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遣送制度应予废止

收容遣送已演变成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措施。它违背了宪法基本原则 ,严重滞后于我国现状 ,应予废止。     

审查逮捕诉讼化改革的反思与重构

逮捕是在较长时间内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系国家公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现有审查逮捕程序中立性缺失、行政化色彩浓厚、对抗性不足、缺乏相应的救济渠道,不符合司法权的运作方式。审查逮捕诉讼化改革关键在于塑造"控、辩、裁"三方诉讼模式,落实庭审化、对审化,确立"优势证据"标准,体现司法活动的亲历性。     

行政赔偿范围评议

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赔偿范围包括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范围和侵权损害范围。行政赔偿职务行为范围主要包括违法拘留或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非法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暴力行为、不作为等;行政侵权损害范围包括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其中,国家对行政侵权精神损害也应当予以适当赔偿。     

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质疑

收容遣送制度在最初的设计上，是一种救济制度，后来演变成一项限制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制度。就内容上来说，其中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与我国现行宪法以及有关法律相抵触。在实践中，收容遣送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很多方面缺乏公正性，必须予以废除。     

关于我国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思考

人身自由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是公民其他一切自由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的宪法和普通法律都有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保障规定.但是,我国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保护还有不足.为了改变现状,我国应从宪法性条文、宪法的实施效力、法官和法院独立等方面加以完善.     

美、中两国人身自由宪法保护比较分析及启示

人身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宪法权利之一。美、中两国宪法文本对人身自由的规定以及两国人身自由保障的宪政实践各不相同。本文通过对美、中两国人身自由宪法保障的比较研究，以期对我国宪法人身自由保障有所借鉴。     

违宪主体之辨析

违宪主体资格的认定是违宪审查制度的重要内容，而学者们普遍认为，违宪审查的对象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民的行为，这实际上是把公权力主体和私权力主体都视为违宪主体。作者通过考察“宪法的起源”、“宪法的功能”、“宪法规范的特征”和“权力与权利的归责原则”，得出了只有公权力主体才是违宪主体，私权利主体不是违宪主体的结论。     

物权法的实施对行政行为的影响

民法和行政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行政法属公法范畴。规范公权力，民法属私法范畴，规范私权利。物权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与行政法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上是一致的。是重合的。由于物权法是基本法。对物的归属和利用作了基本定位，这就对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目的的行政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行政法是规范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维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合法权益的法，在物权法规定物的归属和利用的情况下，行政法的作用是通过公权力的实现，保证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实现，即私权利是通过公权力的实现来实现。因此，物权法对于执行公权力的行政机关来说，     

中国死刑罪犯生育权研究

生育权是公民的应有权利,也是法定权利,但是对于死刑罪犯国家司法机关有权进行羁押,因而产生了公家公权力与死刑罪犯法定权利的冲突。由于死刑罪犯的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了危害结果,理应接受司法机关的羁押,因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生育权也因此无法实现。在现代科技发展的今天,在不扰乱羁押秩序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人工授精实现死刑罪犯的生育权,但因为人工授精造成司法资源浪费、无法实现男女平等、一次受精不成功后续问题无法解决、不利于所生育子女的健康成长等原因,加之限制其生育权并不违背人道主义、也没有限制到罪犯配偶的生育权,因而仍不适合用人工授精的方式实现死刑罪犯的生育权。     

刑事同意搜查的正当化要件分析

刑事同意搜查是执法者通过得到相对人自愿的同意而进行的搜查。它以公民人身自由、住所及通讯秘密不受侵犯的基本权利的行使为合法性基础。刑事同意搜查的实施不仅要满足一般无令状搜查在发动、执行上的必要性、适度性要求,还应当遵循特殊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以保障被搜查人的自愿性,防止追诉者滥用公权力侵犯被搜查者的基本权益。     

刑民交叉案件处理的宪法路径

刑民交叉案件带来的法律适用困境,看似是刑法与民法的冲突,实则是宪法层面上刑法与民法的范围确立之争.尽管刑法与民法的目的 都是为了保障公民在宪法上享有的权利得以充分落实,但是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易确定,法律实践存在把民事纠纷拔高为刑事犯罪的问题.刑民冲突的本质是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与限制基本权利的公权力的关系探讨,最终是宪法层面的问题,刑法理论以往有关刑民交叉处理模式的讨论忽视了这一最终问题.比例原则作为宪法性原则,为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思路,处理刑民交叉问题,当以比例原则的三个子原则为审查标准,对刑法介入的正当性进行检验和论证,防止刑法的不当扩张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论定罪前的司法追究行为

在刑事诉讼中,为了查明犯罪,惩罚罪犯,公检法应依法履行权力,逐步开展侦查、起诉、裁判等刑事司法活动。被追诉人积极配合公权力机关的刑事司法行为是公民容忍义务的要求。无罪推定是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接受公权力机关的限制是被追诉人的义务,这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貌似矛盾,实则合理。刑事司法追究行为在实践和法理上都存在逻辑的合理性,但也应设计一套制度来防止其对公民的不当侵害。     

舆论监督与法治建设

法治国家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公权力必须得到有效制约。而如何制约公权力?纵观西方法治发展的历史,主要有权力制约权力、权利制约权力、民主制约权力、责任制约权力、法律制约权力等几种传统模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斯特瓦特提出充分反映言论自由的“第四权力理论”,从而崛起了与立法、司法、行政权力并列的第四种权力,即舆论监督。它被普遍认为是公民社会唯一能够与公权力相抗衡的民间力量。从而成为公民监督制约国家公权力、消除权力腐败现象的“利剑”,同时又成为保障公民权利不受非法限制和侵犯的“盾牌”。近几年来,…     

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质疑

收容遣送制度在最初的设计上,是一种救济制度,后来演变成一项限制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制度。就内容上来说,其中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与我国现行宪法以及有关法律相抵触。在实践中,收容遣送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很多方面缺乏公正性,必须予以废除。     

浅析公安微博语境下公民舆论监督权的实现

随着社会的进步,公民对自身舆论监督权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安机关率先开通了公安微博,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凸显出诸多优势,如保证了公民言论自由权与知情权,监督和制约着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公权力的行使;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负功能,如公民舆论监督权的实现与公安机关行使公权力及保护其他公民私权利都存在冲突.为了更好地在公安微博语境下实现公民舆论监督权,应进一步完善其基本功能,尽可能保障公民的舆论监督权;应以公共利益为重,在必要限度内对公民舆论监督权作出限制；应明确责任,追究侵权者相应的法律责任.     

非典危机引发的公民权利问题刍议

非典危机凸显政府预警和应急机制的局限,更反映出我国公民权利实现和保障上的问题。我们应以公民知情权和人身自由权为核心,借鉴国外维护和保障公民知情权的经验,在宪法和法律层面上规范和实现公民知情权,尽快制定《信息自由法》。同时,从个人自由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平衡的角度,分析抗击非典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合理限制,强调坚持“法律下的自由”。     

从刑事诉讼法修正论刑事强制措施之完善

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在确保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和保障人权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中适用最多的是拘留和逮捕.作为在公民被做出有罪判决之前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强制措施尤其是拘留和逮捕对于公民自由的限制程度是相当严厉的,其在实施的过程中极易对公民的人权造成侵害,所以对于强制措施使用程序上的限制,便成为了有效保障公民人权的必然要求.加强检察对侦查的监督应通过“检警一体化”,即通过赋予人民检察院立案控制权和侦查指挥权来实现.     

试论法治的价值追求及其在中国的实现

法治本身不仅是一种法律制度，而且包括着一种价值追求。法治的价值追求的实现，依赖良好的立法，要求法的制定要符合正义、平等、自由、人权的价值取向；要求执法官员具有良好的法的价值修养并正确地做出法的价值选择；要求树立法律的权威，保障公民合法权益，限制公权力的滥用：要求进行法治观念的改革，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论国家赔偿责任的性质

作为一种侵权赔偿责任，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的本质区别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基于公权力违法行为而产生的违法责任，而且在于它是因公权力活动的潜在危险性所引起的风险责任，是为了补救公权力活动所造成不正当损害后果的公平责任。从人性的差异性，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技术发展的无限性等主客观条件来看，侵权损害是国家管理活动所必然蕴涵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风险成本，因此，国家赔偿责任首先是一种公法上的管理风险责任。另一方面，这种风险责任的目的和功能在于使受害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与其他公民同等的状态，其范围取决于公民因国家侵权行为遭受的权益侵害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应当予以公平补救的特别牺牲，因此，国家赔偿责任本质上又属于公法上的一种公平补救责任．国家赔偿性质的多重性直接决定了归责原则的多元化和结构化。     

强制医疗前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一章,个中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此类措施因涉及国家公权力运用与公民人身自由保护的衡平,构建和实施理应更为谨慎。而我国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显然未能给予与其重要性相当之关注。强制医疗前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性质、适用条件、期限场所和监督救济等问题亟待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