.行政权的行使关系着人民的切身利益,若对其不加以控制,就难以实现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要求法律对行政权进行控制.本文力图从立法、公民权利、司法权及行政权内部等几个方面阐述对行政权的控制.     

对我国检察权做为司法权的正当性的反思

检察权在我国历来被认为是一种司法权 ,但是其正当性何在 ?本文通过对司法权的本质的分析 ,提出了对检察权作为司法权的一些质疑 ,反思了检察权作为司法权的正当性。     

行政权特征与规范

行政法治的途径之一是加强对行政权的限制,但行政权行使的诸多方面却是与法治无关的,或者是法治所无法彻底解决的,这一点可以从行政权的固有特征中揭示出来。因此,行政法治所涉及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理论上简单的限制,而是应努力寻找到行政法治的真实对象和可行途径。     

略论司法权的限制

我国的法治传统积弱,公民的法律意识淡漠,大力推进法治,树立司法权威是当前十分迫切的需要。与此同时,充分认识司法权的有限性,防止因司法权的滥用而走向事物的反面同样也是确立司法权威,维护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本文即从法官权力的程序限制和其权力行使方式限制的角度出发,折射司法权的有限性,从而对我国司法权的定位进行一番梳理和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