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近几年,问责官员"悄然复出"事件频发,又一次"触犯众怒",这背后折射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诸多缺失,本文试分析问责官员复出的特点,以此为基础,从法律、文化、监督以及民众四方面来分析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失范的原因,并试图从中国古代问责制度和西方问责制度中找寻解决途径。     

行政伦理视域下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的缺失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现象严重,整个社会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公众民主参与政治意识薄弱,官员问责意识淡漠,行政问责文化建设相对滞后。本文基于行政伦理的视角,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状出发,阐述行政问责文化的内涵及作用,通过反思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的现象,从行政伦理角度探求了建构和重塑行政问责文化的路径。     

比较研究视野下的异体问责展望

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各自发挥功能和优势,共同实现对政府及其官员及时有效的问责,才是更值得期待也更完善的行政问责。应当认真借鉴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开展异体问责的成功经验,通过激活问责主体、完善问责制度、优化问责环境、培育问责文化来不断完善异体问责制度,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点的行政问责体系。     

社会问责与我国监督体制分析

在西方发达国家，问责制是一种追究公职官员责任的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某官员出现失职、渎职并造成不良后果或损失，或者出现个人行为不端、生活丑闻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等问题，该官员立即就会出来公开道歉，甚至辞职，情节严重的，还将导致其上司公开道歉或辞职。2004年4月由SARS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官员问责制”的广泛关注，带动了对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问责实践的探索。作为行政问责的有益补充，社会问责在政府外部监督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我国的行政问责机制起步较晚，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有效地问责机制，使之能加强我国的行政、社会监督体制是本文所要阐述的。     

我国行政问责的现实问题、成因与对策

我国行政问责存在不少问题,包括问责启动偶然性强、被问责者任职时间多被忽略、问责事项局限性大、法定问责方式常被弃用、被问责官员轻易复出等等。这些问题源自行政问责法制有缺陷,行政职责的严格对位落实欠佳,问责依法施行常见偏差,配套规定出台迟缓,运行机制保障乏力。因此,我国需要完善统一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落实行政执法的责任制,健全、强化行政问责运行机制。     

关于完善我国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官员问责是我国公共部门人事制度改革中的重要环节,它的推行将在完善行政监控机制、提高政府工作效率、重塑政府形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根据近年来的实践情况,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官员问责制已成当务之急。     

行政问责的实践困境与法治化对策分析

行政问责,是特定问责主体针对政府及其官员就其权力的行使和职责的履行情况而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行政控制机制。目前,在我国,由于制度缺失,致使行政问责实践中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为此,我国应该大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加快行政问责法治化进程,建设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从而不断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行政问责后的官员复出机制初探

我国的行政问责这些年持续发力,体现了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应有的责任和态度。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是官员问责制度的延续,也是对问责效果的检验。但目前被问责官员复出制度方面存在着许多漏洞,问责制度要想起到实效,必须要对官员复出机制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     

公民问责：价值、问题及对策

公民问责,是以个人权利制衡国家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核心价值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并预防政府官员失责行为的发生,其法理依据在于＂权为民所授＂。在我国现代社会中,公民问责存在许多实际问题,践行公民问责的有效途径：增强公众问责意识,塑造行政问责文化;建立信息平台机制,畅通问责渠道;完善公民问责法律制度,保障公民问责主体权利。     

我国行政问责的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以问责事件为分析对象

随着近几年我国官员受到问责事件的不断出现，逐步显示出我国领导人建设责任政府的决心。虽然许多政府高级官员在此类事件中“落马”，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存的行政问责尚未形成一套可供操作的制度，因此其存在许多缺陷和弊端。应当通过提高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度、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合理划分行政权力、构建问责程序的方式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西方现代行政问责体系及对我国行政问责建设的启示

本文以西方现代行政问责范式中较有代表性的等级问责、职业问责、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为研究对象,研究每种问责关系的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实现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内行政问责研究及实践现状进行归纳,总结对构建我国行政问责体系可以借鉴的经验。     

由“问责风暴”谈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的完善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安全事故频频见诸报端,有不少官员被依法追究行政法律责任,其影响之大被媒体形容为中国掀起"问责风暴"。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对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完善的思考,问责应当形成常态机制,而不能是运动式的追责效果,在这方面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廉政公署"制度,健全公务员行政问责机制。     

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制度重构

我国异体问责制度长期处于"缺位"状态。本文针对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加强人大问责、改进司法问责、明确民主党派问责权限、拓宽公民问责渠道、规范新闻媒体问责等方面提出完善行政异体问责制度的建议。     

新型行政问责文化的构建

当前,行政问责在制度上得以不断完善,但在文化建设上却相对滞后,影响到行政问责的进一步推进。因此,建设新型行政问责文化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新型行政问责文化应以民主法治、共同参与和官员道德自律为目标选择,用正确的理念、完善的制度和深入的教育引导、塑造、培养新型行政问责文化。     

授权与问责:澳门特区官员问责制审视

官员问责制是责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澳门特区政府适应社会变革对政府责任的新诉求,于2009-2010年集中推出了与官员问责制相关的系列法律规范,从责任主体、责任范围、责任类型以及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方面构筑了官员问责制的基本法律框架,并体现出兼具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的混合型特征。作为一种新制度规范,要使官员问责制取得预想的法律效果,还需要配套与完善程序性与细则性规范,并改革为其提供前提条件的行政授权制度。     

反思与厘定:行政问责制概念再探讨

我国意义上的问责制就是指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不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而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行政问责承担的是一种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其问责对象应是各级政府首长以及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问责范围是因社会重大公共事件而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以致有损政府和官员形象的行为。应将行政问责严格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避免泛化、滥化倾向。     

从“同体问责”到“异体问责”——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主体

我国实行行政问责任制的方向十分明确,行政问责制对于我国建立责任政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行政问责任制的问责主体包括同体问责任和异体问责。根据实际情况,我国目前主要是同体问责,异体问责并没有发挥其应用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加强异体问责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中的作用。     

制定《行政问责法》:法理和实践的双重需要

从法理上说,我国行政问责立法滞后并且存在一些漏洞,同时,各地方行政问责规章之间缺乏统一性。在实践上,出现行政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事由太窄、责任主体承担责任不全等问题。无论从法理上说还是从实践上说,均需要我国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     

从问责要素看我国行政问责发展中的不足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制约性的制度安排,自实行以来,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和公共部门建设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但从问责要素来看,我国行政问责中存在问责主体单一、客体不清、问责范围过小、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推行制度问责、法律问责,实行问责主体多元化、问责与绩效评估相结合是目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之义。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要有效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二是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三是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四是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