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的死缓制度

死缓制度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死刑执行制度,其设立是我国坚持＂少杀、慎杀＂政策的具体体现,是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的具体落实。但实践中死缓制度的执行效果并不好,在立法技术上还存在漏洞和不足,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改善。     

浅析死缓制度之缺陷

死缓制度是中国刑事立法独创的一种制度,对中国死刑的实际执行起着重要的限制作用,是"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中的显著体现,但由于死缓制度本身的缺陷和操作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死缓制度对死刑执行的限制功能受到了较大的削弱。     

死缓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死缓是我国现行《刑法》明文规定的一种死刑执行制度,是我国独创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制度设计.作为死刑执行方式的一种重要方式,死缓既能保留死刑的威慑力,又能有效减少死刑实际执行的数量,在我国刑法体系中有着独特的价值.但目前死缓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如适用范围不明确、与死刑立即执行衔接不够紧密、执行死刑的条件过于宽泛等,使得死缓限制执行死刑的价值无法充分发挥.本文在分析这些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些许完善死缓制度建设的建议,使死缓制度有效发挥其价值.     

论死缓制度的缺憾及其弥补

死缓制度是我国刑法独创的死刑缓期执行的制度,既可以通过保留死刑实际执行的可能性而维护死刑特有的威慑力,又由于被判处死缓的人事实上基本都没有被执行死刑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刑罚的教育功能和改造功能。死缓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但该制度在理论及实践方面都存在着缺憾,从而限制了死缓制度效用的发挥,有必要在理论上加以明晰,并提出相应的弥补措施。这样不仅能够发挥其本身的特点,而且将成为目前我国限制死刑的合理且现实的选择。     

死缓制度问题研究

死缓制度是中国独创的一种死刑执行制度，它在减少和控制死刑、促使犯罪分子改过自新、安慰受害人、更好地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缓和死刑存废之争、逐步废除死刑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论述了死缓制度的缺陷和进一步完善死缓制度的措施。     

论死缓制度的立法完善

死缓制度在我国当前形式下具有不可或缺性。但现行死缓制度还存在如下缺陷:死缓的适用条件本身过于模糊;以死缓执行期间的故意犯罪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不合理;对于死缓执行期间有无一般立功表现同等对待不合理;对于死缓犯在死缓执行期间既有故意犯罪又有重大立功表现未作规定;关于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时间未明确规定;对于死缓犯的减刑、假释问题,发现漏罪的情况如何处理也未作规定。为此,提出如下立法完善建议:明确规定死缓适用的实质条件——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的范围;将死缓改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故意犯罪作出严格限制;针对有无一般立功表现进行区别对待;对既有故意犯罪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情形作出合理规定;明确界定死缓变更执行死刑的时间;将死缓犯的减刑、假释纳入刑法规定当中;立法明确规定死缓执行期间发现漏罪情形的处理。     

死缓制度的合理性反思

虽然死刑缓期2年执行制度被誉为新中国刑法立法上的一大创举,并且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该制度具有限制、减少死刑的功效,但是由于该制度存在助长死刑判决数量、导致司法不公、助长法官的司法惰性、易滋生司法腐败等问题,基本不具有现代刑罚应体现的人道性价值,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冲突,在逻辑上也难以自洽,因此应逐步废止该制度。     

我国死缓制度的产生、发展及思考

死缓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死刑执行制度 ,是我国慎用死刑的重要表现。死缓制度萌芽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时期 ,被 1979年刑法确立以后 ,又逐步向前发展 ,直到 1997年刑法修改完善。可以预见 ,随着刑法发展的国际化 ,死缓制度必将为完成减少死刑 ,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使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中国死缓制度的三维考察

死缓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乃至世界刑法制度的创造性贡献。死缓制度,就其历史演绎而言,经历了从政治策略形态到法律制度形态的嬗变进程;就其价值蕴含而言,体现实践理性而非逻辑理性;就其技术操作而言,存在刚柔失调的问题。     

死缓制度立法的规范分析及其建构

从观念形态和立法技术层面，对现行刑法中的死缓制度进行双重考察，可以肯定现行刑法对死缓制度的修订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对原刑法的重大突破和超越，但理性分析现行死缓制度的立法规范，相关条文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在死缓的实质条件，死缓的执行死刑的条件、死缓减为有期徒刑的条件规定上还存在不足。死缓立法还需进一步规范。     

死刑改革的先声:浅谈我国死缓制度的价值与完善

废除死刑虽已成世界潮流,我国基于具体国情,死刑仍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限制死刑执行已成为全民共识.死缓制度是我国限制死刑的重要手段,其本质为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即“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如何完善我国死缓制度的适用以条件及具体执行方式,将是我国死刑改革的重要议题.死缓制度的进一步优化,将加快我国废除刑法的步伐,推动我国社会中理性、文明的刑罚观念的形成.     

论留有余地判处死缓案件——兼论判决结果的相对合理性

一、引言从法治社会的要求来看,司法审判应遵循严格的法律推理过程,即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根据确认的案件事实,直接援引相关的法律条文,并按照形式逻辑的推理方式,得出判决结论。但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错综复杂,而每个执法者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证据的采信、对法律的理解又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事物的合理性评价标准也存在多元化的特征,因而,案件的审判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特征。具体到刑事审判而言,案件事实认定在许多情况下也只能达到相对真实,继而对被告人的量刑结果,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罪刑相适应。下面,我们通过一…     

从李昌奎案检讨数罪并罚时死缓的适用

实践总能给反思立法提供新鲜血液,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一案在一审、二审中出现的由死刑改判为死缓这种生死两重天的局面所引发的巨大争议,在引爆民意与司法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之余,亦提供了检讨数罪并罚案件之死缓适用标准的契机。数罪并罚从反向上意味着行为人的违法性大小与有责性大小胜过同种单独犯罪,如果数罪中有一罪达至死缓的标准,则其他犯罪之责任不应因吸收原则的贯彻而被抵销,相反却可以成为死缓适用的阻却事由。     

死缓制度的刑事政策意义及其扩张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看,死缓制度的意义就在于限制死刑,然而在目前的制度和社会条件下,该意义本身却受到了限制.要使该项制度限制死刑的意义得以彰显,就必须对我国的死刑制度进行变革,即将死缓变为通例,而使死刑立即执行成为例外.     

试论死缓制度过度适用的原因及控制措施

当前对死刑限制和废除讨论的重点已从立法转向司法,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死缓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被过度适用。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向是过去原本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在现今大都适用了死缓制度,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既有违死缓制定的初衷,也曲解了限制和废除死刑的本来含义。必须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对死缓制度的适用进行控制。     

犯罪梯度设计——罪刑相适应的基础方案

犯罪梯度是指将犯罪行为按一定的标准进行的排列。建立犯罪梯度 ,是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需要。因为刑罚方法可以形成自然的梯度 ,而犯罪行为无法自然形成梯度。所以 ,需要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 ,将主要犯罪行为进行排序。有了犯罪梯度 ,我们就可以将犯罪与刑罚建立对应联系 ,最大程度地避免量刑上的畸轻畸重。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几种犯罪之犯罪梯度设计

现代刑法学的发展和对人权的保障要求在立法中贯彻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这就要求建立犯罪梯度,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进行排列,在此基础上对刑罚进行合理、科学的设置,以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实践,使刑罚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     

死缓制度：中国式“智慧”

缓刑在很多国家都有适用，但将缓刑的“以观后效”精神运用到死刑上的，只有中国。在死与不死之间刚性的选择中，中国人发明了“死缓”。中国有死缓的“传统”。明清两代的死刑分为两种：立决，监候（斩监候、绞监候）。前者是死刑立即执行，后者也就是俗称的“秋后问斩”。死缓作为“缓一缓”、留有余地的量刑选择，长期存在于司法人员的意识中，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首部刑法实施之后。比如，1984年，湖南省人民法院某法官对于死缓的理解是：“杀掉既不慎重，放人又不严肃。所以，对这种情况，为了慎重起见，留有余地，判处死缓为上策。”     

死缓制度改革刍议--兼谈对我国刑罚体系的反思和重构

2011年以来，两起颇受社会各方关注的故意杀人案件（药家鑫案、李昌奎案）将原来主要由法律专业人士研究的死刑问题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也使“死缓”这一我国“特有的死刑适用方式”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笔者认为，死缓制度主要源于革命战争时代和建国初期临时运用的一种刑事政策，曾经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建国60多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司法实践证明．死缓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弊端，不能适应当前国家法治建设的需要。实践中，判处死缓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不但使司法裁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也给司法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并导致大量的申诉上访，由此付出了昂贵的司法成本，且死缓虽无死刑之实、却具死刑之名，在国际舆论上也给我国造成很大的被动。因此．笔者认为．对死缓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建议取消这项制度，同时进一步控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严格无期徒刑的减刑条件．相应提高有期徒刑的上限．使我国的刑罚结构更加科学合理。